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农村阶层分化：社会性竞争与地位焦虑

（一）农村阶层分化状况与特点

根据农户的经济状况及他们在村庄的声望，本研究将这8个村的农户划分为四个等级，即富裕阶层、中上阶层、中等阶层与中下阶层。这种分类既便于理论分析，也符合农村阶层分化的实际情况（见表5）。

富裕阶层是农村中收入最高的阶层，占农村人口的3%。它们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存款超过100万元。这批人大多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外出经商，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农村，不参与村庄社会生活与价值生产，因而也不是被参照的标准。

中上阶层的收入水平远逊于富裕阶层，他们的年收入在3万～4万元，存款在10万元左右，约占农村人口的15%。他们中有近四成住在村里，其余住在镇上。后者有一半是1995～1997年农业税费最重时为逃避税费而搬到镇上的，其余是近年搬出去的。中上阶层的农户基本上脱离了农业生产，他们从事的行业主要是交通运输、农业机械租借、个体经营等。1990年代末因逃避税费搬到镇上的农户，在2003年“确权确地”中只保留2～3亩口粮地，一般请人代耕。其他中上阶层也耕种较少土地，其余土地按市场价格流转出去。中上阶层对村庄生活的介入都较深，参与村庄的价值生产和人情来往。

中等阶层属于农村中的半工半耕阶层，居住在农村。这样的家庭一般父子年富力强，父子年龄结构是50～55岁和30～35岁，家庭分工是子女外出务工，父母在家种地，家庭刚性支出较小。父辈耕种15～25亩土地，年收入1万～2万元；儿子、儿媳妇或未婚子女则外出务工，一年收入在1万元左右。此类家庭的年收入在2万～3万元，家庭存款在5万元，与中上阶层年收入差距不超过2万元。中等阶层约占农村人口的20%～25%。

中下阶层属于农村中经济收入最低、家庭负担较重的阶层。这些农户耕种的土地在7～15亩，主要收入在土地上。他们农闲时到镇上的工厂、砖厂、建筑工地当小工，家里搞点小规模养殖，平时还到河沟里去抓黄鳝、打鱼虾贩卖。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举家外出务工。中下阶层的年收入在1.5万～2万元。这一阶层的家庭结构是上有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下有正在读书的小孩，家庭收入完全靠中间一代人支撑，家庭的刚性支出较大，存款在2万元及以下。这类农户约占60%，是村里的主体人群。

通过以上的叙述，本文可归纳出8个村庄阶层分化的两大特点。

第一，阶层界限明确，但没有固化。阶层界限以经济状况为基准，且不同经济状况的农户，在居住地上有明确的分布。因此，居住空间是阶层划分与阶层关系的最明显的“区隔”，受访农民也以此将自己与其他农户划分在不同的阶层。尽管阶层间有区隔标准，但阶层并没有固化，农民有向上层流动的机会与动力，如中等阶层通过努力可以在镇上买房子，进入中上阶层的行列。向下流动也并非不可能，如中上阶层在城镇的生意遭受挫折，就可能沦落为中下阶层。正因为没有固化，阶层间的竞争与流动才成为可能。

第二，阶层呈中度分化状态，阶层关系呈高度竞争关系。除富裕阶层以外，其他三个阶层的年收入都不高，相邻阶层相差在2万元左右。富裕阶层的收入水平虽然独占鳌头，但他们早已脱离农村，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并不参与农村的阶层竞争。仅就后三个阶层而言，它们相互之间的差距不大，因此相对于阶层差距大的高度分化而言，这些村庄的阶层分化呈中度状态。也正因为如此，阶层之间、阶层内部家庭之间就可以在一个较低水平线上相互比较——这一竞争标准并非遥不可及，因此竞争便呈高度状态。

（二）“比着过日子”：社会性竞争与地位焦虑

对于村庄里的农民而言，富裕阶层不是“面对面”（费孝通，1998）的群体，因而不是竞争的对象。调查发现，中等阶层与中上阶层的竞争很激烈。对中等阶层来说，他们绝对不甘心落后于中上阶层，因为二者的起点最接近：土地占有量、最初的资本、关系网络，以及个人能力被认为相差无几。中等阶层会努力使自己成为中上阶层的人，而且，要跃升到中上阶层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即便他们认为自己比不上中上阶层，也会努力让下一代比中上阶层的下一代强。中下阶层与中等阶层的差距最近，他们要求自己事事都向中等阶层靠拢。因此，对处于较高阶层的中上阶层和中等阶层来说，除了继续努力攀升、防止被人轻易赶上外，他们还要努力防止自己掉入较低阶层。这样，每个阶层都“勒紧裤带”参与竞争。

在消费已成为代表身份符号的时代，展示自己地位、身份的最直接的方式，是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行为。农村各阶层的社会性竞争也锁定在一些给人感官刺激大的消费项目上，如居住地与房屋、子女就读学校、娱乐休闲方式以及耐用消费品等（见表6）。从目前各阶层的消费来看，中上阶层主要选择在城镇建房或买房，将子女送进县城中小学，并安排专人照看，经常在镇上的茶室喝茶或者邀人垂钓，家庭拥有相对齐全的耐用消费品。中等阶层力图在城镇买房，至少也得在村里建楼房，尽量将子女送到镇上或县城中小学就读，休闲方式主要是在村茶室喝茶、打麻将，耐用消费品有彩电、冰箱、洗衣机，少数家庭有空调。中下阶层在村里建楼房，子女一般在村或镇上中小学就读，因为缺少休闲时间他们偶尔打打麻将，家里耐用消费品较少，但至少会购置彩电，少数家庭有冰箱。在攀比的压力下，大部分家庭已配备摩托车。

耐用消费品、教育、居住地等方面的支出也是农村阶层“区隔”的表现，更是阶层身份的消费符号，它为每个阶层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不在一定期限内达到该“目标”，就会产生被区隔的“耻辱感”。村民陈某这样讲述阶层间的竞争：

都是一个湾的，总不能过得太差吧？大家都是比着过日子。田地都差不多，人家喜事办得热热闹闹，房子搞得漂漂亮亮的，家具、电器什么都有，自己家里却搞得乱糟糟的，都是个人，怎么能够比别人差呢？我们夫妻两个不争气，自己又生病，没有办法……我们隔壁那家，你们看房子盖得可漂亮……（陈某，40多岁，夫妻两人都患腰椎病，不能负重）

阶层之间的竞争使得每个阶层都承受着竞争的压力，而压力最大的是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中下阶层的竞争压力最大，因为他们家庭收入较低，而家庭的刚性支出较大，“赶超”面临较大困难。比如，中上阶层有能力将子女送到县城上学，而中等阶层、中下阶层为了不使自己的子女输在起点上，也要努力将子女送入县城，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支出。但压力再大，他们也不可能退出竞争体系成为不要“面子”的人，而是拼命地往中上阶层“制造”的符号标杆中挤。中上阶层则不断地制造“标杆”，以证明自己或避免被赶超。

在这个高度竞争的体系中，每个人都紧张地生活着，生怕赶不上别人，落在人家后面，或者因掉入下一阶层而被人讥笑。一旦在竞争中被甩出局，其在这个阶层结构中就没有一席之地，在村里就没有面子、地位和说话的分量，得不到他人的尊重，等等。这说明高度竞争的阶层体系，实质上是一个高度地位焦虑的体系。下面是属于中上阶层的张女士对前几年焦虑的叙述：

前几年条件不好，还要带两个孩子，出去打工挣的钱给小孩买奶粉，油都舍不得吃。什么都赶不上人家，老公没本事，我脾气坏得很，有点什么就跟他吵。那时候孩子小，没人带，孩子缠着干不成活，自己个性强就生自己的气。与邻居家比，人家在镇上买了房子，我家在村里还住老屋，就觉得丢脸，不敢请人家上屋里坐。心里急得很，就生气。生自己的气，生老公没本事的气，跟老公吵架，吵得全队人都知道。生气就气出病来，没有人知道我的心……（张某，女，34岁，现已在镇上买房、开小卖部）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竞争成败最敏感的是家庭妇女，最先有地位焦虑的也是她们，她们将这种焦虑归结为丈夫没本事、公婆没有带孩子、没有为他们付出等。因此，处在中下阶层的农户的家庭矛盾较其他阶层多。为了获得成功，这些家庭中的所有人被拉入竞争体系。人们除了不断奋斗外，还很看重家庭一丝一毫的得失，因为这些得失对竞争成败很关键。处在这种竞争“场域”（field）的人在生活上被社会性地建构了锱铢必较、精打细算的“惯习”（habitus），表现为“能剥削就剥削”“能占便宜就占便宜”的下意识而持久的思维、知觉和行动（李春玲、吕鹏，2008）。兄弟家庭之间也不例外，甚至竞争更激烈。因为兄弟之间的起点最平等，一旦后天处于不同的阶层或地位上有差异，落后者更会被人瞧不起。因此在对待老人上，尽量少承担责任，尽量多占对方便宜，尽量多剥削老人的劳动，能不养老尽量不养，以最大可能地减轻自己竞争路上的负担，或增加竞争筹码。这便是下层农民在养老上经常出现兄弟之间相互计较、相互争执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