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

1995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说明》中郑重指出：“能否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这是一个大国的最高决策者审时度势，站在民族兴衰、事业成败和全球发展的高度来指明本国文化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意义。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在回答这一“世纪之问”时进一步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文化怎样以自己的方式来回答“世纪之问”，成为中国面向21世纪必须回答的命题。十五大报告用专门的篇章和较长的篇幅论述文化建设问题，不仅为中共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罕见，而且把文化建设问题纳入今后百年党的基本纲领之中，这对于中华文化的建设与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而它是我们思考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文化纲领。

1．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首先面对的是“国际范围各种精神文化力量的相互激荡和影响，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遇到严峻的考验”

1993年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就冷战后世界格局的走向发表了“文明的冲突”的观点。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新的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在未来的世纪，“文明的因素将成为人类社会中一切冲突之源”，并断言，“下一次战争，如果有的话，那将是文明之间的战争”。在这篇名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xion）的文章中，亨廷顿不仅将未来的世界文化形态概括为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教、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非洲等七八种主要文明的互动，而且直言不讳地将“儒家文明”视为引起未来文明冲突的主要力量，明确提出西方社会应联络其他文明形态对之加以遏制的全球文化战略。这是对中华文明的挑战，是对中华文化的挑战。

众所周知，亨廷顿并不是一位中国文化专家，但他绝不缺乏中国文化的一般常识。亨廷顿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非是他对历史的无知，而是他看到了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和只有二百多年建国史的美国文明之间的巨大文化落差，看到了无论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还是布热津斯基的“国家群体冲突论”面对冷战后世界格局所暴露出来的理论缺陷。在亨廷顿看来，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内东西方间的冲突谁胜谁负的问题，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解体，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经济形态的解体并不意味着一种文化的终结乃至消亡，尤其是当西方世界欢呼“共产主义大失败”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却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新国家体制而迅速崛起。为什么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样重大的曲折之后，中华民族能实现历史性的大转折？为什么经历了苏联、东欧剧变，国内政治风波，中国却出现改革发展的繁荣局面？在反思种种原因的同时，亨廷顿不能不看到五千年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力量。正如美国战略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说：“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忧虑，关键在于他们认为自身的种族和语言集团在历史上享有特殊地位，在世界文明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特点，对世界文明有贡献，因而必须使自己的人口持续增长，进而来保持自己的种族集团。”于是，站在“转变中的防卫环境及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一霸权主义文化立场上，亨廷顿提出了他的对策：推进西方文明内部，尤其欧洲与北美“子文明”之间的合作，促进与俄、日的合作，抑制儒教，亦即抑制中国。文明和文化的问题成为涉及国家屹立的最大问题。值得指出的是，这不只是亨廷顿个人的“文化战略”。美国的另一位国策专家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性混乱》中，从另一角度发表了与亨廷顿几乎相同的看法；日本等国家领导人也积极响应。日本前首相桥本就说：如果各个文明不能实施宽容和调整的话，“文明的冲突将是可能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成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冷战后国际战略决策的理论向导，一种冷战后新的国际文化战略理论。美国实施的对华“知识产权战略”可以看作这一文化战略理论的具体化。1997年7月1日，美国公布了一份《全球网络贸易框架》报告，提出“互联网络自由贸易区”的新概念。这是一个超越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新概念。根据这一新概念，传统的关于自由贸易区的地域性将不复存在。美国将技术的边界视为它新的西部和传播美国精神的新天地。美国率先为互联网络自由贸易区确定规则，这是他运用文化手段，实施文化战略，推行国家扩展权力的新形式。由这些事例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世界范围内各种精神文化力量的激荡与竞争日益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文化背景下，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战略的制定被迅速推到了全球各种文化力量相互激荡的国际文化关系的新格局之中。虽然，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建设是一种根据本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制约下的战略选择，但是，各种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渗透和影响，必然构成对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选择的深刻挑战。因此，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战略制定，不仅关系国际文化力量对比的调整、新的国际文化关系的重构和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立，而且直接关系21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和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形象：也就是“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的重大问题。

2．创新中国文化战略思维，全面推进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正是在这新的时代课题面前，中共十五大高瞻远瞩地做出了跨世纪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远大目标，确立了以邓小平理论这面光辉旗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根本原则。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在坚持这一方向和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建设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文化形态及其文化增长机制，创造一种融民族文化性格和世界精神为一体的中华新文化。

首先实现文化价值观念转变和思维方式革命，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建制文化战略的基础。回顾历史，重构现代价值体系，始终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主题之一。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包括大规模的战争期间，由两极对抗而积淀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尺度，曾经是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认识和判断国内外文化形势、决策中国文化战略和处理国际文化关系的价值坐标。其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论”，就是在这一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创造，他为探寻和解决建设什么样的中国新文化，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做出了划时代贡献，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实现了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革命性转变和重建，历史地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纲领。

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80年代下半期以来，世界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以两极对抗为特征的时代的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世界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全球性文件的签署，亚太经合会议和第一次亚欧会议的召开，都明示着：世界正逐步通过互补由对立走向对话，由对抗走向合作；西方的科学主义与东方的人文主义，不再仅仅是对立，而是更加融合与互补，从而形成超越了地缘界限的新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当欧美各国深受权威主义和个人主义之害后，“第三种价值观”（儒家学说）所显示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对“拯救”“衰退”中的欧美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魅力。这种倾向再清晰不过地凸显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此外，从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看，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类知识的形态、内容、传播和接受方式，“数字化革命”改变了我们用以记录和传播知识的符号，“数据库”的建立又使得人类知识面临空间的选择和重新构造，全球性互联网络的开通，使得任何文化封闭和阻截日益成为不可能。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计划与市场互向对方生成为全球多种文化共生和融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空间，“世界迟早必须在地球上存在的各种伟大文明之间产生某种综合性的文明”正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性共识。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并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全球发展走向，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突破性的“市场与计划”兼容理论，用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向传统的以两极对抗为特征的社会价值观中的姓“资”还是姓“社”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挑战。这就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层面上，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思维革命和价值取向注入了全新的内容。作为这一全新价值观在国际文化关系中的战略体现，1991年11月，江泽民首次提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受到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左右的观点，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发展国际新关系，建立国家新秩序，成为当代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准则。意识形态可以不同，而文化却可以圆融；“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创造更加绚烂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样一种以综合理性为特质的文化价值观，理应成为我们思考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选择的新价值观。只有在这样一种以博大的胸怀包容综合的新价值观的引导下，我们才可能在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的基础上，做出我们的文化贡献，才可能在新的文化世纪到来之前赢得相比较的文化优势。

3．提出和确立以综合理性为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新价值观，改变了以两极对抗思维为特征的文化定势

它要求21世纪的中国文化战略选择遵循如下的思路：变一元的国家文化主体文化为多元并存、多枝同根、多态同源、共生互动的新文化共同体。

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邓小平“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同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战略，都是向着新文化共同体迈出的坚实步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主流文化不行。主流文化体现和引导着一国一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根本文化方向，规定着一国一民族的文化性质。这是文化的历史生成。21世纪的中华新文化当然不能没有体现国家精神和民族意志的主流文化，不能没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为信仰的先进而新颖的无产阶级文化。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之魂。但，光有主流文化而没有支流文化也不行。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多种文化成分及多种文化需求和诉求还依然存在的基本国情下，要求包括香港、澳门甚至统一后的台湾的文化都在社会主义的文化旗帜下团结起来，是不现实的。但是，“凡是炎黄子孙，不管穿什么衣服，不管其立场是什么，起码都对中华民族有自豪感”。他们不能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却可以在祖国统一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可以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因此，思考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就不能只有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个向度，而是应当包括港、澳、台在内的统一的中华大文化。在“一国两制”国家形态下，21世纪的中国文化建构，就不仅要有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主义精神的文化，而且也还应有虽未体现社会主义精神，却又是统一的中华大文化所必不可少的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自由的爱国主义文化内容，以及作为这种文化内容生动体现的心理模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处世态度以及他们上升到理论层次的主义、学说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看作是对国家主流文化的资源补充和文化结构的合理配置。主流文化影响和主导着社会支流文化的发展。但支流文化对主流文化的“生成”、“蓄洪分洪”、“抗旱排涝”的综合协调与均衡作用，却是主流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力量。尤其是当国家文化生活出现大的震荡和“洪涝灾害”的时候，支流文化泄洪导流的“安全阀”作用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历经战乱和纷争而始终坚如磐石，不能不说是得益于统一的中华文化的多元构成。汉、蒙、藏、维、满，秦、晋、楚、鲁、越；既有儒墨，也有释道，多民族文化融合，三教九流各得其所。这种各具特色的文化正是相容互补、圆融通达、和而不同，才在现实和历史张力的作用下，聚合成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灿烂辉煌。

当然，文化有意识形态性，但并非所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内容都只属于一种意识形态。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国家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建设，而忽略了社会支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承载了本应由支流文化负担的文化责任，最终妨碍了主流文化的发展，从而使得“一个领导12亿人口的大党，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中变得缺少足够的影响力和主导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文化教训。无支流文化，也就无所谓主流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文化目标下，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把“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既区别于“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又纳入“共同理想精神和支柱”的重要内容而加以“鼓励”，在“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同时，又“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这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在文化建设方面开阔气魄和高屋建瓴的前瞻性，也深刻地揭示了主流文化与支流文化的辩证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在整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综合理性指导下，实现21世纪中国文化生命形态的主、支流文化兼容互补，共生互动，圆融通达，一切有益于、有助于、无害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新文化生长的各种文化因素，一切爱国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科学的和进步的思想精神和道德观念，等等，都应当是21世纪中国文化形态构成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而在实现中华文化从意识形态对抗向文化形态回归的基础上，建构统一的中华大文化的文化新形态和新秩序。

4．在创造性文化积累中，实现国家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资源存量的增长是文化发展真正的独立性标志。一种文化只有当它是可发展的，它才是有生命力的。只有当它增长的成果不仅可以影响一国一民族的文化性格和精神世界的塑造，而且还给予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以巨大的影响，它才是有力量的，也才具有资源和遗产的意义。

应该看到，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发展一直服从于政治和经济的功利需要。文化增长方式一直处于依附性状态，因而文化缺乏与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独立性品格。从50年代的“文化大跃进”到90年代盛行的“文化大制作、大策划”；从向苏联“一边倒”，到走马灯似的演练西方学说，都可以看到文化发展中的依附性品格。其结果便是在这几十年中文化的轰动效应不断，却没有或极少有文化内在资源存量的递进与积累，以致形成泡沫文化的虚假繁荣和文化负值的增长。手段与目的的倒置，使得用以解决当代中国文化的文化资源面临严重短缺的危机。因此，江泽民一再告诫全党：不能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来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完整的文化资源积累与社会资本增加的统一应当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与增长方式的基本思想。中国文化在未来21世纪的发展应当吸取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成果与教训，更理智地以自身拥有的文化资源为立足点，以文化的“内源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增长方式和发展道路选择。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潮流中，走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真正使社会主义文化发挥江泽民在十五大上提出的“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当代中国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迫切需要文化给予真理性回答与指引。这既是挑战，也给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化资源短缺的克服带来了无限希望。21世纪的中国文化必将直面国家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事关民族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并且把它作为推动自己发展的增长点，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立性品格。一部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一切有益于人类的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资源的思想和理论，都是在历史的每一个转折关头，在寻求解决时代难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反过来说，也正是这些实际推动社会与历史发展的思想、理论，才使得文化内蕴为一种巨大的力量。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受到世界的重视，就在于他们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实际解决了时代难题，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和东西方文化力量的对比。当今我们面对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我们只有把21世纪的中国文化发展同解决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起来，在社会的全面进步中造就文化的进步，以文化的进步引导、推动社会的进步，建立中国文化发展的良性增长机制，才能使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建设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创造与实践创造提供崭新、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智力支持，从而最终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