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的几个战略关系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战略时代。战略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最具有活力和决定意义的主题词。在今天，一个不讨论和不思考国家和国际战略问题的国家，一定是一个在国际社会生活中被严重边缘化的国家，或者说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国家。今天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时代，正处在一个国家文化战略博弈空前激烈的时代。面对这样的时代，中国该有怎样的国家文化战略？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世纪命题。

1．文化战略发展的基本战略关系

一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由它的外部性关系和内部性关系建构的。由于国家战略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个具有国家参照系统的战略，也就是说，都是相对于其他国家、以其他国家为战略对象的战略，因此，既有的国际文化战略秩序构成及其运动状况，以及本国在这个国际文化战略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对于一个国家文化战略的选择、构成与发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规定性。没有这样的国际文化战略系统参照，无所谓国家文化战略。

国际文化战略秩序是国家和国家集团间文化战略竞争和战略博弈的结果，是指在一定的国际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呈相对稳定状态的国家间在世界文化事务中的发言权、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国际文化权力关系。国际上一切国家文化战略的制定都是依据自己在这一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决定的，直接体现于对世界文化秩序建构主导权的争夺与控制。

由于一个国家文化战略选择的任何变动都会给其他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的文化战略格局带来更大的变动，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战略选择，尤其是大国文化战略的发展走向都将深刻地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文化战略利益，因而必然构成文化战略发展运动中的“战略困境”，在地区文化战略竞争和大国文化战略竞争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所谓外部性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战略与其他国家乃至世界的文化战略关系，正确对待和处理文化战略的外部性关系，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战略选择都无法回避的战略问题。

国家战略是一个系统，文化战略是这个系统构成中的一部分。国家文化战略运动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运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战略自身各个部分历史运动的战略构成关系，是规定一个国家的文化战略之所以是这个国家文化战略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文化战略的内部性。这种内部性是由一个国家的历史性决定的。没有这样一个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无所谓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国家文化战略的内部性规定决定了国家文化战略发展的个性及其与他国的战略差异性。国家文化战略运动的外部性和内部性构成了整个文化战略发展的正负两极，所有关于文化战略发展的结果都是由这正负两极的对撞产生的运动态。正确处理文化战略发展这一最基本的战略关系，是一切文化战略发展的基本出发点。

1944年11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信时任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主任布什，要求他就二战结束后美国的科学发展问题提供一个研究报告。这就是一年后（1945年7月）布什提交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关于战后科学研究计划提交给总统的报告》。这个报告不仅包括生物学和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而且包括同样重要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份报告对战后提高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推进美国的国家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二战后美国最重要的包括文化发展在内的国家发展战略。今天美国发展的许多成就都是这一战略的结果。这就是美国在面对二战即将结束，新的世界构成即将来临，美国如何选择国家战略，处理内外战略关系的战略答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家文化战略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一报告形成的战略仍然是影响美国发展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就是改变还是维持现状的科学和艺术。

中国先后出台了《我国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和策略性文化发展计划的特征，但还不是能够管半个世纪的国家文化战略，也缺乏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文化战略关系准确定位，还不是用来指导中国文化战略长期发展的战略文本。文化发展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定位的缺乏，对文化发展在整个国家未来发展中的战略关系认识的缺乏，严重制约和影响了中国文化战略力量的发展方向的选择，严重制约和影响了国家文化建设能力的战略性提高。制定“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回答和阐述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问题和主要矛盾问题，明确根本战略目标及其制度选择，成为克服和解决当前中国文化战略发展困境的首要问题。

战略是一种长远的根本利益主张。规划是战略的实施形态和组织文本。由于任何战略都是基于维护或改变现状的目的，必然造成原有的文化秩序变动与重组，从而再建一个社会文化秩序的合理性。一个文化规划应该正式地体现和阐明一个社会合理的文化秩序。文化发展战略就是要为这样一个文化秩序的建立提供全部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文化发展规划只有建立在文化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才具有历史合理性。

2．中国文化战略的世界关系

中国文化战略的世界关系是中国文化战略发展中最主要的外部关系，影响和规定了中国文化战略的世界认识、世界态度和世界立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战略的世界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鸦片战争，中华文明在欧洲文明前打了败仗，中国以屈辱的方式建构起了与世界的现代关系；辛亥革命，中华民族试图以西方文明的方式重建与世界的现代关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中国的与世界关系的主体性建构，重建中华民族的世界尊严，成了其最主要的世界关系，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它的战略奠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文化开始了全面重建世界关系的战略进程，既付出了试错代价，也开始了重新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艰难努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它的标志，“中国崛起”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国文化战略的世界关系的集体表达。这三个阶段所形成的不同文化战略遗产，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化战略最重要的世界关系，这就是中国和西方的“中西关系”，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战略的世界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同时也建构了中国文化战略在国际文化战略秩序中的基本世界关系。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影响中国文化战略发展的未来走向和战略因素，至少有三个主要方面：欧盟、东亚和美国，充分研究上述三个地缘政治板块及其文化战略态势对中国文化战略发展构成的影响，是建构未来中国文化战略发展理论和框架必需的参照系。虽然在可预见的时间表里，中亚地区还构不成中国文化产业国际地缘战略的一极，但并不等于他将来也不是。国际文化地缘战略是会随着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动而变动的。20世纪50年代整个苏联和东欧国家就曾经是中国对外国际文化交往的核心战略伙伴。这种核心战略地位随着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动而发生了巨变。但是，必须看到上海合作组织对于中国地缘战略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以及这种重要性对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国家安全的不可替代性。因此，从长远的战略看问题，中国文化战略发展必须同时包括“西部”概念。“西部”问题直接关系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纵深问题。在中国文化及其产业发展的国际战略上，中国可以考虑建设“新世界观”，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寻求和争取战略主动，在拓展文化战略发展的世界关系空间的同时，拓展中国文化战略发展的伙伴空间。诚如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发展，没有什么内容不可以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资源要素：世界的就是美国的。这种战略思维和战略发展眼光可以直接为中国文化战略发展中的世界关系所采纳，从而在一个更为广大的空间体系中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建构中国文化战略发展的世界关系。不能在战略思维上实现自我超越，就不可能有中国文化战略发展的新世界关系。

中国文化战略是在“中国崛起”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下提出来的。不论提法有着怎样的不同，有一个事实不容回避，就是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当今世界力量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何发展与变化都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变化。政治、经济上是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中国的任何一种发展战略和任何一个领域里的发展战略都不可避免地要同构成世界力量格局的其他战略力量及其主体构成事实上的冲突，并且形成不可避免的战略较量。战后国际战略较量主战场不论发生怎样的战略主体的更替，有一个却始终是战略主体的构成方。那就是美国。今天中国的文化发展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也还是美国，一个无法回避的战略竞争对手。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还是在中国“入世”后，美国始终都是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进行战略胁迫的最主要的战略挤压者。

中美关系是中国文化战略发展最核心的世界关系。今天的中美文化关系是冷战时代的产物。虽然，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有着许多互相依赖的战略共同点，但是，由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主张所建构起来的基本文化理念、文化思想、基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根本差异，使得建构在两种不同文明基础上的冲突，在一系列文化战略的根本领域里是不可调和的。只要双方各自恪守着各自所信奉的价值观不动摇，那么中美两国的文化战略关系就仍然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成为两国文化战略冲突的焦点领域。

战略上的相互不信任将长期主导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方式和国际战略博弈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及其产业形态在任何时候都是博弈双方运用的主要战略之一。然而，由于美国在文化发展总量上处于绝对的战略优势地位，因此，中国文化要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获得对美国相比较的战略发展优势，就必须在若干个而不是在整体上寻求建立比较优势作为自己战略选择的战略考虑。而要做到或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理论、政策和制度安排等各个方面实行全面创新，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必须解决对文化发展在中国整个国家战略发展中的本质属性进行明确的界定，为文化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克服当前严重制约中国文化发展的市场经济导向和文化价值导向之间存在的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不能从战略的核心价值理论层面上非常明确地规定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性质，而是摇摆不定，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这个价值观体系建设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制约中国文化及其战略形态的健康发展，甚至将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恰恰在这一点上，集中了中国文化战略发展与当今世界关系的全部矛盾和冲突。因此，正确处理和美国的文化战略关系，将是中国文化战略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建立与美国的文化战略关系将集中考量中国文化战略选择的中国智慧。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如何认识和看待中美文化战略关系的立足点问题。

今天中国文化战略的世界关系是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建构的。在此之前，中国文化战略的世界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解构性的，这与当时中国的战略目标相一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战略试验，中国调整了自己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重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中国战略发展的主题，自然也成为中国文化战略发展的主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而且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关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当代中国战略与世界关系的分界线。他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关系变化就是改变了中国战略与世界战略力量及其秩序关系的重组。世界贸易组织是根据西方文明关于世界的经贸文化关系的理解建构起来的一种世界体系和制度，它的所有的制度性规定，都同时是一种关于人们交往行为的文化原则，具有鲜明的文化建构性特征。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中坚持中国文化战略的发展原则，构成了两种文化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之间的不一致，人类社会发展所共同遭遇的全球问题，又使得他们在许多战略利益中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一致性和非一致性，这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两种不同战略形态之间的优势差异。因此，中国要在文化发展的若干领域里获得相比较的战略优势，就必须克服和解决所有妨碍这一战略目标实现的障碍。

G7、G20的提出，以及“中美国”的提出，不仅表现了国际关系中原有秩序结构的变动，而且，更重要的是表明了这种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力量对比构成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以新兴国家的崛起为标志，中国呈现出比较突出的位置，因此，后金融危机条件下全球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得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参与国际金融秩序重建的发言权。由于任何意义上的经济优势都将转化为文化优势一样，将这种优势转化为中国文化战略发展的国际优势，正在成为中国文化战略发展难得的战略机遇。一个国家的文化话语权是通过他在国际文化事务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决定的，而不是由他的文化GDP决定的。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主导国际文化战略秩序的议程设置，是集中体现一个国家文化战略的世界关系最核心的衡量标准。

3．中国文化产业的立场

发展文化产业是文化战略创新和中国文化产业现代化的产物，是当前中国文化战略发展最重要的形态和最重要的战略思想。中国有文化产业，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存在文化产业。但是，文化产业的中国式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工具，主要服从于和服务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需要。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文化产业生命存在的空间形态的“文化市场”也还存在，但是，市场并不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作为具体的文化产业机构——文化企业并不拥有市场主体身份，文化产业只是文化事业存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企业单位事业化管理”集中凸显了“中国式”文化产业的身份属性。单一的文化产业投资结构和主体构成，现实地规定了文化产业在整个国家文化建设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附属地位与身份。在这样一种生命形态中，文化产业所体现的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关系。政府把一切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与分配也都纳入了计划经济体制。这最终导致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长期停滞不前，从而使得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国家文化的战略能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战略选择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度的创新建构，必然提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的制度革命和制度创新要求，从而导致中国国家文化战略的转移。中共十六大第一次在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政治主张，把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同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提并论，并且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看作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多样化的重要途径。这就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和积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两翼的文化建设与发展三位一体的战略架构。文化产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制度性建构而被写进了党的政治决议、国家战略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

国家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及各项公民权利的彰显，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以及全面推行文化体制改革，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正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那就是公民文化权益和权利的全面保障和全面落实的新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文化产业，人和社会的一切文化关系得到了全面的调整；因为文化产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到了全面加强；因为文化产业，人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得到了全面进步。文化产业在中国成为人和社会一切文化关系重构的纽带和关键词，成为中国文化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标志，判断中国文化民主化进程和对外开放度的晴雨表。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文化产业之所以能够被重视，能够得到政府的政策扶持，甚至能够被作为国家战略提出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至少有两个具有关键意义的因素：一是文化产业成为一种新的财富创造形态。正是由于文化产业是一种新的财富创造形态，因此，它改变了原有的以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为主要财富增长方式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社会发展模式，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形式和内容，改变了原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生产力结构，从而使知识经济以文化经济的全新转变而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关键产业；二是文化产业由于是在人们购买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精神消费过程中实现财富的创造，因此，它不只是改变了财富的创造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们改变自己精神生产和精神消费的方式，包括精神表达方式和精神传播方式，改变了整个现代社会的精神世界的空间结构，因而具有一种物质性创造所不具备的深刻的解构和建构现代精神世界空间的无形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改变了人类社会和国家间的文化与精神空间的原有格局，影响和改变了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走向与秩序建构。文化产业兼具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以及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力量，使得它在世纪之交迅速成为现代国家重新安排国家产业调整和建构新的产业结构布局的重要选择。

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相互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被迅速重组，而“文化霸权主义”、“国家文化安全”等也由于深刻地反映了在这一过程中的文化不平等关系，揭示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超越了文化交流和文明交融的“文明冲突”，威胁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生存与文化发展的现实危机性而成为新的主流词语。文化产业的市场准入与反准入成为国际文化竞争和国际文化战略较量的重要领域而占据了新的外交空间。文化产业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凸显了它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和价值，从而使之具有战略性。尽管不同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与战略表达具有各国政治决策的特点，但是，凡是现代文化产业的发达国家没有不把它放到国家战略地位的。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没有发达的文化产业，就没有话语权。国际生活中的话语权因发达的文化产业而拥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产业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制度和国家战略。

文化产业是因其文化产品的主体功能界定的。人类自有生产能力以来，只生产了两种生活必需品，一种是物质食粮以满足人的基本生理需要，另一种是精神食粮以满足人的基本心理需要。所有其他的物品都是这两种基本必需品的衍生产品。文化产业就是精神食粮的生产系统和服务系统，因此，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消费需要为目的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是文化产业的主体功能和核心功能。围绕着这一主体功能而形成的生产手段系统都属于它的辅助系统。一个完整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就是由这两个系统的有机统一构成的。但是，规定和决定文化产业全部性质的不是它的辅助系统功能，而是它的核心主体功能。这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战略立场。这一立场与中国坚持的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政策要求相一致。根据这一立场，中国没有必要培育一个金融资产、虚拟资产属性很强，对经济周期影响很大，对宏观经济调控有负面干扰的文化行业。也就是说，没有必要扶持文化产业的金融属性。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应该是以文化精神消费品为主导，而不是以投资品为主导。文化体制改革不能以培养文化产业的上市公司为主导。中国需要一大批文化产业的战略投资主体，但首先是培育和发展一大批文化战略投资主体，一大批具有文化再生产能力的战略投资主体，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再生产能力，而是那种能够改变精神文化秩序、建构社会文化秩序的核心战略能力，这应当成为培育和发展文化产业战略投资主体普遍的战略追求和制度设计。不能让社会像投资房地产那样投资文化产业，那样会毁了中国的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必须坚持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向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服务，以满足人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文化战略底线。因此，应当确立以文化消费品为主导来发展中国文化产业市场的发展方向这一基本战略准则，并以此来选择和制定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正是由于文化产业具有改变现存文化秩序与建构精神世界的价值与功能，因此，当文化产业现代发展的成熟性程度以及它在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处的地位、所发挥的文化作用和影响的程度，将直接构成了一个国家国民文化精神和国家文化形象关键要素的时候，文化产业的现代发展就具有战略意义和战略价值，具有战略资源价值。开发这种战略资源、控制这种战略资源并且在全球垄断这种战略资源也就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面临一场严重的文化冲突，市场正在成为唯一主导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发展什么和什么发展是好的，都由市场来界定。但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真善美的抉择还有很多其他的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市场只与资本相联系，与利润和财富的增长相联系，而并不与真善美相联系。为了利润，资本可以不惜任何手段，包括毁灭真善美。经济的发展尚且不能以市场为唯一价值导向，更何况本身就是以文化功能来界定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把市场作为文化产业发展晴雨表，但是，不能把市场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唯一风向标。文化产业发展除了为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经济财富的同时，更要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精神文化财富。这就需要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的同时，更加需要发挥真善美的价值在文化资源再生产中的主导作用。没有真善美这些普世价值的主导，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目标。

文化产业有两种基本发展道路。一种是“经济化”的“单边发展”的非均衡发展道路，一种是“社会化”的“多边发展”的均衡发展道路。前者以单一的市场为导向，以纯粹的GDP为衡量标准，把文化产业完全视作经济发展的一个部类纳入经济战略的发展轨道，以经济发展的指标要求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后者以多元的价值建设为导向，以复合的文明发展为衡量标准，把文化产业界定为文化发展的载体形态纳入文化战略的发展轨道，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发展文化产业，满足人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多样性；以价值目标的要求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人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文明质量。转变文化产业单边发展模式，从以单一的市场发展为导向，各种公共文化资源与生产要素向文化“产业化”领域集中配置，转向以复合的社会发展为主导，各种公共文化资源和生产要素在文化建设、社会发展和经济门类间优化配置，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用文化的精神和文明的方式引导文化产业发展的“多边发展”模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提出了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要求，开始加大出口，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这对中国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发展战略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与此同时，由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生产、贸易以及其他经济与金融关系的总调整，使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因此遭遇“被调整”，进而导致了国内产业结构、投资消费、区域经济结构等发展战略关系的一系列调整。社会资源、生产要素、基本公共服务的重新配置与整合，成为无法回避的国家战略问题。文化产业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被赋予了“逆势上扬”的使命，并且因国务院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获得了“战略性产业”的战略定位，但是文化产业中长期发展战略所需要解决的一些根本性矛盾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文化产业发展10年所推行的以文化体制改革为主导的“单边发展战略”，在文化产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矛盾：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的矛盾问题、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发展的矛盾问题、文化产业与政治发展的矛盾问题、文化产业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等一系列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外部文化关系问题，文化产业内部的结构性、系统性矛盾问题。有不少矛盾问题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了。经历了10年的大发展大繁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不从研究和解决这些矛盾问题出发，中国文化产业就很难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是一个健康的文化战略的前提。

4．中国文化战略的能力建设

世界资源和社会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组着国家的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仅仅是国家实力的角逐，而是基于社会能力的博弈。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实力只有通过提高本国民众的社会文化创新能力体现出来，才有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和能力遏制正在成为国际文化战略博弈的又一个焦点领域，世界霸权的逻辑结构正在因此而发生变革，大国谋求霸权的战略也正在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来。

一个国家的社会能力主要体现为该国的文化进步能力和民众的整体素质与水平，社会凝聚力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社会制度化水平和社会秩序，而所有这些均取决于该国整体的文化创造能力，一种能够不断超越自身文化局限的能力。中国需要转变拔苗助长式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过分看重国家外部形象的思维定式，把战略重点转移到注重自身社会文化能力的提升和推动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上来。国家文化能力的提高和国家形象的战略性建构只有在一个国家社会能力极大提高时才有可能实现。

话语建构能力是最重要的国家文化战略能力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左右着一个国家的世界文化地位和世界文化关系。“话语权焦虑症”是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焦虑”之一。中国并不是没有创建话语和提出话语权的能力，重点在于建构话语能力的机制。核心问题是：谁来建构话语？谁有权建构话语？在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三种话语关系：一种是官方的；一种是学术的；还有一种就是大众的。这三种话语关系之间缺乏有效的互通机制和共享平台，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三种话语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冲突和对撞。对社会话语权的尊重，以公共政策的方式、以国家的资源优势传播本国学者的话语成果和大众的议程设置参与，从而使之成为国家话语权能力建构的实际上的权威，这应当成为一种真正的“举国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一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的学术创造力和公民的主体参与能力，这是提升话语权国家能力的关键。当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机器不断地推介学术个人的学术创造成果的时候，他也就建构着这个国家的国家形象，进而以这种方式建构国家的话语权。在国际话语权领域里，思想理论界的话语表达的充分性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拥有多大话语权的重要标志。

普通民众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大力培育和发展民间智库，在制度上和舆论环境上培育话语成长的社会土壤，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文化战略力量建构的重要内容。美国有数量庞大的各种类型的智库，并且存在着支持各类智库发展的基金会一类的财团资本。这是一种美国式的“举国体制”。与之相比，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这样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智库力量。国家文化战略能力建设，需要建立起对民众的基本国家觉悟应有的认识、信任和自信，从而使得中国在这一领域里拥有足够的国家力量。来自民间的声音，往往可以发挥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这一点，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广大民众所表现出来的国家精神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因此，建构中国的新文化战略过程，应当把积极稳妥地发展民间文化战略研究智库作为中国文化战略的能力建构必不可少的选项，从而在民意的基础上缔造中国的价值观。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建筑在普遍的社会民意的基础上。要建立文化战略发展的中国民间智库，由于中国现阶段尚未形成比较完整的基金会制度，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研究课题和研究经费绝大多数来自党政部门，而且都是“命题作文”，很难开展有效的独立研究和形成有独创新型的研究成果。虽然国家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和科研经费，但是收效甚微。多少年来中国很少在国际文化战略领域里形成有效的话语权，尤其在文化管理制度和政策创新方面常常受制于人，与此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要实现以制度换制度的主动权建构目的，就必须首先创建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成长性机制。只有赢得话语权，才有可能实现以制度换制度的战略结果。话语权才是构成国家文化能力的核心。而要建立这样的核心，首先就必须培养能够形成这样核心的体制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战略的未来发展同样需要在这个领域里的体制和机制创新。而要做到这一点，特别需要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解放：必须对我们的民众和知识分子有足够的信任。这也是中国文化战略充满自信的重要表现。

在所有要素禀赋当中，创造力是一个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禀赋，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战略资源，也是一个国家核心文化能力和核心文化产业能力。从2010年起到2050年的这40年中，无论对处在什么样的发展水平的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整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自然资源耗竭后靠什么来继续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在危机后赢家的最后一个特征是拥有革新和创造能力。创新的回报会越来越大，而且更为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中。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改善，持续的全球化，将会使得革新和创造获得更多的报酬。50年前，最伟大的表演艺术家的收入来源仅限于他们实际接近的观众身上。现在，世界一流的歌唱家通过全球发行CD、MP3等音乐作品，享有不计其数的收入来源。国家内部贫富间的收入差距会因创新能力的增强而进一步拉大。创新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文化创新毫无疑问是在所有创新类型中最具有影响力和持久力的。如果说，科学的创新直接改变物质世界的存在形态和生命方式的话，那么，文化创新将同时改变人们社会存在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无论是演艺明星还是钢琴家，或者是文化企业家，他们一旦离开，不管你是否愿意，他都会给国家的形象能力带来巨大的影响。平衡国家对他们的吸引力和社会凝聚力，将会成为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挑战，这是中国文化发展一个不容回避的战略问题。

5．中国文化战略的核心价值观

突破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逐步实现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几乎是中国重建文化发展机制以来占主导性的政策和舆论意见。从纯粹的经济学意义说，这一意见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从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意义来说，这一意见有它的片面性。政府和市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机制。市场的特点是它的无政府性，而文化的发展需要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这是由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自我选择机制决定的。人类文明不能发展，那么人类也就不可能存在发展到今天。因此，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不断地更新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校正人类社会的发展选择，不可能由无政府主义的方式来决定。政府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社会机制历史地承担起了这样伟大的历史重任。人类社会数千年的演化发展史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动力学就是政府的意志。正是这种意志主导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即便如市场经济这种发展模式，虽然它有着自然生成的历史，但是，依然是政府选择的结果。因此，从最广泛的文化意义上来说，市场及其形态也是政府主导的结果。没有政府的意志以及由这种意志形成的政府主导，就不可能有一个时代、一个时间文化的发展。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文明发展特征与这个时代政府意志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一个统治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一般来说也统治着精神生产的资料。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一般来说也就是这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因此，从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战略来说，一般意义上的实现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是不真实的，即便在今天被称之为市场经济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美国，确保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历来都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最核心的内容之一。美国政府从来都没有放弃政府在文化及其产业发展上的政府主导权，所存在的区别只是美国式的政府主导。因为只有政府主导，才能实现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未来中国文化战略的发展模式应当优先考虑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而不是无限制的经济增长。

不能狭隘地将文化的发展集中在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投入产出上，必须赋予投入和产出新的内涵和价值。文化发展的经济效率和经济目标都只有与文化资源的积累和文化生态系统进行优化地有机结合，才符合人类自身发展目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系统的可再生性与有机性是一切人类共同体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文化产业不是消耗文化资源的机器，而应是文化资源再生的工作母机，是文化发展的生产力形态。当没有文化产业文化便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必要的生命机制的时候，文化产业发展是人类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形态和载体，同样，当文化产业只关注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益的无限制增长而不考虑文化的积累和增长的时候，文化产业的无节制扩张就成为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严重的社会生物学灾害。因为，它会导致文化多样性的消失，而文化多样性恰恰是确保文化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文化生态系统。而这只有在政府主导下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必须在文化可持续发展与文化产业经济增长之间保持以文化优先为价值导向的战略平衡，在文化产业的社会政治稳定和文化产业的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实现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导向的文化战略平衡。

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司法体制建设的落后，使得中国在文化战略发展过程中不断地遭到来自美国的法律制度体系的挑战。谷歌与中国政府冲突的实质，是关于国家文化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博弈。谷歌所挑战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审查形式和内容，而是建立文化审查制度所赖以的一个国家根本的文化价值体系，是这个国家文化管理的价值底线。其在谋取最大规模的商业帝国的同时，是对所有与此目的相冲突的文化审查制度的彻底颠覆。因为，谷歌知道只要存在着国家文化审查制度，谷歌就不可能彻底垄断国际搜索引擎市场。彻底的垄断和彻底的占有只有通过彻底的颠覆才能实现。对中国来说，维护国家最基本的文化主权，不能一般地停留在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思考问题，而要从国家文化战略的核心价值观建设层面上着手。

国家文化安全不是被动的国家文化制度安排，而是国家文化战略建设的主动设计与谋划。任何一种文化制度的设计与安排，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自己所处文化条件下安全状态评估的产物。它有防御和抵抗性的一面，同时它也应该有主动设计、积极进攻的一面。单纯的消极防御不可能产生积极的创造性的文化战略管理的产生机制。国家制度博弈重在利益。不能建构一个有效的博弈制度，就不可能有效地实现对于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就是利益。因此，在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生存环境与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应根据变化了的内外文化条件进行制度创新，使之既能够满足中国文化战略发展的根本国家利益，同时又能够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掌握国家文化战略发展的主动权，最大限度地避免在制度博弈领域里的受制于人。要对可能遭遇到的文化制度挑战和文化制度博弈超前预警，从而把可能导致的战略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们不能拿利益作交换，而是要拿制度作交换。制度交换制度。恰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自然在美国获得最惠国待遇，而不用再接受美国国会就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利益交换。

战略是一种制度关系，是一种关于制度的理解和体现，是一种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是维护还是改变制度的表达。2010年谷歌公司要求中国政府取消网络审查所引发的事件，美国国会在2010年3月24日召开听证会，就“谷歌事件”“检视中国互联网法规”，“以及在这些法规下，外国公司是否有表达意见的自由”。这是美国试图用美国法律干涉中国司法独立的行为。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在文化发展问题上的法律不完善所导致和造成的文化发展“困境”，是严重制约我国文化健康发展、依法建设的制度性障碍。建立健全我国文化产业法律体系，使之在宪政的框架下运行，应该成为中国文化战略发展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中国文化战略发展的科学建构和有效实施方面，必须在关于文化的意识形态监管问题上克服传统的思维方式，通过在出版、新闻、电影、电视、互联网等一系列中国文化战略的核心领域制定国家法律，从过去关于上述领域里的已经明显不适应现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和国家制度建设需求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超越在文化审查和意识形体监管上的自我束缚，以充分的文化自信表现执政党在文化审查和意识形态监管领域里的成熟执政。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始终是中国的制度建设所遭遇到的最主要的国际关系。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国家文化制度博弈的对手也主要来自这两个方面。虽然欧美之间存在着制度博弈，但是，他们之间的制度博弈是在根本价值观基本一致前提下的制度博弈，他们之间的制度博弈不是战略层面上的，而是战术层面上的。欧美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文化制度之间的价值冲突。而中国不一样。虽然我们奉行不以社会制度和国家意识形态处理国家关系，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意识形态仍然是当今国际冲突的根源这一现实。“文明的冲突”就是对这一现实的最精确表述。因此，既坚持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又能够超越文明冲突的局限，寻求与欧美文明和文化制度设计在价值观上的共同点，应当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制度创新一个战略选择。

要使制度本身成为一种生产力，一种良性的生产力形态，从而确保文化战略发展所需要的文化生产力成长机制始终处在一种良性发展的状态，而不是总是通过或借助于临时性的非常态手段和临时性的政策措施来促进文化的发展。不能把改革作为一种常态机制来规定，造成整个事业的战略发展总是处在一种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中，使人们总是处于“下一只鞋什么时候落下”的不安期待之中。这既不利于战略管理成本的有效控制，而且不利于战略的稳定发展和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改革的完成也应该有一个时间表。哪怕是一个较长的时间表，但不能遥遥无期。不能陷入“不断改革”和“循环改革”的误区。要不断地把改革的成果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制度形态。倘若改革的成果不能以法律的形态确定下来，那么我们就要检讨和思考这一成果本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必须克服“半部文化法律治中国”的文化发展困境，建构中国文化法律体系。从而使得人人依法行为，政府依法管理，文化依法发展，社会依法进步。这就需要从中国长远的发展角度进行全面的基本文化发展战略理论研究和建构。它是中国文化产业制度建构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