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广东建立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策略与建议

2020年至2035年，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阶段，也是广东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关键时期，广东需把握全球新技术及产业革命的发展趋势以及收入需求结构变化新特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产业转型升级为主攻方向，积极培育产业新增长点，扩大高端新供给，全力打造产业发展新平台，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新体系，并以此为突破口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一）做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顶层设计

加强顶层设计。率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政管理、投资服务、科技创新服务等方面大胆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冲破传统思维、体制障碍、制度障碍，营造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政策和体制环境，给产业转型升级“松绑”。完善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联席会议制度，健全重大项目领导干部专门负责制，推行以下放事权、扩大财权、改革人事权三项内容为核心的分权制度改革，改进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活微观经济主体活力。

先行先试，争取国家权限下放。利用国家级自贸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双自”联动的政策叠加效应，推动适应产业大变局的体制机制创新，争取从国家层面推动建设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并对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赋予“先行先试”政策，争取国家对产业扶持的相关权力下放。

加大财税、土地政策支持。改革财政投入方式，由补助贴息为主向政府股权投资、共有知识产权、创投引导基金等多种方式转变；利用贷款担保、贴息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尽量发挥有限税收政策资源的最大效能，推进区域税收政策及行业税收政策的落实和改革；实施差别化的供地政策，优先保障产业升级、重点项目用地需求。深化财税金融制度改革，推进广州、深圳区域金融中心和珠三角重大金融创新平台建设；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税收政策，对重点行业的企业研发和技术改造的仪器、设备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优化产业发展软环境。完善市场规则，促进公平竞争，注重产业政策制定的整体性和公平性；提高政府服务品质，营造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发挥协会联系政府、服务企业、促进行业自律的功能，为制定实施行业规划、行业标准，提升企业素质，加强行业自律，推动行业交流与合作等提供有力支撑。

（二）加快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新体系

广东应根据不同的产业类型特性，分类采取产业转型升级的不同模式，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加快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新体系。

一是以“两化深度融合”、创意设计和品牌提升等模式，助推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打造“广东品质”。广东传统优势产业主要包括纺织服装、家具制造、建筑材料、家用电器、玩具及食品饮料等，这类产业大多以制造加工出口为主，其技术偏重于模仿创新和引进，故而行业定价能力不强，竞争优势日益弱化。广东传统优势产业必须根据自身特点，适应全球经济环境变化，通过采取“两化深度融合”、创意设计、技术改造、品牌提升、渠道拓展等各种路径和模式，使其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制造环节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拓展，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知名品牌。

二是以“互联网+制造”“制造+服务”“制造业总部经济”等模式推动支柱型制造业向智能制造业转型升级，迎合工业4.0，打造“广东智造”。汽车制造、石油化工、电子产品、重大装备等产业是广东的支柱型制造业，然而这类产业当前面临着技术升级、节能减排以及集约发展等诸多转型升级的压力，关键零部件对外依存度高，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特别是部分零部件以及重要材料依赖进口，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高效的产业协同效应。广东支柱型制造业转型升级主要应通过“互联网+制造”“制造+服务”“制造+创新驱动”“制造业总部经济”“节能减排”“龙头骨干企业带动转型升级”等模式，构建以互联网引领的智能制造产业价值链体系，以提升产业链协同能力为重点，推进工业生产过程的系统整合和智能控制，抢先布局智能机器人产业。

三是依托“技术+人才+市场+品牌+资本”高端要素组合创新，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广东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与健康产业、新材料与高端制造业、时尚创意、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是引领广东未来发展的新兴产业，是广东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战略的抓手。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依托“领航企业带动”“科技资本+人力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融合”“科技企业路线图计划”“新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互动”等模式做大做强，在空天海洋、信息网络、生命科学等领域形成一批特色新兴产业集群，成为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具有领先地位的龙头产业。

四是以商业模式创新、培育新兴服务业态等方式推动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打造“广东服务”。广东低端服务业仍然占主导地位，金融、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高端服务业尚不发达。广东服务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是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服务业新兴业态培育、服务业楼宇经济等，促进商贸会展、金融保险、现代物流、文化旅游、商务与科技服务等优势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着力培育与新型城市化发展相适应的移动互联网服务、物联网服务、云服务、智慧文化与网络教育等新兴业态。

（三）以“创新生态链”激活产业创新动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努力推动“双创”平台及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应依托珠三角制造业基地吸聚全球“创客”的优势，联动打造众创、众包、众筹等创新平台，制定与创客、众筹等互联网创新模式相匹配的金融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吸引全球互联网创新资源集聚广东。以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主要抓手，以广州、深圳为双核，打造珠三角“1 +1 +7”区域创新体系，形成技术溢出和创新示范效应，引领广东的创新驱动发展。围绕高新区、专业镇、省级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省级示范性产业转移园区，进一步加强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建设。以广州中新知识城、深圳高新区等作为集群化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以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带为依托，通过“双转移”等对粤东西北形成技术溢出和创新示范效应，打造区域创新增长极。

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建立“科研院校—创新服务平台—产业集聚区企业”之间的联盟，将企业的产业共性技术需求和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优势整合在一起，着力解决单个企业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省传统优势产业升级改造引导基金每年要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预留一定比例，破解“技术孤岛”困境。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实施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与金融资源全面结合的新机制与新模式，构建包括天使基金、担保资金和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等在内的覆盖创新链条全过程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金融服务体系，破解“产业旱地”困境。构建“创新人才生态链”，围绕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建立面向全球的“融智”机制，重点吸聚领军型高端创新人才和自主创新科研团队。

（四）内外联动推进产业大区域合作

广东应注重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构建产业链跨区域合作的新格局。一是推进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加强产业链跨区域对接。应将珠三角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与粤东西北振兴发展战略统一起来。珠三角自主创新示范区应发挥创新要素相对集聚的优势，通过加快建设高水平科技孵化育成体系，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创业创新人才支撑体系、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等方式，增强创新资源全球配置能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创新创业中心。同时，大力推动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创新产业共建的合作模式，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帮扶双方要明确共建产业园区的特色主导产业，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鼓励在珠三角孵化的企业将生产等环节在粤东西北落地，支持珠三角地区汽车、电子信息、轻工食品、装备制造等龙头企业在粤东西北地区布局配套企业，形成跨区域产业链条。

二是支持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集群式”投资，多渠道利用华商的跨国经贸网络资源。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契机，与港澳携手拓展沿线国家市场，实施“政府铺路+大企业拉动+民企开拓+集群网络”策略。完善企业“走出去”配套政策，提供口岸通关、人员出境便利化服务，发挥有实力大型企业的带动作用，引导中小民企通过参与大型企业产业链合作开拓市场，并为集群投资优先提供信贷支持。鼓励广东企业实施本地化战略，在当地形成集群生产网络，双向促进产业升级。同时，广东应积极参与组建“华商投资基金”，通过盘活华商基金以及华商的人脉关系和商业渠道，避开非商业壁垒，实现对一些海外战略资源的掌握。鼓励广东企业与沿线国家华商设立合作公司，嵌入当地产业链，进军当地市场。

参考文献

恩格尔贝特·韦斯特坎博尔：《欧洲工业的未来：欧洲制造2030》，王志欣、姚建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2030：变换的世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时事出版社，2013。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

潘家华、陈孜：《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议程：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李善同、刘云中：《2030年的中国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胡鞍钢等：《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杜天佳、王佳佳：《“十三五”到2030年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研判》，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

张工、卢映川、张远：《北京2030：世界城市战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中国科学院：《科技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关于中国面向2050年科技发展战略的思考》，科学出版社，2009。

何传启：《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科学出版社，2015。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2050：战略框架》，格致出版社，2016。

集智俱乐部：《走近2050：注意力、互联网与人工智能》，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潘海岚：《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李相合：《中国服务经济：结构演进及其理论创新》，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姜玉砚：《产业结构有序度的测度、优化调整及预测——基于山西2001～2011年数据的分析》,《经济问题》2013年第5期。

康艳芳、聂规划：《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实证预测分析》,《统计与决策》2013年第21期。

李代红：《基于神经网络和的我国三次产业预测》,《统计与决策》2014年第7期。

李丽、陈迅、汪德辉：《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预测：基于动态CGE模型的实证研究》,《经济科学》2009年第1期。

吕一清、何跃：《基于灰色神经网络的第三产业发展趋势的预测模型》,《统计与决策》2011年第4期。

王庆丰：《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于晗：《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进趋势及预测》,《财经问题研究》2015年第6期。

张延平、李明生：《广东省产业结构演进预测及发展战略选择》,《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5期。

郭立振：《中国海洋传统产业预测研究及展望》,《经济观察》2011年第6期。

郭庆春、何振芳、寇立群：《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预测的BP神经网络模型》,《价值工程》2011年第15期。

王海涛、徐刚、恽晓方：《区域经济一体化视阈下京津冀产业结构分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Maddison, Angus.2001.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OECD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 Paris: OECD Publishing.

Bart van Ark, Mary O'Mahony, Marcel P. Timmer.2008. “The Productivity Gap betwee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rends and Caus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2:25-44.

Chow, Gregory C. , Kui-Wai Li.2002. “China's Economic Growth: 1952-2010.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1（1）: 247-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