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构建中国特色妇女理论体系的几个基本原则

在近五年的课题运作过程中，在聆听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经历、不同社会身份的上百人的故事中，在重现人生、挖掘女性经验、为女性留下历史足迹的过程中，我们对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妇女理论体系，走中国本土妇女研究的道路深有体会。

（一）妇女研究不能脱离中国本土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内涵既包括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或精髓形成本国的风格和特点，也包括从本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创造新理论，提出新观点；既包括结合新的实际创造出适合时代特色的新理论，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加以具体化的内容。本土化（localization）的构建是对“现代性”的他者化的反思，反映了对自我的理性认知过程。妇女研究同样如是，一旦脱离本土则会丧失生命力，这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所要求的。

中国的妇女研究不能脱离中国本土，从事妇女研究一定要从生活实际出发，深入了解中国妇女的生存状况和需求，真正知道她们目前关心和面临的问题，对社会现象要有正确的视角和深入的思考，“从人们具体之一言一行的实际作为着手，探讨具常识性之意义认知背后的道路与其更为深刻的衍生意义”。同时，还要构建本土特色的理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妇女理论的基础作用，又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吸取新思想、新观念，不断创新，根据时代发展和中国社会变迁，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探索和构建。一些妇女/社会性别理论的研究者也发出了这样的呼声。例如有人指出：“现在世界上欧洲中心主义很普遍，殖民侵略被美化为对落后愚昧地区及民众的拯救。许多学科还没做到这方面的反思，也没这个自觉……女权理论大部分来自欧洲，它可能并不完全适合非欧洲国家。而且在女权主义理论建立中，很少考虑第三世界的、非欧洲国家妇女的状况。因此，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要本土化，就要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不管我们国内的女性主义者和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无论怎么努力，最后还要本土化。各个民族要把它以自己的文化再本地化。”“我们在与世界联合的同时还要回归本土，只有将世界普遍精神与本土实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解决妇女问题。”还有人对妇女研究本土化进行了积极尝试。“为了探索本土妇女文化，我常组织其他老师和学生去农村调研。通过对农村乡土文化的调查，我发现女书、苗绣、傩戏等文化里面存在着对于女性形象的正面描述……从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到现在，我庆幸自己当初选了‘从楚文化看妇女’这么一个有意思的选题……在不停地追问过程中，我发现许多本土妇女文化的一些特色的东西。我觉得女书不仅是一种文字，还是农耕文明中国劳动妇女写作的一个缩影，把女书研究透彻了，对本土的妇女学研究将提供鲜活的本土案例。”

纵观中国妇女研究的发展历史，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发展中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中国妇女研究会自2006年起开展的妇女/性别研究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和优秀科研成果的推选活动忠实记录了这一进程。该活动先后评选出的一批在坚持本土研究、关心中国妇女现实问题、倡导先进性别文化、推动出台性别敏感政策方面有价值、有影响的优秀妇女/性别研究成果，如《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关于对“建立阶段就业制度”的社会反映及我们的建议》《婚姻法执行状况调查》《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社会性别视角和跨学科视野》《男女公务员同龄退休立法研究》《妇女权益法律保障研究》《妇女社会地位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等，这些都是中国妇女研究本土化的积极尝试和成果，也是这个过程的真实的历史记载。

（二）妇女研究不能脱离历史

大多社会科学研究者都认同社会研究不存在价值中立的问题，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历史、看待现实。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着时代的烙印。所以，我们在分析和解读历史事件时，既要看到影响女性自我发展的制度性或结构性社会文化因素，也要看到时代提供给她们生存发展的有利条件。只有了解女性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与阶级、经济与文化等领域发生联系，才能发现妇女在实际生活中对妇女解放理论的认同、理解与运用，才能丰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具体内容。正如有的学者说：“叙述者的叙述只是一个不完全的故事、一种再表现，并受到多种复杂的决定因素的制约，访谈者和研究者有责任将这些叙述进行历史化和语境化。”

以《倾听与发现：妇女口述历史丛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性卷》为例。1949年新疆解放，在屯垦戍边的背景下，来自陕西、甘肃、山东、湖南、上海等地的女青年、女知识分子被动员入疆。对这一群体大规模的政治动员，缘起于部队官兵较难解决的婚姻问题。以往研究大多是从“国家压迫”的视角来分析和解读新疆支边妇女的婚恋问题的。但在“倾听”中，我们发现，支边妇女在这一过程中呈现的并不完全是“受害”和“无助”的。她们“之所以参军支边，主要是妇女解放思想的深入和自我解放的追求，并非完全是出于国家动员。支边妇女主动争取为国家付出而不是被动的政治动员，为我们呈现在妇女解放的历史长河中极具主体性的一面”。而且“在面临婚恋问题时，通过自我意识的建立，个人经历与集体、国家和时代背景的连接，发展出颇为复杂却极具主动意识的解读”。进疆不仅给她们带来了身份、地位的改变，而且她们对于边疆建设的意义亦呈现于其生命历程中。如受访者戴庆媛说：“我要走向社会，要解放自己，要成为新女性，当革命先锋。”到新疆后，她以截肢多病之躯，坚毅努力，积极投入新疆的建设中，无怨无悔地扎根在天山南北，为兵团事业和新疆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她说“八千湘女上天山”是历史壮举。如果我们听不见、看不到妇女自身对这一变化的叙述和理解，就会忽视妇女在这段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积极贡献，甚至可能会导致历史对她们的遗忘。通过受访者自己的陈述，“可以管窥妇女群体自身对于历史的建构性叙事，这将帮助我们超越宏大历史叙事和革命叙事，获得更为深入和广阔的历史理解”。

（三）妇女研究不能脱离基本立场

中国妇女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它既是“包括妇女研究在内的当代中国妇女运动区别于其他妇女运动的根本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思想灵魂”。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相结合，开始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指导中国妇女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与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交融、碰撞，不断发展变化。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核心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要求我们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妇女的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妇女为本，贴近妇女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研究问题，回应妇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和最困难、最操心、最忧虑的实际问题，始终坚持以妇女群众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所以，妇女研究者必须怀有为妇女、为人民的热情，要有牺牲奉献精神，扎扎实实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去实证地解决不同层次妇女的不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四）妇女研究不能脱离中国实践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显著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与发展的实践，“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在全面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中，争取男女平等、获得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的活动”。所以，妇女研究不仅要发现问题，而且要解决问题，在关注新常态下的妇女问题的同时，能够将学术研究与行动研究密切结合，互为相长，积极进行政策推动与倡导，进而推动有性别意识的政策出台。很多学者都有这样的体会。有学者认为：“我不是一个纯书斋里的人，也不是一个局限于课堂的人，有机会的话，也要到街头，也要推动社会的变革。社会变革和研究是密切联系的，参与了社会变革的活动，才会让理论研究更有生命力，对理论的研究也会让我对社会变革的活动有更多的思考，这是相辅相成的。这大概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定位。”还有学者说：“有些学者做纯理论研究，就是写文章。我是偏行动取向的，喜欢做出来促进变化，希望能带来改变。在这种行动型的研究中感到特别有趣，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