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10余年间，亚洲的商品如潮水般地涌进美国市场，美国还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几百万个职位随之消失，全美上下都对本国制造业的前途非常悲观。大家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面对亚洲的廉价劳动力，美国制造业还有竞争力吗？此外，美国在高科技产品上的贸易赤字也在拉大，在2011年已占到美国贸易总赤字的17%，这样看来，就算是高科技行业的制造业，别的国家也比美国强。以前美国也有过这样的困难时期，每当这个时候，大家总是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归咎于外国政府：它们不断地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保护本国货币，对美国的制造业造成了伤害，这次也不例外。但是，就算是不断批评外国政府的人也知道，美国自己一定也有难辞其咎的地方。

大家都同意，美国需要提供更多好的就业机会，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们好的就业机会从何而来。制造业的岗位还会回到美国吗？像苹果公司那样的企业界超级明星，它们把生产线建在国外，但是大部分利润还是来自美国国内。这就是美国制造业将来的发展模式吗？而且，在电池、太阳能和风能这样的新兴科技行业，就算企业是利用美国的创新技术在美国创立的，但创新技术的商品化却是在国外进行的。怎样才能利用在新科学、新技术方面的长处来进行经济重建，使美国经济充满活力呢？一定要在美国国内建立起相应的生产制造体系，才能抓住创新和创业精神给经济带来的好处吗？如果是的话，又要建立哪些生产体系，以及如何才能建立并保持这些生产体系的活力？

在麻省理工学院，我们和美国大众一样，对美国经济的走向问题非常关注。麻省理工学院肩负着双重重任，那就是教育学生以及创造新知识。我们对此孜孜不倦，因为我们想要为人类解开自然之谜做贡献，而且当今世界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如疾病、战争、暴力、贫穷、能源和气候变暖等，我们也要为解决这些大难题出谋献策。甚至对于那些致力于解开自然世界难题的同事，紧接着要面临的难题也总是应该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在这个危机重重的时刻，我们很难明确知道谁会从我们的研究中获益、如何获益，我们的学生又会在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中获得怎样的机会，这也是警钟长鸣的时刻。在这种时刻，20世纪8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时任校长保罗·格雷（Paul Gray）动员全校各学科的教研人员通力合作，找出当时美国生产力增长缓慢、工业停滞不前的原因，并为美国的私有企业、政府和大学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当时专案小组的研究成果就是《美国制造》这本书，这本书也成了美国经济讨论中的里程碑。

秉承这个传统，苏珊·霍克菲尔德校长在2010年成立了麻省理工学院PIE委员会，由20名教职员工和12名学生组成。PIE委员会的目的是研究创新如何从构想发展到产品生产，从而进入经济体。我们研究的起点是：我们认识到创新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建立一个朝气蓬勃、充满生机的社会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为了保持创新的领先地位，美国需要什么样的生产体系，而这个生产体系又应该位于何处？我们习惯于把“生产”（production）和“制造”（manufacturing）交替使用。这两个词可能真的是一样的，就像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所说，如果一个人能拿一个东西砸到脚，他便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制成品。一直以来，企业中都有一条在“制造”和“服务”之间的清晰界线，把不同性质的活动或者最终产品区分开来，但是在我们研究的大多数企业中，这条界线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不管是在苹果这样的巨型公司，还是在俄亥俄州一个生产修理输油管道专用管套的小公司，情况都是如此。这家小公司会将它的技术员和管套一起送到石油公司的海上平台，在凛冽的海风中，技术员把使用管套的方法大声地告诉将要潜入水中修理管道的潜水员。能够创造最大价值的活动是竞争对手难以复制的，它是由服务和能砸到脚的产品组成的捆绑包。我们以这种综合活动为重点，围绕着美国经济发展中的机遇与风险来展开研究。在过去30余年中，创新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这种变化对于美国经济的机遇和风险便是我们研究的主题。

我们都对美国制造业的命运忧心忡忡，这背后有很多深刻的原因。多年以来，学术界对这个研究课题几乎不闻不问，但是在过去几年中，对美国制造业的评论和研究却突然多得数不胜数。几乎每周都有一篇新的研究报告出炉，对美国的制造业进行诊断，在不同方面强调它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这些报告指出，美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便是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过去10余年间，虽然美国制造业生产总量在世界总量的占比保持稳定，但经济学家指出，取得这个好成绩的只是有限的几个行业。而且，就算是在这几个有限的行业里，美国的生产水平也并不是真实的，很可能只是因为低估了进口零配件的价格。美国的对外贸易赤字不断增加，而且对其各个组成部分的详细分析告诉我们，高科技领域的赤字也不容乐观。虽然美国高科技产业的生产总量还是世界最高的，2010年生产总值为3900亿美元，但在世界总值中的占比是不断下降的，从1998年的34%降至2010年的28%，而其他国家却在这个产业中大步前进。

这个情况对就业机会的影响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几年，美国失业率的大幅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造业岗位的流失。经济复苏的同时，这些岗位的回归速度却很慢，实际上很多失去了的岗位就永远失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历了很长的经济繁荣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制造业就业机会对工人以及需要付出人工成本的中产阶级来说都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它给只有高中或高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工人支付的工资和福利比其他工作都要高。现在新增的制造业岗位的工资都会低一些，福利也没有那么好。

此外，制造业兴旺与否还关系到国防安全，因为军队要不断购买新武器、保养或更换现役不同批次武器的零件。由于很多中小型零配件供应商不复存在，美国军队不得不转向外国供应商来满足武器维修及保养的需求。这种和外国厂商签订军事合同的后果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情况令人忧虑。

纵观美国的工业生产体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现实。工厂空空荡荡，有些已经破损、坍塌，但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推动新企业诞生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消失了，这才是最关键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曾经说过，大量的创造性破坏是经济进步的前提。但是，我们还需要知道，毁灭之后留下来的资源是否足够丰富，能否让新的经济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不管企业成立的时间有多长、规模有多大、属于哪个行业，它所在的地区都必须要有培训体系、大学、多样化的供应商、行业公会以及技术研究中心等资源，因为企业光靠自己的内部资源是不够的。根据这些资源的密度、多样性、丰富程度，我们就可以把一个有活力的工业体系和一个枯竭贫瘠的工业体系区分开来。现在，美国各地的中小型企业只能依靠自己的内部资源来运作。除了硅谷、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等地区以外，美国现有的工业生态系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创新快速进入市场，这样就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现在面对的不仅仅是经济变化给社会某些阶层带来的牺牲，还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当今新兴产业不断涌现，我们要利用哪些生产能力、技术和商业模式才能保证它们的成功？苹果、高通和思科这些优秀的新企业把产品生产放到了海外，但是它们主要的利润来源还是美国。这种模式的成功把这样一个问题摆到我们面前：美国还需要本土制造业来抓住创新和创业精神带来的好处吗？在过去30多年中，科学技术和各国政府政策相结合，使得各种想法、货物、服务、资本和生产在国与国之间畅通无阻。现在，很多产品和服务都可以和国外的制造商合作，把创新转化为产品，投放市场。美国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可利用的生产容量极高，不再需要自己建立相应的生产能力，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些机会还意味着，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展中国家的发明家也可以和国内外的合伙人、供应商合作，达到这些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

但长期来看，这些合作关系对美国企业和美国来说都是有风险的，风险还远不止专有知识和行业秘密流失那么简单。真正的危险是，随着美国企业把科学技术的商业化转移到国外去进行，它们进行新一轮创新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弱。这是因为企业的认识、学习，是在从产品雏形、展示阶段到商业化整个过程中进行的。当车间里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带着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来找负责设计的工程师，一起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法时，企业的认识加深了；当工厂把大家心照不宣的知识转化为标准化的流程，白纸黑字地写在操作手册上时，企业的认识加深了；当产品的最终使用者来投诉，工厂在处理投诉时，企业的认识加深了。PIE委员会的研究人员亲眼目睹了这样的认识加深过程，他们观察了生物技术巨头百健公司（Biogen Idec），看到了治疗多发性硬化病的药物如何从试管阶段，一步一步地走到放在15000升的罐子里进行规模生产，在每一步中，这家企业都学习了很多新知识。即使是深得大规模生产之道的公司也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学习，生产剃须刀片、尿布、路标、便利贴这些毫不起眼产品的公司也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加深认识。像宝洁公司、3M公司等就是在制造这些产品的过程中，不断找到新的创新点来增加利润空间的。因此，当生产制造过程搬到国外后，美国用来继续学习的场地就变小了，未来的利润空间和就业机会也变少了。

我们沿着从实验室到产品这个食物链来追本溯源，大学实验室通常是创新的发源地，而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制造业企业的流失会带来实验室的流失，因此我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我们对校内一个实验室的访问，最能证明这一点。我们来到托尼奥·布纳斯斯（Tonio Buonassisi）教授在麻省理工学院35号大厦地下室的实验室，布纳斯斯教授在太阳能电池研究方面是最杰出的研究人员。他带我们在实验室里走了一圈，告诉我们，制造这些尖端仪器的制造商都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地区附近，开车几小时就到。大多数仪器是实验室和仪器生产商紧密合作的成果，从想法到零部件再到仪器的雏形，他们之间的交流频繁而密切。这些仪器最初只是在实验室使用，不过现在它们已经商品化，很多太阳能公司都在使用。布纳斯斯教授忧心忡忡。由于经济停滞不前，对可再生能源的经济刺激终止，太阳能行业传出来的消息越来越糟；虽然整个行业的边际利润都很低，但竞争对手还在坚持。和布纳斯斯合作的本地企业情况不妙，于是他对自己的研究工作也担心起来，他认为仪器供应商倒闭后，他的研究工作麻烦就大了，因为只有和这些供应商合作，他才能生产出需要的仪器，来制造更快、更有效、更便宜的太阳能电池。虽然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下，互联网可以使世界各地迅速连接，但初期研究与后期规模生产之间的联系依旧是最重要的。

现在，在和制造业相关的很多问题上，我们都有了大型研究项目带来的新见解。PIE委员会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有几个人要特别感谢，他们的研究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苏珊·赫尔珀（Susan Helper）、苏珊·豪斯曼（Susan Houseman）和埃丽卡·富克斯（Erica Fuchs）的相关研究；美国信息技术及创新基金会（ITIF）的研究报告《比大萧条还糟的现状》（Worse Than the Great Depression）；加里·皮萨诺（Gary P. Pisano）和威利·史（Willy C. Shih）在2012年出版的《制造繁荣》（Producing Prosperity）；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2012年出版的《制造未来》（Manufacturing the Future）；美国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指导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在高级制造业中抓住国内竞争优势》（Capturing Domestic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美国国家科学院关于创新政策的研究。过去几年间，有关制造业现状和前途的研究报告大量涌现，它们指出了值得考虑的地方并分析了背后成因。这些研究工作还指出了应该如何调整政策，这也为政府下一轮的行动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