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接触政策”下的伊核问题系列会谈与美伊密谈

由于会谈有利于维持国际上对施压伊朗的支持，有利于建立信任和在政治形势变化时探寻新的机会，因此，2010年6月通过了对伊朗的新的制裁决议后，由“接触政策”所开启的在“6+1”模式下的伊核问题会谈一直没有停止。“接触政策”只是美国对伊朗的“双轨政策”中的一轨（另一轨是制裁）, 2009年奥巴马侧重于双轨中的“接触”一轨，2010年起奥巴马逐渐侧重于“制裁”一轨，但接触的轨道当然还是敞开着的。就伊朗方面来说，对奥巴马政府在伊核问题上的无条件接触要求自然难以拒绝。安理会1929号决议的通过，再次表现了国际社会在伊核问题上的某种共识，伊朗就核问题与六国进行会谈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了，同时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接触政策本身也增大了伊朗国内支持接触的力量。

在伊朗国内一直以来就有主张与美国进行接触的改革者。早在2002年，就有学者认为：“在伊朗，担心美国的权力和包围的强硬派与质疑总体的反美政策的温和派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2003年4月，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拉夫桑贾尼呼吁就改善伊朗与美国关系进行全民公决。同年5月7日，伊朗议会154名议员联名发表声明，呼吁伊朗外交部采取积极的外交行动，修复与美国的关系，认为这会有助于将针对伊朗国家安全的威胁转化为机遇，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明智之举。与20世纪90年代拉夫桑贾尼的和解努力相一致，内贾德的新保守主义政府也表达了某种程度的与美国进行接触的意愿。伊朗总统内贾德公开写信给布什总统，发起与之进行辩论的挑战。这在几年前的伊朗是难以想象的。伊朗总统内贾德破天荒地写信祝贺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竞选胜利。哈梅内伊曾说，当恢复美伊关系的时机到来时，他将批准恢复这种关系。伊朗外长穆塔基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美伊之间不可能永远断绝外交关系。”尽管相互猜疑和憎恶也已到达令人吃惊的程度，但与此矛盾的是，在两国首都要求美伊对话的呼声却是史上最高的。在德黑兰，长期存在的与美国对话的禁忌表面看来已被打破。仅仅在5年前，伊朗人会因为主张与美国对话而被送入监狱。但而今，该国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公开地认可这样做了。在伊朗的政治系统中有一些人尽管职位不是很高，但可能支持对美接触，因为接触对他们有利。这些人包括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 NIOC）的官员，他们很渴望获得西方的技术和投资，他们的总代表伊朗石油部长与商业领域的现实主义者关系密切。的确，对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官员以及其他行为者而言，美伊在稳定伊拉克和阿富汗方面携手努力将会开启重建管道项目和其他相关工程的大门。伊朗议会前议长卡鲁比（Karroubi）或许是所有主张与美国和解的人中最为大胆的一个。他说：“两国间的寂静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坚冰应该打破，猜疑之墙应被推倒。”

但是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伊朗的改革派们难以动员大众支持与美国接触。小布什政府把伊朗称作邪恶轴心国，并不断对之发出武力威胁，使伊朗政权很容易把美国妖魔化为大撒旦，并有理由声称与西方改善关系的障碍是疯狂的美国而不是伊朗政权。然而，奥巴马政府对伊朗接触政策的推出，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美国已非改善关系的障碍了。奥巴马政府向伊朗伸出的橄榄枝，及其执政的前六个月对“接触”的反复强调，表明构建一种新的西方与伊朗关系是可能的，从而为伊朗的改革者提供了动力。在2009年的伊朗大选期间，穆萨维的竞选活动中充满了标语和肖像，很像奥巴马的竞选活动。在活动中，穆萨维说：“在伊朗，与美国会谈的禁忌已经被打破了……现在我们相信，一个强大的伊朗通过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并与之建立互信，能够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国际角色。这是我们所追求的。”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接触政策，使伊朗改革者更有信心地认为美伊关系中存在着转向新的方向的机会，使伊朗内部支持对美接触的力量扩大了。

在上述背景下，尽管美国等国于2009年10月的会谈中推出的核燃料交换提议没有被伊朗接受，而伊朗也在2010年6月再度遭受国际经济制裁，但“6+1”模式的核谈“列车”已开启，它只可能暂停而不会永驻。奥巴马总统及其高级幕僚均强调：制裁的目的是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Ashton）于2010年10月致函伊朗首席核谈代表贾利利（Jalili），邀请他于11月15～17日赴维也纳举行对话。贾利利在回信中同意11月10日后选定“对双方都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举行会谈。在中断了14个月后，伊朗与六国于2010年12月6日在日内瓦重启了闭门会谈。就在会谈前一天，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称，伊朗在生产重要核工业原料铀“黄饼”方面已实现自给自足。此前，伊朗曾宣布生产出35公斤纯度为20%的浓缩铀，并有望于2011年9月前为布什尔（Bushehr）核电站提供国产核燃料棒。伊朗代表在会谈前一天如此高调公开自己的核活动情况，显然是想表明制裁对其核计划没有任何影响，同时也为了在谈判中争取主动，提出较高的要求。本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各方均同意，下次会谈于2011年1月21～22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但伊斯坦布尔会谈同样没有取得成果，因为伊朗要求以解除国际制裁作为讨论实质问题的前提。此时中东巨变已经开始，埃及等国发生的事使德黑兰受到鼓舞（伊朗称之为伊斯兰觉醒、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后续），但却使美国颇为措手不及。在此地区背景下，伊朗在核谈中不可能做出什么妥协。

2011年3月美欧开始军事干预利比亚，美国年底将从伊拉克全部撤军，同时美欧在此期间也期待着伊朗发生类似北非地区等阿拉伯国家的反政府运动，而伊朗则从卡扎菲被推翻中进一步认识到其在核问题上没有屈从西方压力的正确性，并利用巨变所致的高油价缓解了制裁压力，因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举行“6+1”伊核问题会谈。2011年9月（这时伊朗已经充分掌握了20%铀浓缩技术，并且浓缩铀的储备也日渐增加），伊朗提出停止其20%丰度的铀浓缩活动，接受西方提供的用于德黑兰核反应堆的燃料棒。西方拒绝了伊朗的提议，这样伊朗就必须自行生产核燃料棒了。由于卡扎菲政权被推翻，担心美军从伊拉克撤军后伊朗会趁机填补真空，扩大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又因为伊朗没有出现西方所期望的内部骚乱，伊朗的核活动不断扩大，欧美在2012年1月开始对伊朗施加更大制裁压力。“欧洲联盟成员国外交部部长23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决定，不再进口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同时针对伊朗中央银行等机构出台一揽子经济制裁方案。”同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国有商业银行德佳拉特银行。至此，美方已把伊朗所有主要国有银行置于惩罚措施之下。”而伊朗则以封锁霍尔姆斯海峡作为回应，一时形势十分紧张。伊朗在没有取消部分经济制裁的情况下是绝对不会中止铀浓缩活动的，而美欧则把维持并不断强化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作为确保伊朗行为改变的关键要素。

但紧张的形势并没有像有些分析人士所判断的那样发展到战争，2012年4月13～14日，“6+1”会谈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本次会谈中，西方国家集中于要求伊朗停止20%丰度的铀浓缩，至少作为一个临时步骤。本次会议决定，下次会谈于同年5月23～24日在巴格达举行。在巴格达会谈中六国提出了如下建议：伊朗停止20%的铀浓缩，把现存的20%浓缩铀库存运出伊朗；关闭库姆附近的福尔多（Fordow）地下铀浓缩工厂；伊朗接受全面的核查机制以确保其履行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伊朗解释被称为旨在设计核爆炸装置的活动。相应地，西方国家对伊朗采取如下互惠措施：西方国家至少在此期间允许伊朗进行3.5%～5%丰度的铀浓缩；向伊朗提供受保障的医用同位素供应以及技术援助，以确保民用核设施的安全；向伊朗提供民用客机备件。但六国没有满足伊朗提出的承认其铀浓缩权利的要求，也没有满足其停止欧盟既定的（2012年7月1日）对伊石油禁运要求。伊朗或许更愿意运出其20%丰度的浓缩铀，而不愿意完全放弃福尔多核工厂。福尔多核工厂被伊朗看作最大的力量来源之一，因为它深埋山底，从而较难受到以色列和可能的美国空中打击，而且就位于什叶派圣地库姆（Qom）附近。它是在伊朗遭受制裁时由伊朗自己建设起来的，是伊朗国民抵抗外部压力和自豪感的象征。因此，伊朗对六国提出的上述建议是难以接受的。2012年6月18～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同样没有取得突破，但各方于2012年7月3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较低级别的技术性会谈。阿什顿与贾利利同年9月在伊斯坦布尔也进行了会面。

在这些谈判进行的过程中，伊朗不但掌握了把铀提纯到20%丰度的技术，而且还取得了其他令人难以想象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国内生产了供德黑兰反应堆使用的燃料棒，拥有约一万台离心机，6000公斤低浓缩铀以及150公斤的丰度为20%的浓缩铀。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如果仅向伊朗提限制其核活动的要求，而不在其核权利上及对伊制裁上有较为明显的让步，伊朗与西方是很难达成协议的。

2013年2月26～27日，“6+1”会谈在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举行。会谈地点的选择是颇具深意的。作为一个世俗的、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同与会各国均保持良好关系，其在核不扩散方面堪称榜样：它于1991年自愿放弃了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库，为《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签署与生效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本次会谈中，西方放弃了对伊朗彻底关闭福尔多核工厂的要求，但继续坚持要求伊朗停止在该工厂进行20%丰度的铀浓缩活动；允许伊朗保留部分能够被用于医疗同位素的20%丰度的浓缩铀；解除以黄金或其他贵金属向伊朗付款的多国禁令以及购买伊朗石化产品的禁令。2013年4月5～6日举行的第二轮阿拉木图会谈中，伊朗提议：伊朗停止在福尔多安装离心机、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会谈、继续把20%丰度的浓缩铀转化为氧化铀、停止把铀提纯至20%；西方承认伊朗进行铀浓缩的权利、快速解除联合国制裁和多国制裁，并提出讨论更为广泛的地区问题。阿拉木图的两次会谈表明双方的立场已经有很大的交集了，问题核心仍然是各方如何在伊朗的核权利和国际制裁上进一步进行协调。

鲁哈尼就任伊朗总统后，其对外较之内贾德表现得更为温和，其一系列积极言行为核谈创造了良好的前景。他认为国际政治已不再是零和游戏，而是一个多维舞台，合作与竞争经常同时发生，血仇时代已经过去。他主张伊朗与美国一道结束危险的对立与冲突，协调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争取达到双赢的结果。

2013年9月26日，在联合国大会会外展开了“6+1”会谈。在这次会谈中，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新任外长扎里夫（Zarif）进行了单独会谈。作为会谈的一个结果，各方同意，另一轮“6+1”高级会谈于2013年10月15～16日在日内瓦举行。在日内瓦会谈中讨论了达成一个临时协议的问题，会谈结束时，各方达成一致，定于2013年11月7～8日再次举行会谈。在下次会谈开始前，进行技术性会谈。在会谈临近时，伊朗官员的声明暗示，达成一个限制伊朗的核计划以换取减轻制裁的临时协议是可能的。在会谈进行时，六国的外长改变了他们参加会谈的时间表，延长了会谈时间，试图商定一个最终草案，宣告临时协议的达成。但由于六国外长间存在分歧，以及伊朗外长在没有与德黑兰的更高级官员磋商的情况下不敢最终敲定临时协议，因此会谈没有达成一致。各方同意在11月20日，再次举行会谈。这样，伊核问题临时协议便呼之欲出了。

实际上，除了上述“6+1”会谈，美国与伊朗的秘密会谈对伊核问题临时协议的达成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甚至是关键性作用。美伊首轮秘密会谈于2013年3月就进行了，而伊朗的总统大选是在6月，新总统就职是在8月，这就是说，两国就伊核问题进行的密谈是内贾德在任时开启的。在首轮密谈中，美方的代表是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鲁哈尼当选总统后，美伊两国双边接触与对话的节奏提速，两国又进行了四次密谈，8月和10月各两次，多数是在阿曼举行的。奥巴马与鲁哈尼通电话以后，美国才开始把与伊朗的密谈告知盟友。“6+1”会谈，只不过是美伊间严肃会谈的遮蔽。伊朗与六国达成的伊核问题临时协议中的一些要点，正是以美伊间的这些秘密会谈为基础的。在3月的密谈中，美方还提出了伊朗卷入叙利亚、伊朗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失踪的美国人等所关切的问题。

经过上述多轮会谈，双方持续地讨价还价后，都大致明白了对方的底线，先求同存异达成一个临时协议，以为最终协议的达成创造良好的条件，对各方而言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