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威慑理论是冷战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国际安全理论，曾被誉为20世纪国际关系领域最重大、最深奥的学术创造。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艾肯和邓肯·施奈德认为，“理性威慑是一门影响深远的社会科学理论……它主导了二战后的战略思维……并为西方军事政策提供了理论框架”。尽管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都十分重视发挥威慑的作用，但是在冷兵器时代，武器威力小，不可能像核武器那样在瞬间造成对手难以忍受的破坏与杀伤，所以威慑作为一种心理作用机制，功能十分有限，遏制战争的成功率极低，常常发生战争。直到出现了核武器，威慑有了新的诠释与活力，以至于当今时代，所有重大国际战略理论均无法回避核威慑这一概念，战略威慑才充分表达出它真正的含义。

核武器自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以其巨大的毁灭性让世人记忆深刻，拥有核武器成为大国追求的目标，核武器被看成是维护自身安全和实现国家利益的万能良药。核武器在把传统消耗战思想发展到了极致的同时，也把军事手段与政治目标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极致，其过于巨大的负面效应已接近于否定战争的合理性。正如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所说：“从政治目标是否合理的观点来看，一个全面的核战争可以说是毫无意义。”因此，当战争形态演变到核战争这一阶段后，已难继续前行。发展新的军事斗争工具和方法，克服核战争的内在矛盾，必然会成为战争演变的内在要求。

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把实战战略推向了顶峰。大战的浩劫使各国开始对传统的实战战略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中的价值和作用提出了质疑。而此时，推动安全战略发生革命性变革的物质技术迅速成熟。外交活动在国家交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传统的崇尚直接武力征服的时代日渐式微，一种全新的战略威慑理念悄然诞生。

西方学者哈特在《战略论：间接路线》中把“不战而屈人之兵”称为战略的完美境界。他说：“因为这种不流血的胜利似乎是一种例外情形，所以物以稀为贵，更增重了它的价值，这指明战略和大战略方面，它是具有极大的潜在可能性。”经过战争的洗礼，各国军队开始意识到军事力量在技术上的灵活性、多样性以及国际关系的革命性变化，已使得一个国家可以运用军事手段实施战略威慑，而无须进行战争即能达到政治目的。

冷战时期美苏双方的战略均势，形成的核对等威慑对世界和平产生了巨大作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的核武库中有3.5万枚原子弹和氢弹，苏联有4万枚原子弹和氢弹，如果美苏把自己的核弹都投到对方，可以毁灭双方几十次。当核大国为了维持优势而不断地充实核武库时，一个悖论出现了——为了使自身安全，却又把自身置于不安全的威慑之下，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安全困境”。从而导致了冷战时期的战略威慑层次越高，理论越成熟；层次越低，理论的系统性越差，威慑政策失灵的情况越多，这是一种失衡的战略威慑。这种战略威慑可用于慑止大战而无法对付低强度冲突和常规局部战争，也难以对付诸如大规模毁灭性杀伤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