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追赶型高速增长后必然出现经济增速的明显回落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被冠以增长奇迹。但如果将近40年的经济增长表现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中去观察并进行国际比较，看似令人称奇的经济增长实则是增长潜力被压缩到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集中释放。将特定阶段的经济增长放到更长的历史时期和全球视野中去审视，有助于更冷静、更清醒地理解我国经济增长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一）特殊的制度转轨与不特殊的经济增长

1．独特的渐进性转轨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制度条件

改革开放后，我们没有采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激进型转轨模式，也未转向多数欧洲国家奉行的“莱茵模式”和美国遵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而是采取渐进双轨制推动制度变革。在继续运用计划手段发展国有经济的同时，允许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成长起来，并逐渐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渐进双轨制可以较好地调和、平衡制度转轨过程中的各方利益，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制度收益。在推动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封闭半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由农业转向效率更高的二、三产业，从农村进入城镇，资本不断广化和深化，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改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2．高速增长是制度转轨进程中的阶段性经济追赶现象

将一个经济体某个阶段的经济高速增长放到其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中去观察，这种阶段性的高速增长并无太多特殊性。从历史连续的视角看，尽管不同经济体在快速增长的起动时机、持续时间和制度环境上存在较大差异，但阶段性高速增长仅是经济体在其长期发展历程的某个阶段所表现出的一种经济追赶现象。

近现代以来，受制度、战乱等影响，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慢，经济和收入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949年的人均收入甚至低于1820年的水平（麦迪森，2011）。新中国成立后，制度变化带来农业和工业技术进步，人口数量随收入增长迅速增长，而缓慢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农业规模报酬递减阻碍了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至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

改革开放后，制度转轨使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大量剩余青壮年劳动力转向效率更高的二、三产业，人口库兹涅茨效应得到释放，储蓄率普遍较高，促进资本的不断广化和深化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与发达经济体技术上的巨大差距，使我们能够通过引进模仿先进适用技术，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在适宜制度环境下快速增长，使我们相对发达经济体增长得更快。这种增长潜力被长期压缩后的集中释放，使我国实现了阶段性的经济追赶，并使我国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呈现出明显的有条件趋同特征（罗德里克，2012）。

（二）追赶型高速增长后必然出现增速的明显回落

1．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使然

经济高速增长后的增长减速源于增长要素的变化。首先，追赶型增长过程中库兹涅茨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下降。过去几十年，我国农业就业人口源源不断地向二、三产业转移，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经济快速增长。随着农村劳动人口向城镇转移速度的下降，库兹涅茨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减弱。其次，即使没有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面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持续的技术进步也会增强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偏好。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和回报增加时，父母们会倾向于少生孩子。出生率下降导致劳动人口增速下降，2014年开始已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再次，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收入增长、社保体系健全会倾向于提高居民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尽管现阶段储蓄率受收入、社保等因素影响仍然较大，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储蓄率必然呈现缓慢下降的长期趋势。最后，我国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或追赶空间相对于发展初期已明显缩小，技术追赶的成本和难度越来越大。

库兹涅茨效应减弱，劳动、资本增速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必然要下一个台阶，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历一段时期的中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最终有可能向全球增速的均值水平回归。

2．追赶型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下台阶是普遍现象

“二战”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巴西、马耳他、阿曼、博茨瓦纳等经济体，在25年或更长时间内保持了年均7%及以上的增长（林重庚等，2011），它们在经历一段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后，经济增速都出现了明显下滑。如日本经历了1951～1973年23年、韩国1963～1991年29年、新加坡1965～2007年43年、巴西1969～1980年12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均明显下行一个台阶（见表1-1）。

3．经济减速的幅度主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

如表1-1所示上述经济体经济增速下台阶的幅度相差很大，如韩国经济增速由9.5%下降到6.5%，下降了3个百分点；巴西由9.1%下降到2.1%，下降了7个百分点；日本则从9.3%下降到3.5%，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一段时期后进一步下降到1.4%, 2001年至今处于增长停滞状态。

这些经济体的增长减速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经济减速幅度大，巴西甚至直接从高速增长进入低速增长，经济追赶中断。二是仍有经济体能够在较长时期内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如韩国经济增速下台阶后，仍有10年左右时间保持了年均约6.5%的经济增长。如果中高速增长能够持续一段时期，长期的复利效应会使它在追赶发达经济体中占有很大优势。三是经济增速下行幅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密切相关。经济增速下行幅度的巨大差异很难直接从劳动、资本要素上得到充分解释。如果日本经济增速急速大幅下降还可以归结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负增长和储蓄率下降，巴西经济增速下降7个百分点（见表1-1）则无法从劳动、资本的变化上得到充分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组成要素如人力资本、制度等因素的差异，很可能是导致这些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幅度差距巨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