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古典经济学家论人和自然的关系

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牵涉面如此之广、影响力如此之深远，注定无法只在一两个领域中被人们所完全认识，尤其当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社会，随着生产生活半径的快速扩大，自然界与人的关系更为紧密，这成为社会科学各领域学者在构建自身理论时不可省略的重要部分。经济学领域亦是如此。只不过不同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使学者们的观察角度各不相同，有的从自然资源在人类生产中的作用入手，继而主要关注自然资源的配置方式；有的则着重批判无视自然界运行客观规律的行为，针砭时弊，强调经济的发展需协调好与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秩序。

一 重农学派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论述

弗朗斯瓦·魁奈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思曾给予其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把政治经济学建立成为一门科学的人。魁奈生活的时代，法国因执行牺牲农业扶植工商业的重商主义政策，致使农业迅速衰退，占国民大多数的农民陷入贫困，经济问题十分严重。魁奈的思想和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认为要使国民尽快富裕起来并增加国家的财富，最重要的是重新振兴法国农业。作为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始终坚持工业只能改变财富的形态，不能增加财富的数量，只有土地生产出来的生产品才是财富，土地是人类财富的唯一源泉。他再三强调“君主和人民绝不能忘记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一切利益的本源实际是农业。正是农业供给着原材料，给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收入，给僧侣以什一税，给耕作者以利润。正是这种不断地再生产的财富，维持着王国其他一切的阶级，给其他职工以活动力，发展商业，增加人口，活跃工业，因而维持国家的繁荣”。围绕这些论断，我们可将魁奈经济学理论中所体现的人和自然关系思想做如下概括。

第一，保障土地的所有权和生产的自主权是财富增值的基础。这是关于如何配置自然资源的问题。既然在魁奈看来，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那么，其所有权就不能随意更改，因为所有权的安全是社会经济秩序正常运行的基础。倘若所有权不稳定，那么生产者对土地的耕作和改良的投入，以及对生产用具的改进都会存在犹豫心理，不仅会使农业生产效率大打折扣，而且会使土地有被弃而不种的危险。因此只有保证稳定的所有权，才能促使人们积极地将劳动和财富投入到土地中，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和改进为经营农业所必需的设备。与此同时，魁奈还强调，必须给农民以耕种的自主权，“任何人都有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收获，根据对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能力和对土地的性质最合宜的产品，在田地里耕种的自由”。有了耕种自主权，农民流动的自主权就应受到限制，因为倘若他们离开农村，迁居到城市去，就会把父辈用于耕种土地的财富带到城里去，从而减少了农业生产资金，最终影响农业生产。魁奈重视农业、重视土地的思想至今值得我们借鉴，但他毕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所谓的土地所有权，并非后来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所规划的土地公有，而是资产阶级私有，其对农业生产增大投入的主张，目的也是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并且，纵使他曾谈及维护农民利益和保障农民生产自主权的想法，其根本目的也是稳定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维护与发展正日益兴起的资本主义制度。况且魁奈此时还未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常处于分离状态，直接生产者农民实际不仅没有对土地这一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并且还受到来自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即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

第二，一个国家财富数量决定人口数量，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魁奈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对人口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人是财富的生产者和怎样鼓励增加人口上，对于人是消费者，特别是对于把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的对立统一的分析甚为鲜见。而魁奈在《人口论》中则提出了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数量的增长由物质财富数量决定的观点。他指出，人创造了财富，但并不是人越多越好，因为人的劳动的结果并不限于生产产品，它还为消费的需要服务，人们需要享受劳动所提供的物质福利，习惯于生活上的舒适设施，吃好的食物，穿好的衣服。所以，人不但是财富的最初创造者，同时也是财富的消费者。这样一来，要研究人口数量的增长，就离不开生产、消费和增长率的角度，只有在财富的协助之下，人口才能够繁衍起来，并增加财富。“如果人口的数量与土地和从对外贸易取得的财富数量比较起来显得过多的话，那么这种过多的人口就不可能促进财富的增加，而是以其消费引起粮食产品价格的高涨。但价格的提高并不增加财富的总量，而由于人数增多引起的需要增多，会降低全体人民的富裕程度。”那么人口数量该控制在什么范围内才是最好的呢？魁奈继而指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应由这个国家的财富数量决定，“人口的增长完全取决于财富的增加，决定于劳动、人力和这些财富本身的使用方法”。只要人们能够在此取得财富，过富足的生活，安逸地作为所有主享有从其劳动和精力获得的一切东西，那么无论这个地方是哪里，人们都会在那里聚居并不断繁衍。总之，财富的增长在先，人口的增长在后，财富的多少对人口增减有决定作用，经济增长决定人口增长。在生产和消费的对立统一中分析人口的增长，这是魁奈对人口理论的创新，但由于他把农业视为创造财富的唯一部门，致使财富有了很大的局限性，人口增长在他眼里实际等同于农产量的增长。与此同时，魁奈尚未将人口问题放置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来考察，他所探讨的也仅仅是人口发展的一般情况，自然也就谈不上进一步研究受不同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的特殊的人口规律了。

第三，只有遵循“自然秩序”方能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健康状态。正因为把农业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魁奈尤为强调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他继而认为，人类社会也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人们只能遵守它，而不能违背它。倘若违背，就会受到“自然秩序”的惩罚；只有认识并根据“自然秩序”制定积极秩序，这个社会才可处于健康运转的状态。显然，魁奈是寄希望于通过自然秩序基础上的“公平”“正义”来增加社会财富，合理处理人口、消费、需求、价格、价值的关系。这一理论有力地推进了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和自由贸易，也提醒人们遵守自然的客观规律，在生产中关注人和自然的协调。然而，由于阶级的局限性，魁奈并没有认识到他理想中的“自然秩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其实并不能真正实现，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必将时常陷入盲目甚至危机状态，而资本家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目的，在生产中非但没有很好地遵守自然的客观规律，还时常使人和自然的矛盾处于激烈的对抗状态。

二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亚当·斯密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论述

亚当·斯密丰富和发展了魁奈的“自然秩序”说。与之相似，亚当·斯密也认为，无论是经济生产还是社会活动的协调发展都必须以遵守自然秩序为前提。“在人的自然中存在着的社会性的本性就是人性中的同情和交换的本能。”意即人并不是自我封闭的个体，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自然的相互作用，在这些作用中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真实的同情和交换关系，就是亚当·斯密所强调的自然秩序。人对同情和赞许的渴望使人服从勤劳、节俭、正义、关心他人等一切道德准则，而人与人之间互通有无的交换本能则促使人设法从他人那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从而实现了社会中商品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相互交换，这便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起源。推而广之，人们在社会中所遵守的各种秩序都是自然生发出来的，而人们对社会秩序的遵守，也是受着自身自然本性的引导。总之，自然秩序是对人和社会的超越，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使人在激情和欲望的驱使下行动，从而实现人世的繁荣，人类无论是在经济生产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必须遵从这一自然秩序，不得违背。在经济生产领域，亚当·斯密因此反对政府和君主干预经济生活，“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而政府所要做的就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在社会生活领域，他认为人们凡事都应从利己心出发，只有首先心怀利己之心而后才可能拥有平等、自由、仁慈、正义、善良等美德，而这些美德是促进社会协调的关键因素，“在出于热爱、感激、友谊和尊敬而相互提供了这种必要帮助的地方，社会兴旺发达并令人愉快。所有不同的社会成员通过爱和感情这种令人愉快的纽带联结在一起，好像被带到一个互相行善的公共中心”。

亚当·斯密的“自然秩序”观提倡用人和人之间自然形成的美德和交换关系来应对经济社会生活，体现了对人自身自然的尊重，返璞归真，是他对现实社会发展的美好诉求。在“拜物教”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犹如一股清风，唤醒着人们麻木、沉睡的心灵，令人醍醐灌顶。当资产阶级经过几个世纪的抗争，挣脱开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在100年的时间里创造出了比以往所有时代的总和都还要多的财富时，也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和人之间的自然温情被物质利益掩盖了，以产品交换为基础的“全面依赖”关系，维系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人们只在交换的意义上才与他人相关联，人的意义是借助交换之物得到承认的，“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显然，这种人的物化关系是违背亚当·斯密“自然秩序”的本意的，在自由经济制度使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也在自由发展着。对于那些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资本家们来说，哪里还有同情心可言？物欲横流之下，表面上的平等、自由、仁慈、正义实际掩盖的往往是对无产阶级的无情剥削。

此外，亚当·斯密对自然与劳动辩证关系的理解也体现了他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独到认识。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及由劳动引起的分工是人和自然发生关系的方式，是人的自然本能，二者都以自然为最终对象，共同塑造着人和自然的关系。其中，分工又通过改变劳动的组织方式和劳动品质，推动人的劳动能力和才能向前发展，最终促进人、社会、文明的进步。当人类将自己的劳动施加于自然物时，哪怕是野蛮社会的劳动，也伴随着对自然的认知，自然教导、塑造着人的劳动，反过来又使之能更深入地去认知自然，劳动的过程实质上是人认知自然、向自然学习的过程。就如野蛮人采集野果饱腹必以对植物和果实的基本认知为基础，因为他必须知道哪些果实是无害的。而持续的采集又必然会加深人们对植物和果实的理解，这些理解和认知将使日后的采集和种植更有效。由此可得到亚当·斯密的两个结论。第一，既然劳动和劳动分工是自然的，那么由此发端而来的社会结构和文明生活亦具有自然基础。野蛮人并非生活在历史之外的“自然状态”里，自然与历史是统一的：野蛮人与文明人面对着同一个自然，也生活在同一条历史长河里，他们的区别集中体现在文明形态、生产方式和风俗民情上。第二，劳动推进分工，继而使人的劳动能力和才能得以发展，因此劳动本身又是具有社会性的。哪怕在前社会的自然状态中，也没有人是彼此孤立的个体。至此，亚当·斯密用社会的自然史消解了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间的二分与对立，将自然的逻辑与社会的逻辑有机融合起来，自然、社会、文明彼此交融，野蛮与文明间的对抗便也在自然的运动中实现了和解。劳动分工是商业和文明的基础，亦为人的自然社会性与道德能力的结果，在自然的层面中，分工、商业与社会、道德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斯密的阐述为当时即将来临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奠定了自然基础。只不过如前所述，在他看来，社会性所依赖的基石是人的情感本能，而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显然已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三 庸俗经济学派代表托马斯·马尔萨斯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论述

这一时期，对人和自然关系十分关注的还有庸俗经济学派代表托马斯·马尔萨斯。他从分析人口增减的原因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出发，建立了一套人口生产理论，以回应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因大批工人失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人口问题。

倘若是自然界中的一般动物，那么，考察其生产规律只需研究它周围的自然环境因素，但对于生产活动的主体人来说，这显然是不够的。马尔萨斯用“两个公理”、“两个级数”和“两种抑制”来归纳人口生产的规律和影响人口生产的要素，由此体现了人和自然、社会的紧密关系。

首先，马尔萨斯的“两个公理”通过阐述人的自然性特征揭示了人的生物天性，论证了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两个公理”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即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中世纪神学和教会宣扬禁欲主义，否认人是有食欲、性欲的高等动物，要人们当只讲“修心”的清教徒。资产阶级反对神学和宗教的禁锢，主张用“人”对抗“神”、用“人道”对抗“神道”，以解放“人性”，由此展开了与封建旧势力的激烈对抗。马尔萨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坚持和强调人的生物天性的。他提出，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是我们人类本性的两个“自然法则”。在这里，马尔萨斯实事求是地看到人是有食欲和性欲的高等动物，他的观点是对那些闭着眼睛把“人性”抽象化、神秘化的神学家、人口学者的修正。

其次，马尔萨斯用“两个级数”对比说明了人口和生活资料生产的特征，从而限定了人口生长的必然性界限。马尔萨斯说：“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长，而生活资料仅仅以算术比率增长。懂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增长是多么巨大。”几何比率增长指的是1, 2, 4, 8, 16, 32……这样的增长，算术比率增长指的是1, 2, 3, 4, 5, 6……这样的增长，显然，后者的增长始终赶不上前者的增长，也就是说，生活资料的增长始终相对于前者是不足的。“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之所以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术比率增长的原因是土地的有限性，这便是自然从外在赋予人口增长的自然限制。如果我们将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的自然界限作为一个尺度，那么，在这个尺度之内，人口数量是适宜的，人们都可以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没有贫困和悲哀；一旦超过了这个极限，相对于生活资料的供给量，人口就显得绝对过剩了，这样，人们的贫困和悲哀就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见，对于马尔萨斯来说，人们的贫困、饥饿、悲苦、罪恶并不是社会造成的，而是出自于一个自然过程，即人口恒定地相对于生活资料的绝对过剩而造成的。更为重要的是，马尔萨斯将其视为自然过程的铁律。“植物与动物都受制于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人类虽有理性，也不能逃避这一法则的制约。在植物和动物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种子不发芽，害病和夭折；在人类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苦难与罪恶。苦难是贫困的绝对必然的结果。罪恶也是贫困很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因而我们看到到处都有罪恶，但也许不应把罪恶称为贫困的绝对后果。”马尔萨斯将人口增长的自然界限设定为一个恒定不变的量，并且指出既然过剩的人口会导致人们贫困、饥饿、悲苦、罪恶，那么人们就该时时注重控制人口。

再次，马尔萨斯主张采取“两种抑制”方法阻止人口越界增长，从而摆脱“人口陷阱”。“两种抑制”方法分别是积极抑制和消极抑制，前者指通过贫困、罪恶、饥饿、瘟疫、灾荒、战争等来阻止人口的增长，后者则指通过晚婚、不结婚、不生育等来阻止人口增长。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马尔萨斯赞成私有制了，“不平等的社会状态给善良行为提供自然的报酬，并广泛地普遍地使每个人都希望在社会里往上升，而害怕沦落。这种社会形态无疑是最能发挥人的能力和智慧，并且是最有利于人类品德的锻炼和改进的”，他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使人口的增长受到自然的限制，才能改善人类的德行，使人类得到最适当的发展。对此他竭力反对当时英国实行济贫法，“这个法律，是供养贫民以创造贫民；人口增加了，国内的食品必须按较小比例分配于每个人。结果，不仰助于教区扶助的人劳动，亦比先前，只能购买较小量的食品。他们之中，必有更多的人，被迫而申请扶助”。

纵观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有其合理之处，它将人口生产的均衡过程看作动态的人口波动，指出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是“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发展过程，还描述了战争、饥饿和疾病致使人口数量减少的客观现实。但受阶级和认识的局限，马尔萨斯的研究存在许多不足，有些甚至是错误的。第一，他没有认识到食物和人口一样有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社会的进步和农业技术的改良，使农业产品以及所有其他生产都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人类生产食物的能力有极大的发展潜力，虽然这样的增长可能以沉重的资源负担、大量使用化肥为代价。第二，人口数量的增减受多种因素制约，“人口增加，必须受生活资料的限制；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增加”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例如马尔萨斯之后的英国经济愈加繁荣但人口增长却趋于平缓，又如亚洲地区历史上长期拥有大量人口等，然而马尔萨斯并没有对它们一一展开研究。其实，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评价的，“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人口状况实际取决于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形态和特定的历史时期中进行详细考察，否则毫无意义。第三，马尔萨斯没有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处于贫困状态的真正根源，反把贫困人口的增长看作是慈善机构增加的结果。他还忽略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受饥饿和疾病困扰的主要是无产阶级，且国民死亡率往往与社会地位成反比关系的现实。恩格斯对此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有详细介绍。总之，纵使马尔萨斯在研究中描述了饥饿和疾病致使人口数量减少的客观现实，但他却回避了现实社会中众多工人因此丧生的现象，更谈不上出力解决了。实为替资产阶级辩护的马尔萨斯自不能站在历史与自然相结合的高度认识人口生产，这也最终成为其思想无法令人完全信服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