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联合是唯一出路：教育、企业和文化

在社交场合，“教育”可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儿。如果在聚会上对别人说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那我很可能就会看到对方大惊失色。“我怎么这么不走运啊，”他们肯定会想，“一个星期就这么一天时间出来放松，却碰上个搞教育的！”但如果我主动打听他们的受教育状况或他们孩子的学业，那脱不了身的人可就是我了。很多人都很想与人交流自己的教育经历，每个人都有非常鲜明的看法。教育与宗教、政治和金钱一样，是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一个话题。事实上也理应如此。教育对事业生涯的成功、孩子的未来和全球的长期发展，都至关重要。不仅如此，它还给我们的个人形象烙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世界上许多成功者在学校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不管他们后来多么成功，也往往会暗中焦虑，担心自己其实不如表现的那么聪明。这些人可能是老师、大学教授、校长，也可能是商人、音乐家、作家、画家、建筑师等。许多人是在从教育带给自己的挫败中痊愈之后才取得成功的。当然，也有很多人喜欢受教育的时光，而且日后也靠教育过得很好。那么，那些没能做到的人该怎么办呢？鉴于如今世界的变化，各地政府都向教育改革投入了庞大的资源。这很好，但还不够。现在的挑战是彻底地改造它们。

随着技术和经济变革加快脚步，世界各地的教育系统都在进行改革。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两手抓策略。一方面是扩大教育范围，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覆盖面。对教育资源的需求每年都在增长，教育和培训如今已处于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列。另一方面是提高教育标准。教育标准应该要高，而且提高标准显然是个好主意。降低标准是没太大意义的。但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标准呢？教育更多的人，让他们接受更高标准的教育，这当然是关键，只不过，还要以不同的方式教育他们。

教育从来都不是一个培养人天生能力的公平过程。大众教育系统建立在两大支柱的基础之上，其中之一是经济，受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具体假设所塑造，而这些假设，有些如今已经过时了；另一个支柱是智力，受有关学术智力的特定理念所塑造，学术智力往往会忽视其他同等重要的能力，尤其是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19世纪中叶以前，接受正规教育的人还比较少。受教育基本上是一种特权，只有少数人才能负担得起。大规模的公共教育系统主要是为了迎合工业革命的需求，从很多方面来看，它们反映了工业生产的原则，强调线性、一致性和标准化。

大多数公共教育系统都有着相同的等级之分，并在各自所属的时代里自然显现：地位最高的是数学、语文和科学；接下来是人文科学（历史、地理、社会学）和体育；最末尾的是艺术。艺术中又有另一套等级：绘画和音乐的地位一般比戏剧和舞蹈更高。全世界很少有学校会把舞蹈作为必修科目。事实上，不同科目教学时间的安排就能反映出其地位和等级：是必修还是选修，对哪些学生是必修，对哪些学生是选修；是主修还是辅修；是否包括在标准化考试当中，在提高教学水平的政治论战中又能占到多大比重。这样的等级之分并非事出偶然：它建立在市场供需关系的假设上，尤其是智力和学术能力。

许多政府主导的教育改革对这一模式押下了双倍的赌注。它们巩固这一等级制度，推广标准化考试文化，限制教育工作者对教学的自由裁量权，即决定教什么和教多少。这种现象也并非某一党派的政策。在这方面，各党派的政治家们都奇怪地一致团结起来。一方面，他们力主为教育投资，对教育加以规范，主张让所有孩子都上学、能够自主选择学校，而且，他们还赞同用各种方法提高学业标准。但另一方面，你很少会听到任何一方的政治家对学术标准及标准化教育体系的绝对重要性提出疑问。事实上，这些政治家们是打着“推动经济发展”的旗号来推行这些政策的。之所以说这样做很讽刺是因为，这些改革所扼杀的技能和素质，恰恰是迎接当前挑战所必需的：创造力、文化理解力、沟通能力、合作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当今世界而言，创新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必需品。所有组织都要在这样的世界里竞争。缺乏创造力的后果很严重，停滞不前的组织很可能会被不留痕迹地抹掉：放眼企业史，抗拒改变的公司和行业的残骸比比皆是，它们被困在固有的习惯里，错过了承载更多创新企业向前发展的变革潮流。

不光只有企业会面临衰落的危险。在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主宰了世界——这一点恐怕不会有太多争议。英国是工业革命的摇篮，其军事力量牢牢地控制着殖民地，而英文也大肆入侵了殖民地文化。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时，她执掌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日不落帝国。如果1870年你到女王的宫殿告诉她，“在一代人之内，这个帝国就会倾覆”，人们的嘲笑声肯定会响彻整个王宫。但历史证明，此话没有任何一点虚假之处。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英帝国遭受重创，而等到我出生的1950年时，这个帝国的辉煌只剩下了过往的记忆。整个20世纪，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由美国所主导，就像19世纪的欧洲那样。而关于美国能否在21世纪继续延续自己的霸主地位，还有待观察。屡获殊荣的美国科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曾指出，帝国的结局大多是彻底崩溃，而非日渐衰落，正如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

所有组织都是有机体，都会走向衰落。它们由人创造，为了生存，也就需要持续地再创造。组织若是遭遇了失败，那些依赖组织的就业岗位和社会群体就会出现动荡。如今，受害最深者莫过于青年人。在经济动荡的时候，青年失业率往往比成人失业率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从历史上看，青年就业市场的复苏也往往落后于成人就业市场。对于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而言，未来似乎变得黯淡无光，充满了绝望：他们没有工作，也不知道哪天才能找到工作。国际劳工组织反复指出，为每年数百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创造就业岗位，是经济体朝着更富裕方向发展的关键要素。不过，就业岗位的数量虽然重要，但就业质量也很关键。当今世界，一辈子只干一份工作的情况已成为过去。创造力也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事关个人安全感和社会健康程度的必需品。

《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就曾说过：“要是有人具备想象力，能创造出新服务、新机会或找工作的新方法……那么，这些人就是新的‘打不垮的人’。拥有想象力，就可以发明更聪明的方式完成旧有的工作，以更节能的方式提供新服务，或者用新法子吸引老客户，使新法子结合现有技术——这些人的事业会欣欣向荣。”解决途径是更好的教育和培训。在这里，未来的生意同样不再一如从前。“我们不仅需要提升高中和大学的毕业率，即让青年接受更完整的教育，还需要更多人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学校的任务会变得更加艰巨：它们不只要改善阅读、写作和数学运算的模式，更要培养孩子们的企业家精神、创新能力和创造力。在经济危机中，革新学校和革新银行一样重要。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回到过去的好日子。”

“如今的挑战是：要把教育系统转变成某种更符合21世纪的真正需求的东西。这一转变的核心是：用截然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的智力和创造力。”旧有教育制度如今不再适用，原因之一在于，现实生活不是线性的，更不是标准化的，它由始至终都是有机的、创新的、多元化的。

|无法预知的职业道路|

在我儿子去洛杉矶上大学的几周前，我们一起参加了学校的迎新日。校方把学生和家长分开了：学生们去听选课介绍，家长们则前往金融系进行离别辅导。一位教授向我们介绍了孩子上大学期间家长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大致意思就是，他劝我们对孩子放手，尽量别在职业选择上给他们太多建议。他举了自己的一个例子。若干年前，他的儿子也在上大学。他的儿子原本想学古典文学，但他和妻子都认为古典文学的就业前景不怎么乐观。所以，当儿子上完大一后说自己决定选个更有用的主修方向时，两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问儿子想学什么，儿子的答案是哲学。虽然这位教授费尽心思向儿子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今可没有哪家哲学企业在招聘，但他的儿子还是毅然决然地选修了若干门哲学课，而最终的专业则是艺术史。

大学毕业后，那位教授的儿子在国际拍卖行里找到了工作。他周游各地，过得很好。他喜欢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之所以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他通晓古代文化、受过哲学专业的训练，同时又热爱艺术史。而在他刚刚开始大学学业时，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父母，都无法预见到这条职业道路。

“生活不是一条直线”这个原则适用于每个人，也就是说，当你跟着自己内心的指路明灯前进时，就能创造真正的机会，遇见各式各样的人，获得各式各样的体验，创造不同的生活。我们此时此地的内心期待，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教育并不会笔直地通往未来：它强调的是培养天赋和敏锐感受，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在当下过上最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