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文化自觉意识出发，女性文学研究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走向文化自信。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需要与女性文学研究如何重塑自己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主体位置问题联系在一起。从推动当代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角度来看，女性文学研究要想建构自身的主体位置，不只是要在知识生产内部形成更有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概念工具，使自己成为真正具有生产力的学科领域；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提升自己的社会参与度，通过推动女性文学重构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回应关系，以有效应对中国社会转型之于公正的两性关系想象乃至社会公平理论再造的重大需求。在此基础上，女性文学研究才能借此来推动当代中国妇女研究实现自身从失语、跟跑到对话再到领跑的角色身份转变，通过回归本土妇女解放历史实践来消除国际学界在“后冷战”心态下对其的有意误读甚至污名化，在重建存在合法性的基础上探寻其可被“普遍化”的空间，参与国际话语权的有力争夺。

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显然需要摆脱自居边缘的亚文化心态，要以主动回应当代中国社会重大关切为出发点，以介入并引领主流知识生产的开放姿态，处理好以下两个关键问题。

其一，需要处理好自身与中国的本土妇女运动传统特别是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实践之间的关系。如果认识到女性文学研究乃至“女性主义”话语在今天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从表层上看是因为“词”与“物”的不匹配，从深层次而言，其实是话语体系与中国本土妇女解放运动以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之间存在明显“断裂”，那么，重建两者之间的“关联”就成为势之必然。这种重建，不只是需要将“女性”从抽象的理论概念重新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使之从被狭隘的“女性主义”单一化为只有“女性意识”的“扁平角色”重新肉身化为具有“阶级”“族群”“国家”等多重身份的“圆形人物”，从而推动女性文学研究重新接通地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借助这样的女性文学研究，打开讨论中国本土妇女运动传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实践的新空间。例如，可以在“国家在场”（而非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模式）的前提下讨论女性主体构成的复杂性，由此不仅可以突破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女性主义将“国家”简单归入“父权制”文化的思路，而且可以借助记忆、情感、经验等文学作品特有的呈现社会历史的方式，通过对“公共生产”“集体化”“男女平等”“妇联”等实践/概念的再解读，寻求激活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体制性力量之于妇女解放以及打破不平等的性别体制所曾经产生的意义。只有这样，女性文学研究才能实现与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相互贯通、互为支撑。

其二，需要“以中国为方法”处理好女性文学研究以及“女性主义”话语与全球新自由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如果认识到近30多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乃至“女性主义”所使用的概念其实都来源于全球新自由主义逻辑框架，而这种框架其实正是制造全球不平等的经济分工/性别分工的渊薮，那么，局限在这一框架内，显然不可能真正找到改变不平等性别秩序的途径。由此，如何在全球新自由主义逻辑框架之外，发明可以对抗甚至超越这一框架的更有力量的概念工具，就成为激活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以及“女性主义”内在能量的必由之路。对当下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而言，需要首先引起反思的，是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相呼应的多元文化主义之于性别利益分化的影响。如果注意到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具体落实在中国性别文化上，其实更多是指向了对以“中产阶级女性”为核心的性别利益诉求的格外重视和肯定，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暗含了对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妇女解放传统的压抑甚至消解，那么，对这样的性别领域的多元文化主义所可能导致的社会不公风险，显然应给予必要的警惕；在此前提下，作为一种回应，仍需要以重建“劳动妇女”为主导力量的新的“妇女共同体”为出发点，在强调“妇女解放”阶级性的逻辑起点上，重新定位女性书写以及女性主义的主攻方向。其次，需要警惕全球新自由主义情境中所出现的跨国女性主义所隐含的后殖民意味。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跨国女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似乎获得了某种正当性，作为印证之一就是各种与性别有关的民间社会组织在与国际接轨的意识下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如果注意到“民间妇女组织自我认同在最近几年发生转变，即从关注妇女事业的民间妇女组织向关注公民社会发展的妇女NGO转变”，那么应该说，跨国女性主义在“公民社会”这一潜在目标设定上，不但没有与全球资本主义构成真正的对抗，反而形成了某种默契。在这样的情形下，重新返回着眼于“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就很有必要，尤其需要以新的历史针对性来重新架构两者的结合点（在“后革命”时代这一工作是相当艰难的），从而产生出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及其伴生的性别体制的双重批判力，才能使得“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

建筑在独特的中国经验基础上的妇女研究，需要汲取多学科成果才能回应现实社会的急剧变迁；而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女性文学研究未来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在当下错综复杂的知识生产格局中找准定位、找准担当、找准资源。只有摆脱从理论到理论的话语建构思路，直面中国的妇女解放实践经验，女性文学研究才能探寻出具有生产性与影响力的新概念、新思想与新话语，实现自身话语系统的有效重构，并真正取得话语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