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自杀“秩序”及其村庄社会基础

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京山农村的代际交换关系就颇为不平衡。老年人都有义务为儿子完成婚事，也有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完成婚事往往不只是安排结婚，还要为儿子建房子、支付彩礼。即便在儿子完婚后，他们还要继续为儿子操心，一直到自己丧失劳动能力。与此同时，近20年来，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持续下滑，老年人越来越难以获得体面感。父母若在丧失劳动能力前与子女分家，并通过劳动获得了一笔养老费，或者购买养老保险，他们就可能有较好的晚年生活。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能这样。许多人在有劳动能力时一心为子女，当丧失劳动能力依靠子女赡养时，他们往往难以保持体面和尊严，甚至会感到屈辱无奈，尤其不能忍受媳妇难看的脸色。这种不平衡的代际关系已经持续近20年，为什么还没有起到足够的“教育”作用，让所有的农民为自己的老年着想，而不再那么为子女尽心尽力？按照一般的道理来讲，如果人们看到老年人在绝望中自杀，他们应该迅速学会保护自己，在有能力时都为自己打算。然而，为什么绝望型自杀却维持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还有很多老人，他们在病重时自愿选择自杀，而不是因绝望而自杀。这需要我们了解京山农村的自杀“秩序”。

在京山调研时，我们强烈感受到，京山农村形成了老年人自杀的“秩序”。很多人对待老年人自杀的态度是“老了就该死”。受访的很多中年人都认为：“老人就是该死，老年人不死，难道年轻人去死？”在他们看来，老年人不给家庭创造财富，只是家庭的拖累，因此晚死不如早死，早死早解脱，也早给儿女们减轻负担。我们问这些中年人，当他们自己年龄大了以后，是否也会通过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大部分人说：“现在不清楚，也许会吧。”他们认为，自己老了，对年轻人没用了，也该去死了。许多年轻子女对那些成为拖累的老年人的态度，也是希望他们早点死去。在访谈时，年轻人常常说：“老人动不得，需要人照顾，耽搁事，子女确实希望他们快点死。”房村50岁的王某身体还十分强壮，完全可以出去打工，但他不能出去，因为他还有一个80岁的偏瘫老母亲需要照顾，他从内心里希望母亲早点死，这样他就可以出去打工挣钱了。

问题在于“老了就该死”的观念不但已经成为年轻一代的普遍共识，而且也成为老年人自己的认识。在京山，当老年人感觉到自己“没用”，不能再给儿女带来利益，反而给他们带来负担和压力，“拉了儿女们的后腿”时，他们就会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去死了。他们说：“你老了，成了一个废人，不死还能怎么样？”因此，当儿女不孝顺时，他们不但没有激愤，往往坦然接受现实。60多岁的黄大爷过得不太好，儿子儿媳不太孝顺，他有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但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不满，他说：“老年人过得不好是普遍现象，又不是我一个，个个老年人过得都不行。儿子和老人现在都是各顾各的，谁也不管谁。”谈及将来的计划，他说：“到时候万一动都动不了了，也只能自己想办法，没有办法了，随时可以死，自己搞死自己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湾里几个生活不能自理的，都是喝药死了。我动不了了，也可以这样。”

在这种“自杀”的共识下，老年人的自杀丝毫不能成为村庄中的公共事件，这反过来鼓励了不孝顺和虐待老年人的行为。在京山农村，不孝顺和虐待老年人如今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子女骂老年人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骂老年人的媳妇是不正常的。村里人说，除了四川和重庆移民外，没有不骂父母的儿子和儿媳，“你做得不对当然要骂”，一位媳妇对骂老人发表如此看法。儿子儿媳打父母也颇为常见。一次，一个老人被她的大媳妇和出嫁了的大孙女打了一顿，原因是老人到她们家偷东西吃，而老人去“偷”的理由是口粮不够。在京山农村，儿子根本不会拿钱去给父母看病。一位妇女说，如果她的公公婆婆生病要花三四千元的话，她是不会出钱的，她说：“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年纪到了，治疗也没有必要，治好也只会增加子女的负担。”我问一位村支书，老人病了儿子是否一定会送他们去治疗，书记说，这要看病治好后，老年人能否将治病花的钱挣回来。

年轻人虐待父母的很多案例都让人不忍讲述，因为年轻人已经残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有一个老人生病了，儿子和媳妇在外打工，他们以为老人要死了，就赶回家来，结果一个星期过去了，老人还没有死，儿子和媳妇就大为不满，说：“你怎么还不死呢，都一个星期了，早知道你不死，我们就不用回来了。”另外一个儿子因为母亲病了拖累自己外出打工，而将母亲活活勒死，对外却宣称母亲自杀。老人死后，村民发现上吊的绳子勒得很紧，是一个死结，就知道不是那个老人自己上吊的。房间里还放着半碗没有喝完的鸡汤，这个儿子在勒死母亲之前还杀了一只鸡给母亲吃。村里人心知肚明，但谁也不管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儿子，为了摆脱母亲的拖累，在重病的母亲床边放了一瓶农药，并对母亲说：“你还是喝药死了吧，不然我怎么出去打工？”这位老人的死也被村民当作自杀。村里很多瘫痪在床的老人都是喝农药自杀的，他们的农药从何而来，只有天知道。

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代际关系的变动使得年轻人将老年人“逼死”。这不符合事实。因为倘若老年人完全是被“逼死”的，他们为何非要静悄悄地死去，而不是以其他方式死去？他们为什么不“死后变成厉鬼”，让儿子媳妇不得安宁？或者诉诸村庄舆论，将自杀建构成公共事件，让村庄舆论去惩罚儿子媳妇？显然，在京山农村，由于社会变迁，老年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诉求。

鬼神观念会影响生命终结的方式。人们如果有鬼神观念，就会对死后世界有所想象，进而对死亡本身会有所畏惧，自杀因此相对慎重。86岁的王婆婆是村里极少数还相信鬼神的老人之一，她觉得自己活得太老了，想快点死，但老人信佛，认为“做鬼不好”，因此，她“情愿在阳间喝石灰水，也不情愿在阴间做鬼”。然而，在京山农村，上自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小孩，几乎都不相信有鬼神的存在。76岁的李婆婆对我们说：“如果世界上有鬼的话，我早就变成鬼把儿媳妇给搞死了！”由于不相信有鬼神的存在，当地人不过鬼节，不敬神，不拜祖先，他们将烧香、拜佛、敬祖先视为“封建迷信”。村里烧香拜佛的不足10人，而且维持的时间不长。他们在村里也没有正当性，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信佛，烧香拜佛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访谈时问村民信仰什么，绝大多数人回答信科学，还有一些人说什么也不信，只信自己、信钱，有少数老干部说信共产党。

信科学是与信迷信是相对的，而且正是科学将传统信仰体系定义为迷信。新中国成立前，京山农民不仅有虔诚的祖先崇拜，还有佛教、道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形式。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种政治运动打破了神的权威，鬼神信仰体系遭遇釜底抽薪，整个解释体系已不复存在。即使有信仰也是零碎的且无法自圆其说，科学话语取代传统信仰成为京山农村的主流，鬼神信仰被轻易地贴上了“迷信”的标签。在科学话语的笼罩下，人们认为“人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并不存在神圣和神秘力量，根本就没有死后的世界，因此没有了“前世今生”的想象，也没有了“寿终正寝”“好死”“祖先保佑”等理念。在此种观念下，人们对待死亡就会从生物学、生理学的角度去思考，将死者当作失去生命的“物体”处理（杨华，2009）。科学话语下的生命观给了人们对自己身体的处置权，使京山农民逐渐摒弃了对生命与死亡的诸多禁忌，死亡不再是令人恐惧的，自杀也不可能“变成厉鬼”来惩罚别人。他们不存在对死后世界的想象。

在当前京山农村，村庄社会关联度降低，村民日益缺少对村庄生活的长远预期，村庄舆论因此缺乏约束力，这降低了村庄自主价值生产能力。在一个村庄中，如果村民不在乎一时的得失，而且对生活有着长远的预期，不仅看重物质利益，而且看重道义，希望得到价值收益，有着不同于理性人的道德人逻辑，这样的村庄就具有自主价值生产能力（贺雪峰，2005）。而当前京山农村不再具有较强的价值生产能力，村民普遍渴望割断与村庄的联系，竭尽一切能力、抓住一切机会离开村庄，投身于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中，村庄只是他们暂时的栖息地。他们不会那么在乎做事是否有理、有无面子等，村庄舆论因此软弱无力。借用涂尔干的话来说，这样的村庄已经没有了“集体意识”（涂尔干，2000）。因此，当一个村民虐待父母时，他不会在村庄中感受到舆论压力，或者虽有感受却可以不当一回事。当他的父母自杀时，他也不会受到村民的严厉指责。在这样的环境下，自杀不会成为村庄公共事件，受到虐待的老年人也不可能以自杀的方式诉诸村庄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