有一些名字

因为要写有关“安徽围棋”的文章，我得到一些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围棋界曾有这样两个辉煌的名字：过旭初、过惕生。对于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这两个人就是围棋界的开国元勋。

过旭初曾是段祺瑞府中的高级棋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黄宾虹主办的《艺观》刊登弈话和棋局，在圈内红极一时。50年代受李济深之邀，与弟弟过惕生一同任北京棋艺研究社的围棋指导。过惕生20岁时与吴清源对过局，并以半子取胜。1962年底，国家体委评定和公布我国第一批段位棋手名单，最高段位为五段，列于五段的只有四人，过惕生为四人之首。80年代大出风头的聂卫平是过惕生的嫡传弟子……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压根不知道“安徽围棋”曾有这样的盛景。甚至我一直以为围棋这种高雅的玩意儿只是京沪名流摆弄的技艺，与贫穷落后的安徽是素来无缘的。

当我打电话给安徽棋院的魏院长了解情况时，她又提到了另一个人：刘棣怀。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棋坛是“南刘北过”的时代，刘棣怀是安徽桐城人，他也是值得一书的人物。我问她手头有刘的资料吗？她说没有，因为刘一直在京沪活动，他的资料被圈子里的人占有，要有机会才能得到。“那么，”我问，“关于安徽围棋的历史资料，您那儿有多少？”她说没什么资料，因为棋院成立的时间不长。她在电话里安慰我，叫我不要急，说安徽围棋史的梳理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课题，得慢慢来。

写作计划被搁浅了。对于安徽棋院围棋史料的匮乏我可以理解，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围棋业在中国如日中天，连我一个中学生都对中日围棋界的精英如数家珍时，为什么当时所有有关围棋的报告文学、新闻特写都没有提到这三个名字：过旭初、过惕生、刘棣怀。也许他们的名字在圈内是如雷贯耳，但在圈外，为何如此默默无闻？从那时大大小小的报道中，我们知道聂卫平不会洗袜子的逸事，却不知道在他围棋生涯中起到如此重要作用的一个人——过惕生。一直到今天，聂卫平、马晓春已成了被渐渐淡忘的传说，这些围棋界的开国元勋仍然没有浮出海面。相比之下，吴清源就要幸运多了，他已成了围棋史上的一个标识，任谁也绕不过去。

有一天看报纸，看到“黄万里”。在这个名字之前，作者加了一个定语“黄炎培之子”。这个定语算是拉近了我与黄万里的距离。于是，我耐心地看下去。原来黄万里是个水利专家，1957年，他对前苏联专家的“三门峡”设计方案提出异议，结果，被打成“右派”，回乡务农。1961年，工程的弊端暴露了：由于泥沙淤积，土地盐碱化，渭河平原的农民大量迁移，国家花费上百亿元来进行补救，仍然留下不少的后遗症。而后来在媒体上频频露面，充当“事后诸葛亮”的水利专家则是当年苏联方案的绝对拥护者。以后，黄万里仍对一些水利项目上书，他的诤言总是如泥牛入海。2001年5月，黄万里弥留之际，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一辈子念书想治黄、治沙，可他们没有听我一个字，白学一场，我真痛心。”

我看到这篇报道时是2003年。现在，一些思想界人士开始拿黄万里说事了，但在1957年至2001年长达44年的岁月中，他的名字不仅不为我们所知，甚至水利界的后生们也很少知道黄万里这个人。一个人被埋没是如此容易，这不能不叫人从心里感到寒冷。

说到朦胧诗，相信许多人都会顺嘴说到舒婷、顾城、北岛。了解多一点的，会报出诸如食指、芒克、多多、黑大春这些人的名字。但我非常感谢《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这本书，它不是那些公众普遍认可的人物的集体亮相，而是将图片、手稿、信件、刊物、编目、便条和对当事人的采访录组成一本“民间档案”，试图从细节上还原历史。正是在这本书里，我发现当年那些人谈论最多的，不是后来当红的北岛、顾城、芒克，而是两个鲜为人知的名字：赵一凡、周郿英。赵一凡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赵平生的儿子，他是一个双脚有残疾的人，但他的家却是当时各种异端思想和民间精英的集聚地。他是《今天》诗刊的创始人，在诗人们藏匿与销毁自己作品以求自保的时刻，他悄悄地收藏着那些珍贵的手稿，并为此坐了几年牢。许多年过去了，当时在他身边出没的精英们有的已成名，有的已出国，而他，除了一个极其狭窄的文化圈，几乎无人知道他的来龙去脉。周郿英呢，作为《今天》最初的编委，他靠着自己人格的凝聚力，吸引着当时年轻优秀的诗歌作者，充满韧性地推动着新诗歌的发展。他文笔极好，但他极少有时间写自己的作品，他把大量的精力用于联系作者、读者、编校刊物上。1994年，他因病去世，终年48岁。史铁生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史铁生说：“郿英，在天在地，我们互不相忘。”

我们常常妄谈历史，其实，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往往只是冰山一角。历史中更丰富的东西随着一些名字的沉寂而沉寂。当我们绕过历史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去打捞一些冰冷的名字时，我们才知道，有些人是不能忘却的，有些东西是不能割裂的，否则，历史就真成了镜花水月，越发不可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