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阶段及我国的发展现状

（一）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相关研究

阶段性是对外经济关系理论所包含的必然性，张幼文、李安方（2007）认为阶段性思想是内含于开放型经济理论中的，例如对于要素禀赋理论而言，禀赋结构的变化带动了贸易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阶段间的转换；同时认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阶段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体现。对于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阶段，虽然大多数学者是从开放程度上进行阶段性划分的，但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都有助于从各个方面理解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历程。裴长洪（2009）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过程看作对外经贸体制的改革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6年）为放开搞活和下放经营权，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做准备工作，如果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体制，那么外贸的改革也就无法继续深入；第二阶段（1987～1993年）为培育外贸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这一阶段以外贸承包责任制为主，建立自负盈亏、自由竞争的外贸企业环境；第三阶段（1994年至今）为贸易自由化和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的体制环境，这一阶段与前两阶段的最大区别在于将国际因素考虑进来，作为改革的重点。戴翔（2013）以重大标志性事件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推进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1年）称为起步阶段，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第二阶段（1992～2001年）称为全面推进阶段，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起始点；第三阶段（2002～2008年）称为全新阶段，以中国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为分界；第四阶段（2009年至今）称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将2008年左右的全球金融危机看作重要时间点，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类似按照重要事件划分的还有常健（2008）、王怀超（2009），但各自的划分有所不同，例如常健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城市等的开放作为一个分界点，划分的阶段既包含开放程度，又包含重要事件；而王怀超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为重要时间点，其中又包含经济体制的变革过程。而徐宇、曹飞飞（2011），李晓寒（2016）等人则从“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视角进行分类，其中徐宇、曹飞飞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分为试验探索阶段、全面开放阶段、体制全面接轨阶段和互利共赢阶段四个阶段；而李晓寒对阶段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类，分为三个大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三个大阶段分别为改革的全面探索时期（1978年12月至1992年2月）、全面推进时期（1992年3月至2013年11月）、全面深化时期（2013年12月至今），其中第一阶段中又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届三中全会、南方谈话等几个时间点划分，第二阶段中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为中间点划分，而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则作为第三个阶段。可以看出，虽然不同学者对于阶段的划分不同，但大多从开放程度、重要时间点等进行分类，并且大多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历程等同于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这些分类对于认识我国现在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发展现状相关研究

我国的开放型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较为全面的双边与多边贸易关系，但对于我国发展现状的认识仍然是理论研究、政策研究的重中之重。从上述的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中，可以截取出一些对于发展现状的认识的词，例如“贸易自由化和与国际规则接轨”“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互利共赢阶段”“全面深化时期”等，都是对这个时期我国发展现状的认识。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已经到了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转型是阶段性发展的必然要求。例如王允贵（2000）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出一个开放型大国的雏形，但结构性障碍、国际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仍然是无法回避的现状；裴长洪（2013）认为我国现在是一种边境开放和削减关税相结合的开放型经济，下一步应当从边疆开放转向境内，从贸易转向体制的开放。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这种转型是国际新变化、国内新要求带来的。例如金京、张二震、戴翔（2015）认为我国开放型经济也进入“新常态”，面临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等诸多新变化和注重平衡发展、注重改革和开放相协调等新要求；陈建奇（2015）则认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现有阶段是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中国元素尚不足，面临新挑战、新变化的新阶段。而从分行业角度来看，诸多学者集中于对服务贸易的研究。杨志远、谭文君、张廷海（2013）对我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做了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认为服务业对外开放现状并不容乐观，虽然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增加改善了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但总体来看其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李钢（2013）认为我国开放型经济中存在两大差距，货物贸易的结构比例失衡以及服务贸易的结构比例与世界贸易差距过大，而这些都是亟须关注的、对开放型经济发展不利的重要方面。总体上来看，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到了从外部改革转向内部体制、结构改革的关键期，这种转型升级既是体制、结构现状的要求，也是国际新环境、新变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