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办公室的门关得紧紧的。门外的地板上整齐地放着一捆尚未拆包的邮件。那一刻，她立即觉察出不对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儿。

当然，她带着钥匙。不过通常情况下，只有在校长海因茨神父生病或者外出时，她才是第一个到达办公室的人。毫无疑问，他的身体没有一丁点儿问题，而且就在昨天（周日），在她将一些潜在捐助者的资料交给他时，他还留她共进午餐：当时在场的还有瑞特神父和法学院的新任院长梅尔霍夫博士。自始至终，他从未提过今天要外出或者一大早有约会等任何事宜。

海因茨神父既没有外出，也没有生病—可是今天她到办公室时，他不在那里。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她俯身捡起邮件，摸索着找到办公室门的钥匙，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由于担忧而轻轻颤抖。

尽管知道可能性微乎其微，她心中还是期待着听到那句早已习以为常的问候。每天早上，她一踏进办公室，一个清晰悦耳的男中音就会从校长办公室传来：“早上好，爱格妮丝，请进来帮我整理一下邮件。”然而，今天那里一片沉寂，没有任何声响。

她愈加不安起来，身体的颤抖也进一步加剧。顾不上脱下大衣，摘下厚厚的手套和毛皮帽子，她就在桌子旁坐了下来，力图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她居住的小房子就在校园大门外，尽管距离不远，她还是将自己武装得严严实实，以抵御隆冬凛冽的寒风。她先是到普莱恩斯的圣玛丽礼拜堂听了弥撒，然后穿过格局不规则的校园，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她知道自己这种想法很愚蠢、很迷信。一定不会有事的，海因茨神父可能今天睡过头了，或者被早上接到的一通电话耽误了（毕竟现在，在美国东部、纽约和华盛顿州，日常事务已经全面开展起来），又或者，他在路上被某个学院的院长或者部门负责人叫住，所以无法去学校的教堂做弥撒。

然而，尽管她不断告诉自己这完全是杞人忧天，根本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心中那份担忧仍然挥之不去。很久没有这种心慌的感觉了，她清晰地记得上一次这种感觉来袭的那一天，当时，她接到电话：“杰克出事了。”那一刻，她立即知道她的丈夫已经不在人世了。

她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于普莱恩斯的女子高中。在学生时代的秘书课上，老师曾教导大家，称职的秘书总是要比老板提前到达办公室。还没等她毕业，学校的副校长希尔德加德修女就聘请了她，当时副校长清楚地讲明，她希望每天早上8点她本人上班时，她的秘书已经坐在办公桌旁，为一天的工作做好了准备。因此，20年前，当她刚刚开始为齐默曼神父（当然，当时其他人都称他为海因茨神父，还有人叫他海因茨）工作时，她一丝不苟，保证每天比他提前15分钟到达办公室。不过，她很快感觉到，这种做法似乎令他不快，因为他好像更愿意一个人查看邮件。尽管他从来没有对她提前到来的行为有任何牢骚，但经过三四周的工作后，她问道：“我每天稍微晚到一会儿，您觉得如何？”他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彻底放松的微笑，愉快地点头同意了。于是，从那时起，她每天比他晚到20分钟。

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他们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合作共事的默契—多年来，他们的日常惯例从来没有改变或者打破过，直到今天。

他是一个生活非常有条理的人，可能大多数独居的男子都是如此。而她对他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熟悉的程度就好像与他共处多年一样。他每天早上6:30起床，进行10分钟的晨练，然后剃须、沐浴，7点整，他步行至大学教堂做弥撒。他喜欢慢慢地做弥撒—有一次，他说：“我讨厌那些总是千方百计地研究时间和动作，以期提高做弥撒效率的牧师。”这可把讲究高效率的奥马利主教气得够呛。不过无论如何，到7:45时，他的弥撒仪式都将进行完毕，然后，他脱去做仪式时穿的长袍，并在8点刚过一两分钟时，准时到达办公室。

而她，每天也是6:30起床，然后做早餐—过去那些年是为孩子们做早餐，现在只为住在家里的老母亲做早餐。直到7:15，她才能走出家门，正好赶上普莱恩斯圣玛丽小礼拜堂早上7:30的弥撒仪式，然后，她会在8:20或者8:30到达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已经打开，上面的磨砂玻璃上写着—亨利·齐默曼神父，博士、大学校长，下面一行小字是—爱格妮丝·穆勒女士，校长助理。校长套房共包括四个房间：位于角落的神父办公室、外面的助理办公室、校长的会议室和助理的小会议室。她把小会议室的一角改成了厨房和小储藏室，里面有一台煤气炉、一个橱柜、一台小冰箱和一个水槽。当她每天到达时，四个房间都已经是灯火通明的了。

海因茨神父此刻正背对着窗户，站在他的大办公桌旁边拆邮件。她还未走到门口，他就听到了她的脚步声，大声说：“早上好，爱格妮丝，请进来帮我整理一下邮件。”然后，在她挂外套之际，他又会说一些恭维话，让人听了满心欢喜，比如“你今天早上真漂亮”“今天这件衣服真好看”“快来—邮件中有一笔大捐赠，这都是你写的那封募捐信的功劳”。

神父热爱邮件—热爱得近乎痴迷。装邮件的包裹一到，他会立刻放下手中的事务，亲自分类，打开每一封信阅读，就连距此不远的熟食店寄来的三明治菜单都不放过。“这是战争年代留下的后遗症，”有一次，当她开玩笑说他选错了职业，应该去邮局当一名业务员才对时，他这样解释道。“无论是否战斗，当兵都是最无聊的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被迫入伍，当了整整三年的兵。后来，我在安奇奥中枪受伤，那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解脱，至少终于有个结果了。在那段日子里，我们的头脑里一片空白，整天什么也不想，生活单调乏味。军中分发邮件的活动打破了这种单调—惴惴不安地猜测着自己的名字能否被叫到的悬念，收到信时心中的那份狂喜，其实不管寄信人是谁，也不管信中内容如何，只要收到信，都会令我们欣喜若狂。”他又补充说，“不管桌子上有多少食物，遭受过漫长饥荒的人都会狼吞虎咽地把它们全部吞下去。对我来说，当兵要比我能想象到的任何饥荒的情况都更糟糕，而且更加漫长—而邮件对我的意义就好比食物对一个饿坏了的人一样重要。没收到邮件时，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而收到邮件时，我们也想立即把它‘吞’下去。现在，我仍然是这样。”

接下来，她就会去准备早餐：浓浓的黑咖啡、两个糖心儿水煮蛋，外加几片她烘烤的德式粗麦面包（以前她常为杰克烤这种面包），还有她每年夏季贮存的各种果酱和果冻。他们会坐在她的小会议室中一起吃早餐。在早餐的10分钟时间里，谁也不许谈公务。

用过早餐，他们会转移到他的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旁面对面坐下，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首先，他们要一起处理邮件，然后商定一天的日程安排：先是他要约见的人和要参加的会议，他会向她征询意见；接下来讨论她的工作和计划，特别是需要他做出决定的工作。如果海因茨神父要做演讲，尤其是有些不同寻常的演讲，或者需要向某个政府机构或基金会做资金陈述报告，又或者要撰写一篇文章或者一份年度报告（对象为大学董事、教职工、校友或者学生），她就会先粗略地写出初稿，然后他们再一起润色加工。此外，在上午会面时，他们还会讨论对待捐助机构的一些方法。当然，她会先对这些捐助机构进行调研，整理出它们的基本资料，神父称之为“捐助者档案”。

其次，通常在10点或者11点左右，他们将分头开展自己的工作。例如，今天11点神父要去城里同一名潜在的捐助者、当地的石油大亨会面。爱格妮丝已经在周六晚上做好了这位捐助者的档案，并在昨天午饭之前交给了神父。下午3:30，神父要和各学院院长和教职工委员会的委员们会面，就下一年度教授的任命做出最终决定。上午10:30，她要在她的会议室中召开会议，听取学校11个非教学、非财政部门主任的报告。这是为下一学年（1980～1981年）制定预算的第一步，这11个部门的花费要占学校全部支出的一半左右。会议将一直持续至午餐时间。

这就是他们的日常安排，每周有五六天的情况都是如此—通常他们周六也都会来办公室上班。多年来，尽管她的工作和头衔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这种惯例一直保持未变。当年他们开始共事时，神父刚刚被身患重病的校长任命为校长助理；而她当时刚丧夫不久，被聘为速记打字员，专门负责为神父接听电话。仅仅在几个月后，神父就将两个重要的部门交给她管理：人事部和土地建筑部。“自从那时起，”爱格妮丝·穆勒自言自语道，“学校的每一项重大事务几乎都有我的参与：启动工程学院，合并普莱恩斯圣玛丽女子学院，设立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管理学研究院、卫生保健学院、口腔医学院、药剂学院、护理学院、理论物理高等研究所，就在去年，又扩建了法学院—经过一系列改革举措，这所名不见经传的乡间院校已经赫然成为一所声誉斐然的国立大学。而以前，整个学校只有篮球队杰罗姆雄狮队有点儿小名气。

“而今，海因茨神父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大学校长了。虽然我连大学都没读过，只有高中学历，然而，我已经晋升为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之一了，三年前，神父在重组大学高级管理层时还曾考虑让我担任副校长一职。”

她的思绪继续打开记忆的闸门，“在我们结婚的那些年里，我全身心地爱着杰克，直到他离我而去的那一天。然而，我觉得现在每天在这间单调的小办公室中度过的时光比和他一起生活的六年还要快乐。两天前，我刚刚开始坐在神父对面，一起在他的办公桌旁工作。难道现在这一切就都结束了吗？”

“还没到9点呢，”她的内心中更理性的一面反驳道，“为何这般歇斯底里呢？他马上就会到来，而且一定会给我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果真，几分钟后，神父到达办公室，但爱格妮丝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只有更可怕的噩梦。

他走进来时，确实说了一句“早上好，爱格妮丝”，不过他并未停下脚步在她的办公桌旁做丝毫停留。她将邮件递交给他，而他将之推到一旁，说了一句：“等会儿再说。”然后，他径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并随手关上了门—20年来，他们办公室之间的门第一次关闭。她愣在那里，一两分钟后，又怯怯地站起来，敲了敲他办公室的门（以前她从来不需要这样做），轻轻地问道：“我要做早饭吗？”

“不需要，”他回答道，“我昨晚睡得不好，现在不饿。也许喝杯咖啡还不错，请给我送进来一杯。”而当她将咖啡送进去时，他并未邀请她坐下来一起喝，而是说：“请把我的门关上，拒绝一切来电。我需要考虑一些事情。”神父连句“谢谢”都没有说，自然也没有问她任何问题，就她发表什么评论，或者对自己的迟到做出任何的解释。

她心潮的波动汹涌澎湃，用双手掩住自己的脸，几乎难以自持。不过，她很快抬起头来，被电话总机上闪烁的红灯吸引了视线：海因茨神父正在打电话。这种情况以前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直以来，他总是让她帮他接通电话，而且通常让她在分机旁听着，就电话内容做一些记录。而现在，他坐在紧闭的办公室门后面，一个人拨通了电话，完全把她排除在外了。

她陷入难以名状的痛苦之中，发现自己竟轻轻地抽泣起来。她尽力控制情绪，屏住呼吸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这耗费了她相当大的气力，20分钟后，当电话交换机上的红灯再次闪起时，她都没有注意到。又一次，海因茨神父在紧闭的办公室门后拨通了电话，而且没有告诉她。

此刻，圣杰罗姆大学的校长海因茨·齐默曼神父将他的椅子转向旁边，面对墙坐着。爱格妮丝将这面墙称为“荣誉墙”。墙中心的位置上悬挂着他最引以为豪的证书—用堂皇的拉丁文撰写的、德国弗赖堡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当年，他去德国深造学习，在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5周年之际，又被这所大学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围绕其形成一个椭圆形的是美国大学授予他的六个荣誉博士学位，其中最负盛名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学位被摆在最上方的位置。再向外围扩展，形成方形的一圈是他主要的一些个人荣誉。这其中包括两张印有他照片的《时代周刊》封面，一张是1965年的杂志，赞扬他在过去五年中以最大比例提高了大学捐助费用，另一张是1970年的杂志，表彰他以最巧妙的方法解决了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学生动乱；林登·约翰逊总统因他在民权运动委员会做出的杰出贡献而颁发的表扬信；全国基督徒与犹太人大会颁发的兄弟情谊奖；由美国中世纪学院、美国大学校长协会、童子军组织和美国红十字会颁发的入会证明。这面墙的另一端，挂着他在高中和大学为篮球队效力时参赛获胜的照片。

“当然，这纯粹是虚荣心，毫无疑问的，”每一位来访者都会参观这面墙上的内容，而这时，神父都会这样自嘲。“不过，它让我想起各地的一些好朋友和工作伙伴，他们和我一样，正在以自己的方式为我们共同的信念而努力着。”

海因茨神父（他很少自称海因茨，更别说亨利了）喜爱看这面荣誉墙。每当他心烦意乱或者生气时，这面墙总会令他重拾信心，振作起来。

然而，今天他对荣誉墙上的内容视而不见；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双眼无神地凝视着远方。

“我刚刚对爱格妮丝的态度不好，”他自言自语道，“我应该道歉的。但我现在需要一个人静一静，在我内心平静下来之前不能让任何人打扰。”

在他受命担任神父的25个年头中，今天第一次，他在做弥撒时无法集中注意力，弥撒仪式过后，当他跪在那里，在长时间的祈祷中寻求内心平和与力量时，也无法集中精力。不知为何，有关霍洛韦夫妇的记忆一直在他脑海中浮现，就连他将圣杯举到唇边时都挥之不去。

他从来不是神秘主义者，对神秘主义者的经历也没有什么兴趣。在弗赖堡大学就读时，他的神学教授曾指导他阅读过德国神秘主义学者的文献，包括罗丝维塔·冯·甘德斯海姆、埃克哈特、雅各布·波墨等的作品。他自己在学习之余还读过西班牙作家圣十字若望的作品。然而，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他们的思想，与他们的体验产生共鸣，就连那些令这些神秘主义学者充满了强烈的苦楚与炽热的爱情的真知灼见他也不敢苟同。因此，他的博士论文选择了一位唯理论的学者—一流的逻辑学家和反神秘主义学者彼得·阿伯拉尔。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十几岁时与海洛伊斯相恋，他们的罗曼史被传为佳话。然而，在思想上，他条理清晰，头脑敏锐，条理性极强。他反对一切无法进行逻辑证明的理论。海因茨博士的论文结语是：“倘若在12世纪初阿拉伯尔能够使用阿拉伯数字和代数法，量化逻辑那时就已经产生。而实际上，直到800多年后的1900年，它才由剑桥的罗素和怀特黑德证明出来，而在维也纳，直到1920年它才由逻辑实证学者证明出来。”

不过，在做弥撒时，海因茨·齐默曼每天确实能够有几分钟的时间体验到神秘主义者那种心醉神迷的境界。每一天他都细细品味每一个单词，虔诚地做每一个手势，全身心地投入弥撒之中。可是今天，弥撒辜负了他—或者说，他辜负了弥撒，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他觉得今天的弥撒只是一种仪式而不是宗教体验，做弥撒对他而言不再是那种心醉神迷的境界，而变成了一种义务。

“但是，究竟是什么令我如此心烦意乱呢？”海因茨·齐默曼问自己。“昨天并没有发生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一名不称职的教员和他那个咄咄逼人的妻子来找我，投诉一个经学院教员、系主任和院长一致同意而做出的决定：学院不再与这位教员续约。他们当然知道，我作为校长对这样的决定是没有控制权的，而且这个决定十分合理，事实上，也是唯一可能的结论。

“我可以理解霍洛韦夫妇的失望和愤怒，不过，其实三年前我们在录用他时就已经说明，这只是一份临时性的任职，不是终身职位，而且警告过他续聘的可能性并不大。可为什么我还是如此不安呢？以前类似事情发生过多次，我对它们关注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五分钟。”

周日的早上，海因茨神父的心情愉快而放松。上午的弥撒仪式过后，他在大学新落成的室内网球场酣畅淋漓地打了两个小时的网球，还击败了小他20岁、教职工中最棒的网球手。中午，法学院的迪克·梅尔霍夫过来与他共进午餐，当时在场的还有欧文·瑞特和爱格妮丝，梅尔霍夫向他做了自去年秋天担任法学院院长以来的第一份报告，博得了大家的一致赞赏。

“我分析了我校毕业生的律考成绩记录，”梅尔霍夫开始报告，“发现他们的考试成绩不断下滑，现在通过初试的学生比例还不到75%。五个月前，您在任命我担任法学院院长时，也对学生律考成绩的下滑现象忧虑不已。通过分析，他们成绩的下滑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领域由我们学院中两位最杰出的法学专家授课。这也许并不让人感觉十分意外。现在，我已经安排了两名最优秀的助理教授，为学生补习这两个科目，强调要注重讲解实际案例，少讲些历史或者理论。我想，从今年夏天的律考成绩中，大家会看到明显的提高。

“同时，我安排了一名干练的就业工作指导人员，协助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帮他们在一流的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者安排他们去法庭见习。我校顶尖的毕业生依靠自己的实力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好工作，而其他毕业生则需要帮助。目前，我正向法学院的同人提议，每年举办两次法律实际技能训练班，每次历时三周，让我院大三学生作为成员参加。这样，他们将了解法律的实际案例，并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未来的雇主。”

当初，任命梅尔霍夫担任法学院院长遭到了学校元老们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这打破了学校一贯的传统。而反对最激烈的就是圣杰罗姆大学的教务处处长欧文·瑞特，他也是海因茨·齐默曼神父交情最深的老朋友。一直以来，法学院的院长都由神父担任，他必定是圣杰罗姆大学的毕业生，而且应该是一名资深的律师，但梅尔霍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是一名税务专家，六年前才来到圣杰罗姆大学工作。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并不是天主教徒。不过，听完了他的报告，在梅尔霍夫吃过午餐离开后，瑞特说：“我必须承认，海因茨，你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当初真不应该反对。他正是法律学院需要的人才。”

接下来，海因茨·齐默曼开始埋头工作，研究爱格妮丝拿过来的捐助者档案。转眼间，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这是隆冬的一天，从早上起天空中就一直飘着雪花，虽然刚刚下午3点，天色已经十分昏暗了。这时候，欧文·瑞特来到了他的书房。“很抱歉打扰您，校长神父。”如此正式的问候方式似乎预示着将发生某些重大的、不愉快的事情，“霍洛韦教授和他的夫人想占用您几分钟的时间。”

当然，海因茨校长不认识他们，虽然霍洛韦教授的外貌十分惹人注意：他身材高瘦，形容枯槁，双眼深陷在瘦削的长脸上，仿佛是一个没有生气的稻草人；一头凌乱的鲜红头发，与他的整体风格十分不搭调；身上的衣服松松垮垮，似乎是为比他大两号的人设计的。可如今，圣杰罗姆大学的员工有上千人，是35年前海因茨在这儿上学时教员人数的八倍。因此作为校长，他并不认识每一个教员。当然，他更是从未见过霍洛韦教授的夫人：一个身材矮胖的中年女人，身上穿着皱巴巴的花呢大衣。

不过，这个名字立刻唤起了他的记忆，而且他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以及他们为何不事先打电话预约就贸然前来。

他首次听到霍洛韦这个名字是三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欧文·瑞特和化学系的主任克莱姆·伯格兰德一起来就这个人的聘用征询他的意见。“我们本来不想打扰您的，海因茨，”瑞特说，“不过几周前，您刚刚向我们大家的邮箱中都发送了备忘录，提醒我们在录用教师时要避免年龄歧视。在应聘化学系初级教员的申请人中，有一位名叫马丁·霍洛韦，他目前正在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为他写了推荐信，告诉我们这学期他就可以完成博士论文，而且推荐信中说他‘认真尽责，工作勤勤恳恳’。克莱姆与这位导师相识多年，信任他的判断，而且他有15年的企业工作经验，然后又来攻读博士学位，克莱姆认为这是他的一个优势，因为学生们需要了解一些工作中的实际情况。但问题是，他已经快44岁了。如果我们现在录用他，而三年的临时任期过后若他无法得到续聘机会（您知道，这种可能性很大，2/3的人都不能续聘），那时他将47岁，就那个年龄而言，再找其他的教学职位难度就太大了。因此，我个人觉得，”瑞特总结道，“不应该录用年龄这么大的人来担任初级教员的职位。但考虑到您在备忘录中给我们的指示，克莱姆和我觉得应该来征询一下您的意见。”

“他的年龄是你不想录用他的主要原因吗？”齐默曼问道，见瑞特点了点头，他又说：“那我别无选择，只能要求你录用他。因为任何其他做法都明显违背了法律。不过，你在聘任信中一定要向他明确说明三年后续聘的可能性不大，那要取决于他发表论文的情况以及半年一次的教学评估结果。”而后，他又补充道，“克莱姆，教学评估应该非常全面，我建议由你亲自设计方案，而且务必让霍洛韦阅读后签名，并将之记录在案。”

三周前，就在新年过后，瑞特和伯格兰德再次来到他的办公室，带着化学系终身制教员的一致意见—对霍洛韦不予续聘，而系主任也完全赞成这个决定。

“我们没有其他办法，”伯格兰德说：“霍洛韦一篇论文也没发表，甚至连书评都没写过，而且他的教学表现也无法令人满意，每次教学效果评估后，我都不得不提示他。他导师的评价没错，他工作的确勤恳努力；差生对他的评价很好，说他很乐意帮助他们。可是，就连普通的学生都会断然拒绝选修他教的入门课程，好学生就更不用说了。而事实上，他只负责讲入门课程，我们根本没法让他教任何高级的课程。他的学生在选修高级课程时，往往会发现被其他学生落下一大截，而且根本无法赶上，所以常常由于气馁而把课退掉。总而言之，他的学生期末考试的平均成绩要比其他班级低20分甚至更多。我觉得他不适合教书，而且已经直率地跟他谈过好几次，建议他回企业去做测试工作。就算他真能教书，也顶多能去教高中生。”

于是，霍洛韦夫妇前来找他控诉，试图推翻一个他们心中也知道无法改变的决定。根据大学的规章制度，只有在系部教员及系主任一致建议续聘某员工的前提下，校长才能提出试用到期后续聘该员工；其他任何正规学术机构也都遵守这样的制度。不过此刻，他别无选择，只能接见他们，尽量表现得礼貌、友好。

打破沉寂的不是霍洛韦本人，而是他的夫人，这令海因茨校长有些意外。“校长神父，”她开始说，“我可怜的丈夫受到了骇人听闻的不公平待遇，而他唯一的罪过，就是他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这所大学自称为天主教学府，而实际上充斥着大量的异教徒、犹太人和无神论者。他们主导着这所学校，拒绝续聘我的丈夫，企图将他驱逐出去。而他，每天早上都虔诚地做弥撒，工作比任何人都努力，尽一切力量帮助每一名差生。可是，那些主事者竟然对此视而不见，决定续聘那几个名叫菏泽菲尔德、阿波尔克洛比和亚马那卡的家伙。这三个人整天把自己关进实验室，做他们所谓的什么研究，根本就不花时间帮助学生！”

“你这样说不公平，丽萨，”霍洛韦打断了她的话，“他们三人的确工作得很出色。”

“噢，你别说话，马丁，”她几乎尖叫起来，脸颊由于激动而涨得通红。“他就是太单纯了，神父，”她说着，转身朝向齐默曼，“他只能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虽然这些人的动机已经昭然若揭了。”

“你是圣殿中的神父，又是这所大学的校长，你必须阻止这些邪恶分子，阻止他们的阴谋。这可是你的神圣职责啊！也许在非宗教的世俗大学中会有这种邪恶的行为发生，但当初马丁拿到博士学位时，我们之所以选择圣杰罗姆大学，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在一所天主教学府中，还尚存一些权威、正派以及对宗教和奉献精神最起码的尊重。”

“恐怕，”海因茨·齐默曼轻声说，“你高估了我的能力和职位。我虽身为校长，但也要受到系部教员推荐意见的制约，而且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做最终决定的学校董事会绝不会任命任何一个没有得到系内推荐的人做教员，即使我推荐也没有用。而你心里自然也清楚，无论在科研方面还是教学方面，你丈夫的工作表现从一开始就没有达到我们要求的标准。”

有那么一刻，他觉得这个女人可能要扑上来攻击他。她铁青的脸已经变成了深紫色，双手剧烈地颤抖着，两只眼睛像发狂的野生动物般盯着他；而她的丈夫则畏缩在一旁，似乎准备好了要挨打似的，但她最终还是勉强控制住了自己，沙哑地低声说道：

“原来你和他们是一丘之貉！你说什么自己的职位没有那个权力，真以为你那些伪善的说辞能骗得了我？哼，鬼才相信呢！马丁得到的负面评价恰恰证明，你们这伙人从一开始就想把他驱逐出去！因为你们发现，我们虔诚地信奉我们的宗教，不是你们那种背叛教义的伪君子！亏你还称这里为天主教学府！这里的女生恬不知耻，公开和男人上床，一个个打扮得像妓女一样，还抽大麻。教职工更是差劲。一些男老师离婚再娶，而他们原来的太太还活得好好的！怪不得你无法容忍我们这样虔诚的信徒，耍阴谋要赶我们出去呢！因为我们对你们来说就是活生生的谴责！三年前，你们不敢直接拒绝录用我的丈夫，因为那样做太明显了。但从那时起，你，你们这群人，就一直谋划着要将他赶走。

“但我告诉你，没那么容易，我还没说完呢！我要给主教写信，给校董事会主席写信，还要给教会写信，我要控诉你们这群人的恶行，而且我今天就写！”

她大嚷着，猛地一下拉起正垂头丧气蜷缩在椅子上的丈夫，拽着他出了房门，又“砰”的一声摔上了门。

几秒钟后，瑞特走了进来，无奈地苦笑着。“这么说来，你也被列为圣杰罗姆大学反天主教大阴谋的一分子啦？”他说。

“当然，”瑞特很快离开了他的书房，齐默曼在那里陷入了沉思，“反天主教阴谋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除法学院以外，圣杰罗姆大学4/5的教职工都是天主教徒，而学生中天主教徒的比例则更高，而且，这种情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会改变。另外，那个凶女人掌握的信息也不准确。菏泽菲尔德和亚马那卡的确不是天主教徒，但阿波尔克洛比是，尽管他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信仰加尔文教的苏格兰人。他还在读高中时就担任过祭台助手，现在也经常在周日的弥撒仪式上协助我的工作，然后和我一起去打网球。

“但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虽然这个女人表现得近乎疯癫，而且严重扭曲了事实，但她在义愤填膺的指责中，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天主教学府究竟是什么含义？它应该具有哪些特点？”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齐默曼自问自答，“而且早在25年前就已经知道了。正是因为我知道这个答案，我才成了圣杰罗姆大学的校长，而且将这所学校从一所偏僻的教区学校改造成今天这样一所全国知名学府，当年，这里的学生人数与众多其他教派学院相比没有什么差别，教职工的规模也和高中没什么两样，而如今，我们的教职工中有三四位都是诺贝尔奖的有力角逐者。

“但我也知道，这位霍洛韦夫人并不是唯一一个不接受我的答案的人。其实就连教务处处长欧文·瑞特对我的方法也不是非常赞同。但是，正因为我知道如何去做，他才把我一路推到圣杰罗姆大学校长的位置上。”

齐默曼的思绪回到27年前，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助理教授，几个月前刚从德国回到圣杰罗姆大学，受命担任神父的圣职，又刚刚获得了博士学位。而欧文·瑞特刚刚被任命为教务处处长，他上任后的第一项举措是主持召开教职工会议，要求所有的教员以书面形式上交一份报告，写出自己对圣杰罗姆大学未来发展的想法。当时学校的规模还非常小，只有2400名学生，而且全部是男生。教职工队伍只有120人左右，大多数是神父。然而，瑞特那时就已经明确地预见了美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不过，就算是瑞特本人，”齐默曼继续想，“也很难想象得到，仅仅25年间，我们的学生人数已经激增至12000人，其中2/3是女生，而教职工队伍到明年秋天就会突破千人，男女比例适中，而身兼神父圣职的教职工已经为数不多了。”

过了一个月左右，瑞特又召开了第二次教职工会议，他对大家的合作表示了真诚的感谢，他表示“收到了许多有见地的意见，一定会一一仔细研读”。不过，他真正邀请到他的办公室中进一步详谈的教员只有一位：海因茨·齐默曼。“海因茨，”他说，“其他人大都写了二十几页纸，而你的建议书只有两页。不过你这两页是最有分量的，因为它指明了圣杰罗姆大学未来的发展道路。

“不过，你信中的内容令我深感不安，不是因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而是，尽管我心中有太多疑虑、太多不安，尽管我内心中对此存在严重的抵触情绪，我却不得不同意你的观点。”

接着，瑞特秉承着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字正腔圆地慢慢读出海因茨上交的建议书。

 

尊敬的教务处处长神父：

且不说圣杰罗姆大学应该如何繁荣发展，单单为其在社会上立足与生存，我们就必须制定出正确的目标，力求将我校办成一所一流的天主教“大学”，而不是一流的“天主教”大学。

12年前，美国还没有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一流的天主教大学的含义是，它首先是一所一流的天主教的机构，而作为教学与学术研究的中心，即大学，则要求它不逊于一般的平均水平即可。在珍珠港战役爆发前，我作为大一新生来到圣杰罗姆大学就读，而当时您，瑞特教务处处长，是学校最年轻的教员，刚刚被任命为讲师。在您的第一堂哲学课上，您告诉我们，天主教徒，至少在美国出生的天主教徒，只能在天主教的教育机构中教书；因为在其他大学中很少有他们的位置。即使一些大学开始录取天主教学生，他们也不太受欢迎。

当然，这种情况到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发生了改变，只不过速度比较缓慢。而现在，这样的限制已经不复存在，只不过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无论是信奉天主教的教师还是学生，都可以自由选择，不一定非要到天主教学校去教书或者求学。的确，越来越多年轻的杰出天主教徒并没有就读于天主教学校，而是就读于无宗派的学校。刚从马萨诸塞州入选参议院的政治新秀约翰F．肯尼迪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因此，为了能够吸引最优秀的教师和最优秀的学生，圣杰罗姆大学必须首先将办学重点放在一流的大学上面，其次才能是一所天主教的大学。

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倘若继续传统的办学路线，我们将很快沦为三流天主教学者和学生的收容所。只有得到国家学术界及美国非天主教公众舆论的认可，成为一所全国领先的学府，圣杰罗姆大学才能够无愧于创办人阿洛伊休斯·施耐德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前赋予我们的使命：“成为美国天主教徒的精神和思想领路者。”

海因茨·齐默曼

1952年11月15日

 

“你的观点令我恐惧，海因茨，”欧文·瑞特说，“我深感不安。一直以来，我总是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神父，其次才是一名学者，而你现在要彻底颠覆我的世界观！可是，我不得不承认，你是对的。”

自从那一天起，欧文·瑞特就一直是齐默曼的坚强后盾，一步步地推动他走到今天的位置。仅仅四年后，瑞特就将海因茨提升为教务处的副处长，搬进了他的办公室。而又过了两年后，老校长哈塞尔迈尔神父身体抱恙，瑞特说服了学校董事会，将海因茨·齐默曼任命为校长助理。这样又过了两年，哈塞尔迈尔神父病情加重，无法继续工作了。校董事会想任命瑞特为代理校长，可瑞特拒绝了他们的好意，推荐齐默曼担任这个重要的职务。两年后，哈塞尔迈尔神父离世，瑞特再次谢绝校董事会，提名齐默曼担任圣杰罗姆大学（始建于1892年，当时只是一所小学院）的校长。“我知道应该做什么，而海因茨·齐默曼知道如何去做。”他坚定地说。

然而，即使是欧文·瑞特，按照苏格拉底的划分，也只是“被说服”，而不是“真正信服”。当年，在瑞特教授的“哲学入门101”课堂上，他尽力让学生掌握一个个哲学理念，不过，那时18岁的海因茨·齐默曼的脑中只有篮球和女生。

六周前，齐默曼回想到，在圣诞节过后不久的一个晚上，瑞特参加完天主教大学年度会议，来到他的办公室，说要占用他几分钟的时间。

“如你所知，”瑞特说，“今年年底我就64岁了，而教务处处长这个职务我已经干了27年。这比通常的七年任期足足多了20年！倘若仁慈的上帝让我健康地生活下去，我还想继续工作六年，但不能继续担任教务处处长了。我想重新回到讲台，重新回到学生中间，因为那里曾是我最快乐的精神家园。我打算在6月的毕业典礼上宣布我卸任的消息，年底生效。所以，你最好花点儿时间考虑一下接任我工作的人选和具体要求。”

“这很简单，”齐默曼立即回答说，“我会委托最具资格的人去完成这个任务，那个人就是你。”

“我就知道你会打这个算盘，”瑞特微笑着说，“不错，我了解具体的要求。我的接班人应该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他应该是一个深得全体教职工、各学院院长信任和尊敬的人。第二，下一任教务处处长需要懂得如何在教育和学术价值与实际财务状况之间找到平衡。前两个条件倒不难满足，我建议你先将女子学院的玛丽·阿农西亚塔调任预算科主任，这会有助于教务处处长今后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令我困扰的是第三个条件。

“在我们目前的体系下，圣杰罗姆大学需要的教务处处长是学校的第二号行政长官，也是最有可能最终接任你校长职务的人。他必须全身心地坚信‘一流的天主教大学’这一办学理念。你知道，我在理智层面对它是完全认可的，但我想你心里也清楚，我一直无法在情感上衷心地信服这一理念。我不希望我的继任者也是这样。当然了，圣杰罗姆大学有许多人相信‘一流大学’的理念，认为可以在名义上继续保留天主教学府的称号，而将办学重点放在学术上，就像普林斯顿大学至今还保留着‘加尔文教学府’的名号一样。同时，至少在老一辈的员工中，也有很多人赞成‘一流天主教机构’的办学理念，觉得应该将圣杰罗姆大学建成一所一流的天主教学府，而学术水平则无须特别突出。但我不确定在圣杰罗姆大学有没有这样的人，无论是在理智还是情感层面，都坚定地认可‘一流的天主教机构和一流的大学’这种办学理念。”

“我知道欧文说得没错，”海因茨·齐默曼自言自语道，“而且我知道，并不是只有圣杰罗姆大学的教职工感到困惑。天主教的反对者根本就觉得这不可能实现。三个月前，由于我做了一场名为‘美国一流的天主教大学’的演讲，《理性之音》杂志对我的观点大肆谴责，那篇文章的作者搬出了一大堆陈词滥调，包括天主教异端裁判、禁书目录、教皇无谬说等，批评‘天主教大学’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另外，凭我的直觉判断，就连主教大人本人也抱有这种想法。去年毕业典礼那天，他来我的办公室休息，看到了那面荣誉墙。当他发现挂在顶端的不是圣杰罗姆学院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时，他摇了摇头，说道：‘海因茨，这是否意味着，一所优秀的大学必须得与宗教脱离干系，甚至要将人们的信仰变为无神论呢？’

“但我心里清楚我做的是对的。倘若这种办学理念不奏效，20年后，圣杰罗姆大学将不复存在。倘若这种办学理念不奏效，那么这个国家中除了主教大人所言的无神论者以外，就没有人能够做出卓越的学术成绩，发挥杰出的领导水平。我知道这种理念是行之有效的，一个一流的科学家完全可以既是基督徒又是天主教徒。而那个可怕的女人霍洛韦夫人的理论，只要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就可以作为不称职的科学家的托词，显然也是错误的。

“那么，为何霍洛韦夫妇的到访让我如此心烦意乱呢？”

“让我心烦的并不是那个女人，”他突然间意识到，“而是她的丈夫，霍洛韦本人。”齐默曼自言自语地说，而那一刻，他立即知道这个答案是正确的。他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那个瘦削的、稻草人般的高个男人，他绝望地蜷缩在椅子上，双手捂着脸，内心深处为自己的存在而惭愧不已，而那个可怕、凶悍的女人让他觉得更加羞耻，但他又完全受她控制。无望的生活、自己的无能、妻子的公然蔑视……他彻底被击败了，伤得体无完肤。

20分钟前，爱格妮丝端进来的那杯咖啡他还一口没喝，他只是拿着咖啡勺，在杯中下意识地搅动着。“真正困扰我的，”海因茨·齐默曼大声说，“是我自己对马丁·霍洛韦的态度。我感到内疚，但这并不是因为我无法续聘他，或者无法改变这个倒霉蛋的婚姻。而原因恰恰在于，我对他的痛苦和堕落没有一丝一毫的可怜或者同情之心，我对他只有无限的鄙视。

“人怎么能沦落到他昨天那个地步呢？然而，我并没有对他的遭遇感到同情，而是鄙视和厌恶他的无能、软弱及怯懦，痛恨他那悲惨不堪的生活状态。他的妻子仅仅是令我心烦；而他则触怒了我，伤害了我，甚至令我感到羞辱。”

那个凶女人要求他履行作为学校校长兼神父的“神圣职责”。不错，作为校长，他的确需要履行一个职责，且不说这个职责神圣与否，那就是要阻止霍洛韦继续留在圣杰罗姆大学。但是，作为一名神父，或者也许仅仅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他不是也有责任去减轻那个名叫马丁·霍洛韦的可怜灵魂的痛苦，将他从自我憎恨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吗？“那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海因茨·齐默曼脸上带着一名神父、一名虔诚教徒的庄严之色，好像在念祈祷文一般自言自语道，“拯救病患，清洗并包扎人们的伤处。那么，这个灵魂所受的创伤难道不需要清洗和包扎吗？这难道不是我的职责吗？

“我知道这不是金钱或者工作的问题。克莱姆告诉过我，霍洛韦可以轻而易举地回到企业中，去从事他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所做的类似工作，而且他的收入要比我们大学中助理教授的薪水高得多。”

霍洛韦自己也一定了解这种情况，齐默曼想，克莱姆将化学系员工照顾得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母鸡保护小鸡的程度，所以毫无疑问，他一定已经将其中利弊分析得清清楚楚。“毁掉他的自尊心，令他的妻子对他嗤之以鼻的，并不是任何物质的东西，而是他在教学和学术上的失败。按照克莱姆的说法，就算霍洛韦真的能当教师，充其量也只能去高中教书。

“不过，最近我好像听到过这样的言论，说大学的理科教师需要有高中老师那样认真负责的态度。我想起来了，是露易丝·麦克洛说的。”

齐默曼眼前立刻浮现出麦克洛夫人的身影，一个高个子、骨瘦如柴的女人。她最近刚刚从史密斯或是威尔斯利学院（具体记不清了，反正是东岸的某座女子学院）的院长晋升为卡皮托尔市北部哈里特·比彻·斯托女子学院的校长。那天，她就坐在齐默曼的对面，腰板挺直，坐姿端正，一看就是新英格兰寄宿学校的毕业生。她的语音清晰而响亮，同样具有新英格兰寄宿学校的特色：“齐默曼神父，您同意让我校高年级学生去圣杰罗姆大学学习理科高级班课程并获得学分的政策帮了我们一个大忙。这为我们解决了一半的问题—不过，恐怕只是比较容易的一半。”

“那么，比较棘手的一半又是什么？”齐默曼问道。

“哦，你知道的，神父，”麦克洛夫人耸耸肩膀，回答说，“这是女子学院长期存在的问题：如何吸引并留住那些有大学教学资质的理科教师，让他们年复一年地教授高中水平的东西，而且要全心全意、尽职尽责。

“我们不能将大一、大二学生的理科入门课程转包，因为学生人数太多，有六七百人，而相比之下，打算主修科学或者念医学院的高年级学生只有六七十人，只有他们需要学习理科高级课程。这些高级课程的教员必须具有博士学位，而且要有在一流大学任教的经验。否则我们可能无法得到权威机构的认可，因此导致我们的毕业生无法就读医学院或者研究生院。可是，具有这样资质的人不可能乐意教女子学院的这些学生，她们大多数没有任何理科基础，而且对理科课程也不感兴趣，她们之所以选修这些课程，只是因为我校要求学生必须修满两个学期的理科课程才能拿到学位……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会一直贯彻这个政策。

“工资不是问题，我们有能力支付一份不错的薪水，但是，满足上述资质的教员会觉得这个工作降低了他们的身价。几周前，我校最优秀的理科青年教师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她要去贝尔实验室担任研究员。‘如果我想教高中课程，就不会花费生命中六年的时间去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了。’我恐怕也不得不认同她的观点。”

露易丝·麦克洛夫人并不是齐默曼特别喜欢的类型。他觉得她没有什么幽默感，而优越感又太强。话虽如此，他对她的头脑还是十分赞赏的—她沉着冷静，明快利落，敢于面对现实，而且不怕说出或者做出一些有悖传统惯例的事情，比如将理科高级课程进行转包。

于是，他没想太多，拿起电话，拨通了麦克洛夫人的号码：“还记不记得圣诞节前我们在我办公室中的谈话？您说在哈里特·比彻·斯托女子学院很难找到符合条件的人教理科入门课程，或许我可以帮忙。有一位教员满足评审委员会和医学院要求的各种条件，他本人也乐意给没什么基础的学生讲授高中水平的课程，而且他工作认真、尽职尽责。”

挂断电话后，他起初觉得十分释然。“我应该叫爱格妮丝进来，告诉她这件事，”他心想。可就在他要打开办公室门告诉她的那一刹那，他又犹豫了。爱格妮丝一定不会赞同他的做法。他知道她又会郑重地称他为“校长神父”，因为每当她强烈反对他的决定时，都会使用这个称呼。

“校长神父，”她会说，“您总是那么仁慈善良，处处为他人着想，但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您的仁慈有些不当。身为圣杰罗姆大学的校长，难道您有义务去为一个不称职的助理教授找工作吗？而鉴于教务处处长瑞特和伯格兰德教授告诉您的有关霍洛韦教授的情况，您还能真诚地推荐他吗？我的建议是，您应该告诉伯格兰德教授哈里特·比彻·斯托女子学院的情况，让他建议霍洛韦教授去那里求职，当然，前提是他支持霍洛韦这么做。”

爱格妮丝说得对吗？他是否太过感情用事，做得有些轻率、鲁莽呢？或者他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感觉舒服一点儿而已？又或者—这个想法令海因茨·齐默曼脸色苍白，难以自已，他是不是被那个可怕的女人吓到了，这么做只是为了平息那个恶毒女人的怒火，而并非在履行一个基督教徒的职责，去帮助她那可怜的丈夫呢？

此刻海因茨·齐默曼的脑中全是与露易丝·麦克洛的通话，他越是思考，越不确定这个做法的正确性。“这件小事微不足道，”他心想，“却让我心烦。我需要找个我了解并信赖的人说说，就算他对我说句‘别担心’也好啊！

“我不能和爱格妮丝说，而且我不想和欧文讨论这件事。他认为教职工事务是他的职责范围，不喜欢我亲自去关注，他会说那是一种越界干涉的行为。那么，和西摩尔·伯格维茨谈谈怎么样？”

他与欧文·瑞特已经有40年的交情，与爱格妮丝·穆勒一起合作共事也有20年之久了，而这个西摩尔·伯格维茨不同，他最近才成为海因茨·齐默曼的朋友。他拥有医学博士学位，是精神病学教授，现任州立大学医学院社区医学系系主任兼州立心理健康委员会理事。

六年前，他们因同时担任州立心理健康委员会理事而相识。第一次见面，两个人就发现彼此志趣相投，有很多共同点。后来他们一起撰写了委员会报告，就是因为这份报告，州立心理健康委员会的一位理事被任命为州政府的内阁成员。海因茨·齐默曼觉得他们二人的思路相似，而且具有相同的幽默感。他喜欢听伯格维茨用一口粗重的布鲁克林口音略带讽刺地讲述犹太人的粗俗故事。然而，在他身上，齐默曼能依稀找到一种神职人员的感觉。他身材矮小却不失威严，浅灰色的胡须修得整整齐齐，说话时冷静自若，每一个手势都恰到好处。“真像是一位主持弥撒仪式的神父。”齐默曼心想。因此，后来当他得知伯格维茨的父亲是一位犹太教祭司，而伯格维茨在从事医学研究之前也曾学习犹太神学时，齐默曼一点儿都不觉得意外。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海因茨·齐默曼和伯格维茨博士接触得渐渐多了起来。这二人都对国际象棋有浓厚的兴趣，然而棋艺都马马虎虎。后来，他们每周都有一个晚上在一起下棋，伯格维茨会准备一顿简单却精致的餐点，而齐默曼会带上一瓶葡萄酒。很久以后，伯格维茨才开始谈论起自己的生活，其实他非常寂寞，十分需要朋友。他比齐默曼小近五岁，十年前，他们全家从家乡纽约搬到卡皮托尔市，不久，他深爱的妻子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留下他和两个孩子。自此，他的生活完全以两个孩子为中心，而现在，他的儿子和女儿已经十多岁了。有一次，他一改平常的沉默与隐忍，在齐默曼面前感情外露，谈论起自己的内心世界来：“他们是莉莲对我的托付，”他说，“我知道我需要再婚，也不是没有合适的对象，但那样莉莲的孩子们会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渐渐地，伯格维茨也开始谈论其他的问题，特别是他在州立心理健康委员会那样一个是非之地遇到的各种政治问题。一开始，他只和齐默曼谈论，后来也逐渐和爱格妮丝·穆勒进行讨论。爱格妮丝也十分欣赏这个温文尔雅、沉默寡言的传统男人。

但是，伯格维茨真正成为他的朋友，是在几个月前。他直接否定了海因茨·齐默曼的提议。多年来，齐默曼一直计划扩大董事会的规模，希望将一些杰出的非天主教徒纳入其中。那天，他对伯格维茨说：“毕竟，圣杰罗姆大学是州内顶尖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他心里明白学校董事会的那些守旧派暂时还无法接受新教徒，但如果是一位杰出的犹太人呢？倘若这位犹太人既是一位杰出医师、医学院系主任，同时又身兼州政府理事的高位，谁还能比他更有资格呢？可是，当他对伯格维茨提起这个想法时，伯格维茨竟然直接回绝了他。

“我很感动，也很荣幸，海因茨神父，”伯格维茨说，“而且，你的提议令我非常动心。但是，你这样做会损害圣杰罗姆大学的利益，因此我不能让你这么做。你会触怒卡皮托尔市中一些极具声望的犹太人，而他们的支持和金钱正是你迫切需要的。

“你不明白吗？那恐怕我得给你讲讲我的过去了。记不记得，我以前告诉过你，我最初也曾经立志成为一个像我父亲那样的犹太教祭司？但我在神学院读到大二就退学了。那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色列刚刚独立。我认为，海因茨神父，你无法想象这对我们这些美国犹太人而言的巨大意义。我们终于扬眉吐气了，好像每个人都一下子长高了3英尺。

“你听没听说过一个叫维克多·戈兰茨的英国人？当然，你可能没听过。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英国出版商，在犹太人中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一直以来也是一名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然而，当以色列人将阿拉伯人驱逐出境时，戈兰茨与他们断绝了关系。在他出版的书籍、文章和手册中写道：犹太人刚刚遭受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迫害，而他们唯一的罪行就在于他们身为犹太人。可是，他们在手中刚刚获得了一点儿权力以后，立刻开始迫害阿拉伯人，将他们驱逐出境，令他们无家可归，这些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和平地生活了千年之久，而他们唯一的罪行就在于他们不是犹太人。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将戈兰茨视为叛徒，当然，尤其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我也是其中一员。但他的观点深深地震撼了我。我不停地祈祷，却没有得出答案。当然，令我震撼，甚至几乎将我摧毁的，并不是我必须赞同戈兰茨的观点，而在于我认为以色列人没有其他的选择。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的做法的确是一种罪过，这与当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在这一点上我与戈兰茨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以色列人还有什么其他的路可走吗？迫害加迫害，不公加不公，罪过加罪过，除此之外，他们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我不再信仰上帝了。对于一个犹太人而言，要接受大屠杀中上帝为我们安排的悲惨命运已经很难了，真的，我们不理解，上帝怎么能容忍纳粹那些丧尽天良的恶行呢？但是，如果上帝拯救以色列子民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像迫害他们的人一样去行凶，那么他的智慧、仁慈和力量又在哪里？他不是和我们一样束手无策吗？的确，我无法信仰上帝了。那么，我还能对教堂会众说些什么？我要如何向他们保证，上帝会惩恶扬善？我要如何去救赎那些受苦受难的灵魂？”

“因此，”西摩尔·伯格维茨继续说，“我决定放弃当牧师的理想，不再指望去救赎灵魂，转而从事医学研究，力求治愈人们心灵上的疾病。

“但这也就意味着我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了。你是第三个听到这段我的过去的人。第一个是我的父亲，当年我从神学院退学令他伤心不已。第二个是我的太太。你要知道，犹太人的嗅觉是相当灵敏的，尤其是在涉及其他犹太人的事情时。在金钱及其他各方面，圣杰罗姆大学都需要得到卡皮托尔市一些犹太名人的支持，如凯斯勒家族、费尼曼家族、罗森鲍姆法官等。而他们都知道我不买以色列的国债，而且在以色列大使来访时我没有露过面。当然，他们不会当面指责我，但在他们的眼中，我也是个叛徒。所以说，如果我加入你的董事会，只能为你的学校带来伤害。”

“无论我怎么做，你都不能加入吗？”齐默曼恳切地说。

“你可以永远将我视为你参谋团的一员，”伯格维茨笑了笑，用力地握了握齐默曼的手。从那一刻起，齐默曼将伯格维茨视为一个真正的朋友。现在，何不和他说说霍洛韦这件事儿？他几乎听见伯格维茨说：“这无所谓，海因茨神父，不过像鞋里进了一粒沙而已。”以前，他经常这样安慰他。

他接通了伯格维茨办公室的电话，这位医生听了几句后，语气突然一反常态，变得严肃起来：“从头给我讲，把你能记得的一切都告诉我。你什么时候与这些人开始有接触的？通过什么方式？就从这里开始讲，不要漏掉每一个小细节。”

海因茨将整个事件的始末讲完后，电话那一端是长长的沉默，海因茨连问了两次：“西摩尔，你还在听吗？”伯格维茨这才开口说话。

“这件事很可能到此为止了，没什么可担心的。但是，海因茨，”齐默曼心中一惊，因为这是伯格维茨第一次不叫他海因茨神父而直呼其名，“你不应该打电话给哈里特·比彻·斯托女子学院。当然，在生活中，我们都会这样，试图去平息、安抚那些偏执狂类型的人。我尚未见过那个女人就做出这样的判断的确有些不妥，不过偏执狂患者的特征就在于他们善于让正常人感到内疚，而这也是他们如此危险的原因。平息与安抚只会让他们的胡思乱想变得更加确定，这是这种疾病的本性。不管怎样，很可能这件事就像是鞋里面进了一粒沙而已。但我还是希望你当初没打那通电话。”

挂断电话后，伯格维茨喃喃自语道：“真是件闹心事儿，我一点儿都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