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理论·政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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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岁末,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胡惠林教授,邀我为其大作《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作序。在交谈中提及云南是第一批提出文化产业发展的省份之一,也是第一批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省份之一,更是第一个进行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民族文化、建设文化大省实践探索的省份,创造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云南现象”和“云南模式”并在全国部分省市推广。这不禁让我想起10多年前,一批北大、清华及京沪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学者纷纷踏入云南,依托云南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推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日子。在云南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中,胡惠林教授与清华大学的熊澄宇、北京大学的叶朗、上海社科院的花建、中国人民大学的金元浦、中国社科院的张晓明等教授、专家、学者都曾是云南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十多年来,他们数十次到云南,与云南省的干部、学者们共同调研、交流、举办学术论坛、帮助培训干部,制定规划完善顶层设计,助力云南文化产业的发展。我曾与他们倾心交流,共同探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也成为朋友。后来,在国内的一些学术交流活动中,我还经常与他们见面、交流。这批国内知名的学者为云南做出了贡献,云南的文化产业发展、民族文化建设离不开他们的理论指导和帮助。他们是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的奠基人、实践的指导者、产业的推动者。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变革,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的一次伟大实践,从文化的教化功能到文化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多元功能的凸显,从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到大众娱乐功能的认可,从传统文化产品的生产、贮存和传播到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带来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从地域文化到全球化时代文化的交流、碰撞,从意识形态和政府层面的文化管理到商业、网络时代的文化治理。中国文化与文化产业面临前所未遇、复杂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若干代学者带着情怀和责任,进行深入的探索研究。

胡惠林教授是我国最早关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发展的学者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胡惠林教授就敏感地意识到文化管理将是现代社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此,胡惠林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最早建议和设立了文化管理专业,开了中国高校文化管理本科、硕士教育的先河。他与金元浦教授等一批学者最早研究大众审美与文化艺术,关注都市文化消费、文化市场问题,为文化产业的合法化做了理论准备。在国家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胡惠林教授与一批高校的学者发起成立中国全国高校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学科建设联席会议,推动了中国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与研究。20多年来,胡惠林教授在全国各地行走、观察和思考国家现代转型发展中的文化发展问题,推动各地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关注文化发展不同阶段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国内重要的学术刊物上不断发表重要的学术文章,主持编写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的系列教材,出版学术专著,以学者的责任和良知,从学者的角度推动中国文化产业理论建设与学科的发展。

胡惠林教授的《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理论·政策·战略》,围绕“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的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这一主题,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的每个节点遇到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入手,汇集了20年对中国文化发展跟踪研究的成果。全书13章,每章1个主题,加导论和结语,共48个论题。这48个论题,从文化产业的当代中国发生、中国文化产业战略、中国文化产业现代化的几个战略关系和理论、政策、战略三个维度入手,涉及文化产业的时代语境、文化产业的理论视域、文化产业的中国实践、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文化产业与国家现代社会治理,以及文化产业与现代科技等重大问题,收篇于中国文化产业在转型发展时期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构成了一个颇具特色和较为完整的文化产业理论架构。全书学术视野宽广,理论框架严密,逻辑关系严谨,几十个问题,数十万字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每个节点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论述得清晰深入。其中,关于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本质问题的探讨、国家文化安全、国家文化治理、文化产业的公共责任、普惠性文化产业政策等命题的提出,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的分析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关系的讨论等,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前瞻价值,而且具有鲜明的实践针对性,为人们参考和为学界研究提供了一个探讨和争鸣的优秀学术文本。

我于2005年出版了《文化产业发展论》。我当时的基本认识是,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文化建设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增强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竞争、培育民族精神、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社会进步,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关键性、战略性作用。我认为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发展。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与灵魂,文化的功能是塑造人、感化人、美化人。文化化人、艺术养心。文化化了的人,有高尚的人格、坚定的信仰、美好的追求、诚实的人格、简朴的作风,对大自然讲恩德与敬畏,对人际关系讲诚信与和谐,对自己的行为讲约束与律己。人在文化的浸润中提高素质,规范行为,升华境界,提升人格,从而稳定整个社会。文化产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已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今天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有比起步发展阶段更好的市场、政策和理论环境,但另一方面,全球化、现代科技和信息技术、统一市场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更加复杂,变动更快,影响因素更多,文化产业的发展面临转型发展时期更加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有中国特色文化产业的理论体系、战略咨询和政策研究的支撑。在一个节奏较快和浮躁的社会里,不少学者做研究往往不愿深入社会,浮光掠影,静不下来,舍不得花大力气,往往是追风跟风,人云亦云,不敢正视问题,而惠林教授的《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理论·政策·战略》,无疑为构建中国特色文化产业理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头顶群星灿烂,心中道德高悬。一名学者有情怀、有责任,才会有真知、有灼见,其作也才能留存,才能感人。文学艺术作品如此,理论著作亦然。

我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军事力量、国土资源、人口规模是硬实力。同时,一个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德、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应该是软实力。我们寻找一种能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模式,建立起国家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将三位一体的文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升文化软实力,把文化大国变为文化强国。文化发展不能急功近利、急躁浮躁,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光看销售量、收视率,整体文化体现国家的尊严、形象和精神。我们发展文化产业,要树立精品意识,发现创意人才,扶持品牌项目。文化产业是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整合而成的高文化价值、高物质价值的创意产业。创意人为文化产品赋予了独特的象征意义,在传播中它转化成象征价值,又在受众的热捧中提升了文化品位。惠林教授的研究成果《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理论·政策·战略》,对于推动中国文化产业领域树立文化产品的品牌意识,构建中国特色文化产业理论,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我期待这部专著早日与读者见面,期待能读到胡惠林教授更多新的研究成果。

丹增丹增,中国作家协会荣誉副主席,中共云南省委原副书记。

2018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