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化产业是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形态

文化产业是文化生产发展到原有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形态不足以满足文化的发展而生成的文化生产力形态和文化的社会体制形态。

1．文化产业是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形态和文化发展的社会体制形态

文化发展的生产力形态经历了前工业化形态、工业化形态与后工业化形态三个历史阶段。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形态看作是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三个阶段的话，所谓前工业化形态也就是前文化产业形态。这是一个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最主要的文化发展形态。在这一阶段，文化生产力是与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生产力相适应的，那就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文化生产力形态。这种文化生产力不仅一般地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文化制度系统，而且与社会发展对文化的基本动力需求相一致。但是当这种需求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社会生产力形态的巨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发展对于文化的基本动力需求革命性变化，而原有的文化生产力形态和手段已经无法满足和适应这种新的文化需求的时候，变革文化生产力形态以适应变化了的文化发展需求便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无论是古登堡现代印刷技术革命的发生，还是电影工业的出现，以及在今天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无不印证了这一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我们说，文化产业并不是外在于文化发展的某种异己力量的产物，而是文化自身发展到需要进行革命性变革来实现自己更高阶段的发展的表现形态，是文化发展规律的必然的历史形态和历史阶段。由于文化的生产力形态直接关系一定社会形态的界定，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化生产力形态是与农耕社会体制或者说乡村社会体制相一致的话，那么，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以大规模机器复制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现代文化生产力形态也就成为工业社会体制或者说是与社会体制的内在结构相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文化产业看作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看作现代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用来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历史性尺度。当中国的发展登上21世纪历史阶梯的时候，提出要发展文化产业，并且把文化产业发展列为国家战略和国家发展规划，这就标志着中国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体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以现代化为主导的历史发展新阶段，并且使之与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的文化生产力形态相区别，从而成为中国文化进步与发展的一个现代标志。

文化产业作为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形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与动力形态；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创造性提供动力源。这种动力源就是由文化产业的产品生产系统所供给的精神思想，以及由这种精神思想推动社会变革。中国是印刷术发明的母体，但并未引发如欧洲那样的新教革命。手工生产率的低下，导致印刷品的传播速度和扩散速度的慢和小，从而使得催生大规模的社会思想革命成为不可能。这是印刷术虽为中国所发明，却未能引发中国社会革命与变革的重要原因。欧洲资产阶级的新教革命与海德堡印刷机的发明直接相关。在这里，印刷生产力，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出版业与思想革命爆发之间构成正相关关系。思想生产的能力越大，传播、扩散速度越快，社会变革与革命越容易发生，越有助于新兴的社会生产力登上历史的舞台。《新青年》为什么率先在上海创办、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在上海成立？现代出版业为什么会在上海率先诞生？这些与近代工业在上海的发生所创造和提供的现代生产力相关。大规模机器印刷需要能够提供大规模能源动力的支持。上海近代能源工业的发展规模为这种大规模机器生产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与可能，电影业、唱片业等文化产业在中国的早期发展速度和规模与此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这就使得以上海为基地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走在了亚洲的前面，上海的社会变革与创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农业、工业不同生产力文化形态的构成成分，影响和决定了它在今天的影响力的构成。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思想及其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并且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很大的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既是中国社会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阻力，具有很强的历史惰性。这种惰性是文明型惰性，非经过一个长时段的现代文明的演化与改造而不会消失。这是今天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生产力文明与精神价值观文明的重叠与冲突。文化产业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这种重叠与冲突的集中表现。一方面我们要发展文化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又是用一种“跑马圈地”的落后方式来发展文化生产力。这就构成了发展文化生产力与发展这个文化生产力的方式不相适应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与冲突一方面构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张力和狂野之气，同时另一方面也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对文化生产力发展内生需求的破坏。文化与科技相结合的重要战略价值就是要从根本上重塑和重建文化生产力形态，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推进新兴和新型文化产业业态和形态的出现。

2．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社会生产力形态之一，也是文化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文化生产力形态

一部文化产业发展史某种程度上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史的文化表现形态。印刷术产生了以印刷品为代表的出版物和出版产业，机器的发明和能源动力系统的应用以及化学工业的出现，催生了“电”和“影”的结合——“电影”这一与文字符号系统为主要表达方式截然不同的意义生产系统和表达系统，并最终形成了电影产业；无线电技术的发明催生了广播和电视产品与广播电视业，而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明则建构了一个与传统文化产业完全不相同的产品形态与文化产业形态——网络文化产业。在欧洲，正是印刷术的“海德堡机器革命”，使得印刷品的大规模出版和印刷出版产业的兴起成为新教革命的直接动力，并最终帮助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实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次空前的社会革命。离开了印刷术传入欧洲后的“海德堡革命”和印刷出版产业在欧洲的兴起，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文化产业在社会生产力构成中不可替代的革命性意义，不断地把科学技术成果积极应用于文化产品形态的创造性生产，从而通过全新的文化产品形态和文化产业形态促进和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也就成为人类社会后来发展的自觉行为。

科学技术是社会分工最重要的动因之一，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生产分工的直接制造者。传统、现代、新兴三种文化产业形态既互相影响，又互相区别，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现代从传统中生长出来，又不断地与传统一道催生新兴的产业形态。创意产业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传统文化产业与现代文化产业互相催生的产物。它们相互之间构成了一个张力系统，既互相竞争与排斥，又互相补充与接受。各以对方来丰富自己，强化和突出自己的存在。在这里，现代性、内在的现代性、指向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信息文明社会的到来。以信息文明为基础，以数字技术与互联网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新兴文化生产力形态、或者说后现代文化生产力形态，正在成为文化产业发展全新的文化生产力特征，正在而且必将引发人类社会自有文化产品和形成文化产业之后的“第三次革命”。与前两次文化生产力革命一样，以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文化生产力革命将又一次重构文化发展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形态。

3．金融资本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发展生产力形态。文化生产力发展当然也需要健全和强大的金融资本作为生产力形态的支持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就是中国政府为解决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的“文化生产力动力”不足——融资难的问题而提出的文化产业政策。这是一种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特殊的问题而出台的具有临时性特征的文化产业政策。就“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政策导向而言，文化企业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出现融资难的问题应该由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自身通过市场去获得解决，然而，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处在一个不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原有的银行融资体系改革还不能完全满足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就是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解决融资难时必须起到的有所为的作用。但是，“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不是要你把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资本直接投资到资本市场，而是投资于文化产业，核心是文化内容和新产品的研发与创造，从而通过创新使之转化为可再生产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的所谓“资本运作”，还是从资本到资本，并没有实现从资本到文化资本。这显然不是“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初衷。文化产业发展的账面利润增加了，文化产业发展的GDP占比也上去了，在拉动了经济指标增长的同时，提升了多少国家文化软实力了呢？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特征是有量化指标的，其中最简单的就是一国文化产品在全球文化市场的占有率。占有率就是影响力，影响力就是软实力。没有占有率就没有影响力，没有影响力就没有软实力。这是关于软实力理论最简单的公式。资本正在寻找一个又一个中国文化产业对象“为了席勒而忘记莎士比亚”——为了资本而忘记价值，从而从根本上摧毁中国文化产业的原创能力。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只考虑和关注它的经济属性、经济价值与经济效益贡献，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对人的社会的精神秩序、精神质量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对中国文化产业的现代发展的认知跨越经济鸿沟过渡到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本源意义上，去考察和认识文化产业对人们生活质量的影响，建立文化产业与人的整体性生活质量的科学关系。

所谓文化产业在金融危机下逆势上扬的说法，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金融危机与文化产业成长关系”的文化生产力命题，并且已有研究成果表明这一说法至少在中国是不真实的。文化资本市场的核心是要为文化内容战略工程和战略性项目生产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从根本上改善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文化生产力动能不足的问题，而不是要完成上市文化企业漂亮的账面盈利。如果文化资本市场不能成为或不是为文化内容创造性生产提供支持，那么它就与一般的资本市场没有本质区别。资本市场只是一种融资机制，一种市场融资平台，一种风投工具，而创造不是它的目的。所谓金融创新，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实践证明其是非常危险的。

4．文化产业是全球史的一个结果，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是全球史运动在中国的表现，离开了全球史也就无所谓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产业

文化生产力既是一个地区性、民族性和国家性概念，同时更是一个全球性概念。尤其是在世界进入全球性时代之后，文化生产力就成为一个对全球化进程与演化的书写与表达方式。全球化的程度成为衡量文化生产力进化的一个标志。因此，文化生产力不是哪个国家的文化生产力，而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文明进化的一种展现，体现和反映的正是人类历史文明的演进，被应用于文化产业更新与发展的每一项科学技术，都是人类进化和全球史进化的结果。那些没有自己完备的自成体系的文化产业的国家和地区，一般来说，是受发达的文化产业国家支配的。它所享有的是全球性的文化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结果，因而，也转化成它的文化生产力形态，从而使之具有全球史特征。这种文化产业表现的文化生产力在当今世界表现是不完全、不完整和非整体性的。这既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同时也与一个地区和国家接受文化的精神生产力构成传统相关。一般来说，离全球文明进化的核心地带越远的国家和地区，其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进化越慢，对新文化生产力形态的接受与发展越具有阻隔性。这是形成与构成文化生产力发展现代性程度和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圈层结构——核心、边缘、半边缘——的重要原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产业，不同时代的文化产业都是它那个时代精神及其与世界关系的书写。文化产业的全球发展是在全球史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没有全球史的出现也就没有文化产业的全球发展与全球文化市场的形成。全球史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机制，也是当今中国文化生产力构成的重要机制与方式。中国加入WTO是这一机制与方式的集中体现，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参与和全球化进程。这是中国文化产业作为社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说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还只是一般的表现全球史在宏观物质空间上的中国进程的话，那么，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则突出地表现了全球史在宏观精神空间上的中国展开。城市更新运动和城乡一体化运动把全球史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表现统一在当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全球史进程中，“创意产业园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中国的迅速扩张是它的典型表现形态。

“创意产业”是英国在工业结构调整、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提出来后，被引入中国的，原本具有“拯救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意义，避免了在城市更新（“旧城改造”）过程中对城市文明——旧仓库、旧厂房、旧码头、旧街区的摧毁，从而赋予了城市更新以新的内涵和价值——在城市更新中延续城市文明的价值实现；这种价值被应用于农村，运用于农村新一轮的改革发展，对于“拯救乡村”具有特别重要的文明意义。这是全球史进化在中国最近的反映，建构了中国的“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与全球化进程的全球史关系，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力形式：全球史意义的文化生产力，从而使得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建构出一种得以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与机制。也正是在这种全球史的进程中，中国意识到并发展出了“文化产业走出去”与“国际接轨”的战略思维和政策行为。文化产业作为全球史的实现方式，正在深刻地影响和重构全球史的场景。一个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繁荣与兴盛建构了它在全球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书写和言说权力，构成了当下全球性文化产业新业态争夺的博弈逻辑：文化产业新业态的成长与全球史的演进关系。而这也许正是英国已故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与世界的电视机和思想”关系命题的深刻性：中国只能向世界出口电视机而不能向世界输出思想。“电视机”和“思想”建构了文化产业与世界不同的全球关系。然而，在“文化地产”的误导之下，随着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如同当年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开发一样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人们（政府与资本）从来没有发现“文化创意产业”居然能够带来如此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经济价值。特别是随着“跨界”、“融合”等一系列新概念不断涌入文化产业，被用来阐释和解释以及再定义文化产业创意发展的时候，文化产业的现代灵魂被消解了。文化产业在“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下被消解了，“创意无所不在”，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产业不是“创意产业”，既然没有什么产业没有文化的影响和创意在其中，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产业不是“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了。一切所谓文化产业特性被消融在“跨界”和“融合”之中，也就没有什么文化产业了！在今天，在新的全球史的进程中，还有什么产业没有跨界的吗？还有什么产业缺乏融合的吗？农业没有？工业没有？军工产业没有？为什么唯独文化产业会出现这种非常奇特的社会景观呢？无他，因为，文化产业在现代产业发展的理念下属于“绿色产业”和“低碳产业”。于是，利用和借助于“文化产业政策”提供的资本“发展空间”，各种资本力量便蜂拥而入，文化产业于是演变发展成为资本并购的题材和对象，成为资本范畴的“文化资本”，而非布迪厄所阐述的文化意义上的“文化资本”。

文化产业的本质是精神内容生产，是对世界解释的生产，它的产品涉及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与接受，文化产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全球史的价值，成为全球史表现的一种存在方式。因此，必须深刻认识文化产业在建构世界史和全球史方面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借助于现代出版物在中国的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生产力的内在结构，实现了从传统文化生产力向现代文化生产力转移所需要的精神革命的转移。这种文化生产力结构的转移，以及转移的实现，是通过和借助于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人类社会全球史进化成果——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且把它自觉地转化为改造中国的力量完成的。从新教伦理的形成与建立到马克思主义的全球传播，文化产业作为全球史的折射与书写，深刻地揭示了文化产业发展在改变和重塑全球史进程中力量结构的巨大作用。这就使得对文化产业的掌握、控制和改变历史性地成为资本的对象。资本，同样是全球史存在和运动的一种方式。在这里，资本与内容展开了深层的价值博弈。当不剥夺文化产业的精神生产功能便不能有效实现资本的目的的时候，“借钟馗打鬼”便成为“资本运作”的市场配置：剥夺文化产业的这种功能只能通过对文化产业边界的解构与消融开始。全球史进程中的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现象，是否也作为一种全球史的普遍规律而出现在全球史起源的那些国家呢？这是需要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全球视野着力解决的问题。否则，很可能在走了一段很长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跨界”与“融合”之路后，发现自己又疏离了全球史，消解了本应着力发展的文化生产力。这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全球史矛盾”：背离文化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