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贵之政”与“羯族之政”——试论石勒集团内部变迁的两个面相

崔启龙 张荣强

提要：纵观石勒集团的发展史，永嘉四年至五年的“葛陂之役”和太和三年石勒称天王是其中两个重要的转折点。“葛陂之役”前，石勒主要倚重的是以“十八骑”为核心的旧将群体。此后，以石虎、程遐为代表的亲贵势力开始在石勒集团中逐渐占据显要位置，但旧将群体依旧被委以重任。而在石勒称天王后，旧将群体则集体淡出军政舞台，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与石勒关系密切的石姓将领。这样的变化，一方面凸显出石勒“退功臣而进亲贵”的意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石勒对于构建宗族、族群的渴望与努力。而后者又从侧面道出了石勒-后赵政权凝聚方式的特殊性。

关键词：石勒 羯族 胡族体制 赐姓

石勒本为上党羯胡，早年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执卖到山东，后在汲郡起兵，依附于牧率汲桑转战河北。在石勒起兵之初，《晋书·石勒载记》记载其核心集团成员有八人，后扩展到十八人，号称“十八骑”。这一群体为石勒在起兵之初所最为倚重的将领。此后石勒受到幽州王浚的压力，放弃了在河北的经营，转而南向，企图在以葛陂为中心的江汉一带立足。正当此时，据守并州的刘琨为了笼络石勒，将其母王氏及其从弟石虎送还石勒。石虎回归后，即刻被石勒委以重任，其风头直压石勒旧将。随着“葛陂之役”的失败，石勒率军重返河北，逐渐以邺城为基点站稳脚跟。后赵太和三年（330）石勒称帝后，旧将群体进一步被边缘化。代之而起的是以石虎为首的诸石氏将领。而这样的变化并非巧合，当与石勒本人的策划不无关系。从石勒的一系列调整来看，其所谋求建立的是一个类似于刘渊集团的以“单于与子弟间的血缘纽带”为核心的军队统属关系。“十八骑”虽为元从功臣，且大部分成员的族属与石勒相同，均属于广泛意义上的“胡”，但毕竟与石勒既没有亲缘关系，又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部落统属关系，故而并不符合石勒心中其集团构成的理想状态。石勒对于集团内部调整的动因，一方面应当来自刘渊集团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其集团凝聚方式的特殊性产物。而这种特殊性，又是在与屠各刘氏、鲜卑慕容氏等其他异族集团的对比中凸显的。

一 “葛陂之役”对于石勒集团的意义

《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云：

太兴二年，勒伪称赵王……群臣议请论功，勒曰：“自孤起军，十六年于兹矣。文武将士从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备尝艰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为赏之先也。若身见存，爵封轻重随功位为差，死事之孤，赏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

大兴二年（319），石勒称赵王。其时幽州的王浚、鲜卑段部已被石勒讨平；汉国也刚经历刘聪死后的内乱，残余势力在刘曜的统领下退守关中。石勒在华北的两个强敌相继走向没落，其势力达到了巅峰。故而在与群臣论功时，石勒先是对于以往功业做了回顾，而后话锋一转，特意将参与过“葛陂之役”的将士单独提出，认为“厥功尤著”，要求给予其比一般将士更高的待遇。由此可见，石勒认为“葛陂之役”在整个集团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关键意义，故而才会特别对于“葛陂之役”的参与者给予特殊的重视。所谓“葛陂之役”，是指永嘉四年（310）至永嘉五年（311）初，石勒军团以葛陂为中心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活动的总称。然而当我们对“葛陂之役”的整个过程及其最终结果做过考察之后可以发现，葛陂之役其实是一次失败的战役策划。《石勒载记》颇为详细地记载了战役的最终结果：

勒于葛陂缮室宇，课农造舟，将寇建邺。会霖雨历三月不止，元帝使诸将率江南之众大集寿春，勒军中饥疫死者太半……晋伏兵大发，败季龙于巨灵口，赴水死者五百余人，奔退百里，及于勒军。军中震扰，谓王师大至，勒阵以待之。晋惧有伏兵，退还寿春。勒所过路次，皆坚壁清野，采掠无所获，军中大饥，士众相食。

由此可见，在“葛陂之役”中，石勒军团不仅非战斗减员严重，而且在撤退时也极其狼狈，以至于出现了“士众相食”的惨烈景象。那么，石勒为何要将一次以惨败收场的战役在论功行赏的场合单独提出，并给予特殊的关注呢？

永嘉四年（310），由于受到北面幽州刺史王浚的军事压力，石勒军团放弃了在河北的经略，开始向南部的江汉一带发动进攻，先后攻克了襄城、南阳、襄阳等地。鉴于战事进行得较为顺利，石勒有了盘踞于此的计划。《石勒载记》云：“复屯江西，盖欲有雄据江汉之志也。张宾以为不可，劝勒北还，弗从。”此后石勒军团转战于汉沔、江淮、兖豫之间，先后攻灭了司马越和苟晞，最终屯于葛陂，甚至开始谋划进攻建康。《石勒载记》云：“（石勒）屯于葛陂，降诸夷楚，署将军二千石以下，税其义谷，以供军士……勒于葛陂缮室宇，课农造舟，将寇建邺。”石勒在葛陂不仅招揽“夷楚”，并且开始修治宫室、课农造舟，大有定都葛陂之意。但此后由于霖雨不止，加之军中饥疫严重，石勒又不得不放弃了对于江南的经略，仓促北归，其过程一如上文所示。

“葛陂之役”虽然以石勒的惨败收场，却使石勒从霖雨不止的江淮地区成功脱身，重返河北。从这个角度上看，“葛陂之役”在石勒集团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它不仅标志着石勒军团在江汉、江淮一带长达数月的军事活动的结束，更重要的是它也打消了石勒雄踞江淮的执念，为石勒此后在华北的霸业奠定了基础。石勒对于“葛陂之役”幸存者“赏为之先”的举动，意味着将集团内部成员以是否参与过“葛陂之役”为界限，划分为二。或者至少在石勒心中，“葛陂之役”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

因此，“葛陂之役”对于石勒集团的转折意义，并非仅限于战略空间上的转移，同时也是石勒集团内部变迁的开始。“葛陂之役”及其之前，《石勒载记》曾三次列出石勒集团的主将名单。

第一次是叙述石勒起兵时“十八骑”的名单：

遂招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为群盗。后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又赴之，号为十八骑。

第二次是在叙述石勒在河北兴起时的情景：

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以刁膺、张敬为股肱，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

第三次是在叙述石勒被困葛陂时，与诸将商议对策的情景：

檄书朝夕继至，勒会诸将计之。右长史刁膺谏勒先送款于帝……中坚夔安劝勒就高避水……孔苌、支雄等三十余将进曰……顾问张宾……

石勒在河北兴起时，军中除了孔苌之外，夔安、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无一不是十八骑的成员。而在石勒被困葛陂与诸将计议时所提到的人物，又与此前在河北时期的人物基本重合（见表1）。

所以我们或可推知：在“葛陂之役”前，石勒核心集团的成员构成相对较为稳定，“十八骑”一直是石勒在军中所主要倚重的将领。而后来石勒“赏为之先”的，也正是这批人。

在石勒驻扎葛陂期间，刘琨为了笼络石勒，将其母王氏与从子石虎送归石勒。《石季龙载记》云：“永兴中，与勒相失。后刘琨送勒母王及季龙于葛陂，时年十七矣。”石虎的回归，给石勒的核心集团带来了些许微妙的变化，此点或可从“葛陂之役”的撤退过程中窥见一斑。

前文已述，石勒在从葛陂撤退之前曾召集诸将商议，并最终采纳了张宾的建议。《石勒载记》载张宾建议，曰：

晋之保寿春，惧将军之往击尔，今卒闻回军，必欣于敌去，未遑奇兵掎击也。辎重迳从北道，大军向寿春，辎重既过，大军徐回，何惧进退无地乎！

对于石勒军团来说，单纯的军队进退并不困难，最大的难题是辎重转移。辎重部队行进缓慢，很容易遭到寿春方面晋军的追击。因此，张宾认为此次撤军的关键，就在于对据守寿春的晋军施加压力，使其不能进行追击。所以，能否成功压制据守寿春的晋军，是整个撤退计划的重中之重。然而石勒却将此任务交给石虎来执行。当时的石虎，还是一个年仅十七岁，且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少年。那么石勒不用作战经验丰富的“十八骑”诸将，而将如此重要的军事任务交给石虎就显得颇为奇怪。最终，这样的用人决定也使石勒付出了代价；由于石虎缺乏实战经验，贪功冒进，致使整个撤退计划几乎被打乱。《石勒载记》云：

会江南运船至，获米布数十艘，将士争之，不设备。晋伏兵大发，败季龙于巨灵口，赴水死者五百余人，奔退百里，及于勒军。军中震扰，谓王师大至，勒阵以待之。晋惧有伏兵，退还寿春。

石虎在寿春的失败，极大地动摇了石勒军团的军心。所幸晋军并未追击，否则对于石勒来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石虎的首次军事行动虽以失败告终，但通过此次的任命，显示了石勒对于石虎的特殊重视，也可算是间接地向诸将宣示了石虎的特殊地位。

因此，“葛陂之役”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成了石勒集团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标示着石勒集团开始重返北方。此外，石虎在“葛陂之役”后期加入到石勒集团，成为首位与石勒有亲缘关系的将领，这决定了其身份和地位与以“十八骑”为主的石勒旧将群体截然不同。重用石虎也成了石勒调整其集团内部结构的开端。

二 “葛陂之役”后亲贵势力的初兴

在“葛陂之役”后，石勒对于石虎愈加宠信，石虎在军中的地位也日渐提高。《石季龙载记》曰：

年十八，稍折节。身长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马，勇冠当时，将佐亲戚莫不敬惮，勒深嘉之，拜征虏将军……所为酷虐。军中有勇干策略与己侔者，辄方便害之，前后所杀甚众。至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勒虽屡加责诱，而行意自若。然御众严而不烦，莫敢犯者，指授攻讨，所向无前，故勒宠之，信任弥隆，仗以专征之任。勒之居襄国，署为魏郡太守，镇邺三台……

前文已述，永嘉四年（310）石勒屯于葛陂时，石虎时年十七岁。而此段文字所叙述的时间段是从石虎“年十八”至其任魏郡太守的一段时间。而《石勒载记》载石虎攻陷邺城在建兴元年（313），石虎任魏郡太守当在其后不久。故此段文字所述的时间范围，当为“葛陂之役”后石勒军团返回河北后到攻陷邺城三台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石勒对于石虎愈加宠信和骄纵，先是拜石虎为征虏将军。但此时的石虎并无战功，反倒是刚刚经历了“葛陂之役”的失败，石勒仅仅因其“勇冠当时”而拜为征虏将军。此外，石虎甚至在军中擅杀兵将，所谓“军中有勇干策略与己侔者，辄方便害之，前后所杀甚众”，而石勒处理此事也仅仅是对其“屡加责诱”而已，并没有给予石虎任何实质性的惩处，反倒因为石虎“指授攻讨，所向无前”更得石勒欢心，最终授予石虎以“专征之任”。然而，当我们翻检《石勒载记》和《石季龙载记》后发现，在永嘉四年（310）“葛陂之役”后到建兴元年（313）石虎征邺前的这段时间中，寻找不到任何石虎参与的军事活动。在此期间，石勒集团所进行的最重要的军事活动是与王浚、鲜卑段部的战争，石虎并没有直接参与战斗，只是在击败鲜卑段部后，被石勒派遣前往渚阳与段就六眷结盟。所以，所谓石虎在此时“指授攻讨，所向无前”之事，在史籍中难觅踪影。但石勒在此时依然授予石虎以“专征之任”，其恩宠之重由此可知。

所以，在永嘉四年（310）石虎加入石勒集团到建兴元年（313）石虎征邺前这段时间，石虎所真正参与的战斗只有“葛陂之役”中进攻寿春一战，且以失败告终，之后再无其参与战争的记录，但其地位却是与日俱增。石虎之所以能得到如此的待遇，自然与石勒对于石虎的有意扶植不无关系。这一点更可从此后魏郡太守的任命中窥见端倪。

建兴元年（313），石虎作为主将率军攻克邺城三台。《石勒载记》曰：“建兴元年，石季龙攻邺三台，邺溃，刘演奔于禀丘，将军谢胥、田青、郎牧等率三台流人降于勒，勒以桃豹为魏郡太守以抚之。”石虎作为攻克邺城三台的主将，功劳最著。但石勒却任命“十八骑”旧将桃豹为魏郡太守，以安抚三台流人。邺城作为曹魏旧都，是河北地区首屈一指的都会，不仅具有相当的政治象征意义，战略地位也极为重要。当石勒尚在葛陂，张宾为其谋划北返路线之时，就已将邺城作为最终的战略目标。《石勒载记》曰：“天降霖雨方数百里中，示将军不应留也。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然而在石勒历经艰险返回河北的过程中，其军队因为粮草不济而势力大减。加之彼时邺城三台为刘演率众据守，不易攻克，故张宾调整了既定的方针，转而进据襄国。《石勒载记》：“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则群凶可除，王业可图矣……于是（石勒）进据襄国。”虽然同为旧都，但作为“赵之旧都”的襄国在当时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与“魏之旧都”邺城相提并论的。从此后石勒集团的发展历程也可看出，邺城实际的地位也几乎与作为都城的襄国相侔。所以，邺城在石勒的战略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故而当邺城三台被石虎攻克后，治所在此的魏郡太守的人选就显得相当重要。但石勒在此时并没有将魏郡太守授予石虎，而是授予“十八骑”旧将桃豹。这一任命似乎显得并不符合石勒此前盛宠石虎的举动。

此后不久，魏郡太守的人选就发生了变动。关于此事，《石勒载记》有详述，本文不避烦琐，征引如下：

勒谓张宾曰：“邺，魏之旧都，吾将营建。既风俗殷杂，须贤望以绥之，谁可任也？”宾曰：“晋故东莱太守南阳赵彭忠亮笃敏，有佐时良干，将军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规。”勒于是征彭，署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辞曰：“臣往策名晋室，食其禄矣……若赐臣余年、全臣一介之愿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张宾进曰：“自将军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至如此贤，以将军为高祖，自拟为四公，所谓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将军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悦，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于是……勒以石季龙为魏郡太守，镇邺三台。

按《晋书》并没有载明此事具体发生的时间，《资治通鉴》在叙述石虎代桃豹镇邺之事时，也没有载明具体的时间，仅将此事系于建兴元年（313）石虎攻克邺城三台之后。但从《晋书》和《资治通鉴》叙事的前后关系中，我们依然可以确定此事发生的大概时间。《晋书·石勒载记》在叙述完此事后，紧接着记载了石勒寄予王浚书信一事。而《资治通鉴》将石勒寄予王浚书信一事系于建兴元年（313）。故可推知：石虎攻克邺城三台、任命桃豹为魏郡太守，石虎代桃豹为魏郡太守三事应当发生在同一年内。所以，石勒在任命桃豹为魏郡太守后不久，便打算另择人选代替桃豹。从最终石虎代替桃豹的结果上看，石勒似乎早已属意石虎作为魏郡太守。上文所引《石勒载记》中石勒与张宾的对话，则更像是一场为了任命石虎所做的政治表演，其内容也颇耐人寻味。首先，石勒抛出了邺城“风俗殷杂，须贤望以绥之”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谋求另选贤人代替桃豹。张宾则相当配合地推举了身为西晋旧臣的赵彭，于是石勒在赵彭并不在场的情况下，当即署其为魏郡太守，并将其征召至襄国会见。但当赵彭到达襄国后却坚辞不就。张宾又趁机打了圆场，既为石勒树立了礼贤下士的形象，从而保全了颜面，又顺从了赵彭的本意，最终任命石虎为魏郡太守，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其中也存在不少蹊跷之处，首先，石勒开始所言其更选魏郡太守的目的是另选“贤望”治理邺城，然而在当赵彭坚辞不就后，最终任命的人选却是石虎，但根据其之前在军营中滥杀的表现，是无论如何都称不上“贤望”二字的，这岂不与石勒初衷相悖？其次，张宾的态度也颇为蹊跷，本身赵彭是张宾所推举，但当赵彭拒绝后，张宾不仅没有规劝赵彭，反倒是劝谏石勒放弃之前的任命。最终石勒欣然接受了张宾的建议，并给予赵彭优厚的赏赐，转而将魏郡太守授予石虎。如此一来，魏郡太守的改任如同一场政治表演，一方面为石勒树立了礼贤下士的形象，向汉族士大夫展示其仁慈的一面；另一方面，赵彭的坚辞让魏郡太守之位出现了空缺，使石勒有了任命石虎的正当理由。此次事件的最终结果，是石虎代替桃豹出任魏郡太守，这或许就是石勒所最终想要达到的真实目的。

令人疑惑的是，石勒为何要如此迂曲地将石虎扶上魏郡太守的位置，而不是直接任命呢？或许这是石勒为了安抚其旧将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前文已述，在“葛陂之役”及其之前，石勒所倚重的均是以“十八骑”为主的武将群体，但他们均与石勒没有亲缘关系。在“葛陂之役”中，石虎作为石勒从弟回归军中，虽然年资尚轻且缺乏实战经验，但却受到了石勒的重用和荣宠，地位甚至开始凌驾于石勒旧将之上，以至于有“军中有勇干策略与己侔者，辄方便害之，前后所杀甚众”之事。而这对于石勒旧将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冲击。所以，在石虎攻克邺城三台后，石勒并没有顺势将其任命为魏郡太守，而是首先选择了“十八骑”成员桃豹作为过渡，最终以迂回的方式才将石虎扶上魏郡太守之位。或许正是因为石勒顾忌到其集团中旧将的观感，故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此时，除了石虎之外，此前名不见经传的程遐在此时也开始在石勒集团中崭露头角。翻检《石勒载记》，程遐首次出现是在石勒讨平王浚之后不久，当时其身份为长乐太守。史载：

章武人王昚起于科斗垒，扰乱勒河间、渤海诸郡。勒以扬武张夷为河间太守，参军临深为渤海太守，各率步骑三千以镇静之，使长乐太守程遐屯于昌亭为之声势。

案《晋书·地理志》中并不见长乐郡，只有安平国，其治所在信都。据《后汉书·郡国志》“安平国”条云：“安平国，故信都，高帝置。”又据《〈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安平国”条言：“太康五年，改安平为长乐国”。由此可知，石勒所置长乐郡当为因袭西晋所置长乐国而来，其治所应当也在信都。而信都在魏晋以来一直是冀州的治所，其地位十分重要。《魏书·地形志》“冀州”条载：“后汉治高邑，袁绍、曹操为冀州，治邺，魏、晋治信都，晋世邵续治厌次，慕容垂治信都。”又《石勒载记》载：“于是[勒]遣众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复以邵举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可见，直至石勒讨平王浚之前，信都都是河北最重要的要塞之一。所以，石勒将如此重要的职位交付于程遐，可见其对程遐的信任和重视。此后不久，当石勒巡行冀州诸县时，程遐再次出现，但其身份却发生了改变。《石勒载记》云：“勒巡下冀州诸县，以右司马程遐为宁朔将军、监冀州七郡诸军事”。此时程遐的身份已是右司马。在石勒集团中，司马一直是相当重要的官职。在程遐之前，只有苟晞一人被真正授予过司马之职，《石勒载记》：“[勒]袭破大将军苟晞于蒙城，执晞，署为左司马。”彼时苟晞身为晋大将军而为石勒所擒，石勒为了笼络苟晞，故授其左司马一职。而石勒的谋主张宾，也只不过是“位次司马”而已。可见司马一职在早期石勒集团中的重要程度。此后授予程遐的“监冀州七郡诸军事”之职也颇为重要。在《石勒载记》中，这种“监若干郡诸军事”的设置仅此一见。综上可知，程遐虽然同样不是石勒旧将，但在石勒集团中的地位上升速度相当之快。

关于程遐受到石勒重用的原因，史书中并无明载，然而其背景和身份却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晋书·石勒载记》云：“勒世子弘，即（程）遐之甥也。”据此可知程遐与石勒之间的特殊关系。然而，在程遐为石勒重用之时，石勒长子石兴仍在，故而石弘当时尚未成为世子，但程遐与石勒的亲缘关系在此时却已确实存在。前文已述，石虎作为石勒从弟而受宠，因而地位上升迅速，所以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同样属于石勒亲属的程遐，也受到了石勒的特别恩宠。此外，石虎和程遐曾分别担任魏郡太守和长乐太守，据守着河北的两大军事要塞——邺和信都，也应当不是偶然，通过两事的互相参证，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石虎与程遐作为石勒亲属，在“葛陂之役”后均居要位，应是石勒有意布置的结果。

石勒集团中亲贵势力在“葛陂之役”后地位的提升，已经开始影响到了以“十八骑”为代表的旧将群体，这从石虎代桃豹为魏郡太守一事中可见一斑。以石虎、程遐为代表的亲贵势力，在石勒称赵王后达到了一个顶峰：以石虎为首的石氏武将群体在军中全面兴起；在朝中，程遐也凭借着世子舅的身份，一时间权倾朝野。而以“十八骑”为代表的旧将群体则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命运。

三 石勒旧将群体的边缘化与亲贵势力的崛起

（一）旧将群体的边缘化

正如前文所述，“葛陂之役”后石勒重返河北，石虎和程遐作为其亲属受到相当的重用。此时石勒的旧将群体的情况如何，尚需做一番考察。论述至此，似乎需要对“旧将群体”的概念作一界定。所谓“旧将群体”，本文将其定义为在“葛陂之役”石虎回归之前，加入石勒集团的武将群体，即上文所述石勒在论功行赏时，“赏为之先”的功臣。《石勒载记》在记述“葛陂之役”前，石勒尚在河北的阵容名单时云：

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以刁膺、张敬为股肱，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

其中夔安、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均为“十八骑”成员，是最早加入石勒集团的一批人物。而张宾、刁膺、张敬应为石勒在河北征战时招揽的谋臣，至于孔苌的来历，史无明载，其加入石勒集团的时间应与张宾等人相似。故而本文定义的“旧将群体”，其包含成员即与此名单基本一致。虽然在“葛陂之役”后，亲贵用事的趋势愈加明显，但石勒旧将群体在此时依然活跃。在王浚覆灭、汉国内乱退居关中之后，华北地区已基本全部落入石勒之手。太兴二年，石勒在襄国称赵王，大封群臣，石勒的旧将群体大都受封。但在此后几乎销声匿迹，在军中代之而起的是以石虎为首的诸石姓将领。在朝中，张宾的地位也为程遐所取代。所以，本节将对旧将群体在石勒称赵王前后的不同际遇进行逐一考察，以说明该群体逐渐被边缘化的事实。

1．王阳

王阳在“十八骑”中名列首位，其族属不明，史书只言其为“胡人”。《世说新语·识鉴第七》中注引后赵王度所撰的《二石传》中，在叙述“十八骑”事时，径称“永嘉中，豪杰并起，[石勒]与胡王阳等十八骑诣汲桑”。故，在石勒起兵之初，王阳的地位应该比较高。但此后王阳似乎并不活跃，在史料中几乎找不到其活动的踪迹，直至石勒称赵王后，王阳才再次出现。《石勒载记》“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而此后不久，其职位发生了变化，“勒以弘镇邺，配禁兵万人，车骑所统五十四营悉配之，以骁骑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以辅之”，“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于是使刘征、任播授以兵书，王阳教之击刺。立为世子，领中领军，寻署卫将军，使领开府辟召，后镇邺”。可知，王阳在石勒称赵王后，先是以游击将军号并领门臣祭酒，主管胡人诉讼。但此后又被石勒派遣与刘征、任播共同辅佐石弘，值得注意的是，刘征也是“十八骑”成员之一。石弘被立为世子后，王阳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即所谓“骁骑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以辅之”。但蹊跷的是，此后王阳便从史籍中销声匿迹，其作为石弘最重要的辅臣，在石弘被废时，也不见石虎对其的处理。这似乎可以说明，在石勒一朝的后期，王阳对于中枢朝政和军事活动的影响已十分有限。

2．夔安

夔安作为“十八骑”成员之一，在石勒集团发展初期的地位较高。从“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这一排序来看，夔安的地位似乎是要高于支雄等其他将领。在“葛陂之役”时，曾有“中坚夔安劝勒就高避水”之事，中坚将军为魏晋时期统领禁军护卫中军的将军号，由此夔安地位之重可见一斑。石勒返回河北后，夔安又参与到了攻击广平游纶、张豺的战役中。此后，在石勒一朝再不见其军事活动。石勒称赵天王时，署夔安为左司马，地位崇高，然而此时朝政全在程遐之手，夔安作为左司马能够发挥的实际作用令人存疑。石虎篡位后，夔安才重新被委以重任，名列三公，不久后又重新被授予军权，担任专征方面的重任。

3．支雄

支雄同为“十八骑”成员，在石勒称赵王前较为活跃，《石勒载记》中多次记载其领兵出征：

使支雄、孔苌等从文石津缚筏潜渡，勒引其众自酸枣向棘津。

广平游纶、张豺拥众数万，受王浚假署，保据苑乡。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将攻之，破其外垒。

勒将支雄攻刘演于廪丘，为演所败。

支雄、逯明击宁黑于东武阳，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众万余于襄国。

石勒称赵王时，“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支雄此时为中垒将军领门臣祭酒，掌胡人诉讼。而在此后，在石勒之世再也不见关于支雄的记载。同夔安情况类似，支雄直到石虎篡位后才又受到重用，《石季龙载记》：“季龙以……支雄为龙骧大将军，姚弋仲为冠军将军，统步骑十万为前锋，以伐段辽”。此外据《元和姓纂·辑本卷》“支氏”条：“石赵司空支雄传云：其先月支人也。”其中《支雄传》应为后赵国史《赵书》的佚文。此处称支雄为“石赵司空”，按翻检《石勒载记》可知石勒之世并无授人“三公”之事，故而支雄所任司空当在石虎之世。故而由此可知，支雄在石虎篡位后不仅重获征伐之权，其实际地位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4．桃豹

桃豹作为“十八骑”的重要成员，自起兵之初就忠心于石勒。《太平御览》注引《十六国春秋》有载：“[桃豹]从起中原，豹为十八骑之雄……事勒甚恭”。石勒返回河北后，桃豹曾被任命为魏郡太守，后为石虎所代，此事前文已作辨析。石勒称赵王时，并不见封赏桃豹的记载。石勒西征刘曜时，桃豹任豫州刺史。《石勒载记》云：“命石堪、石聪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统见众会荥阳”。此后，终石勒之世便再也见不到有关桃豹的记录。同上文已述的夔安和支雄的际遇相同，桃豹在石勒死后同样受到了石虎的重用。《石季龙载记》云：“季龙以桃豹为横海将军，王华为渡辽将军，统舟师十万出漂渝津”。另据《十六国春秋·后赵录》：“虎僭立，署[桃豹]为横海将军，累迁至太保卒。”可知，桃豹在晚年获得了与夔安、支雄等人相似的待遇，位至三公。

5．郭敖

郭敖亦为“十八骑”成员，史料中关于其人的资料甚少。石勒称王后，郭敖任左长史。《石勒载记》：“刘曜败季龙于高候，遂围洛阳……勒将亲救洛阳，左右长史、司马郭敖、程遐等固谏曰……勒乃以咸和五年僭号赵天王，行皇帝事……署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程遐为右仆射、领吏部尚书”，以后有“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程遐为右仆射”之文，可知前文“左右长史、司马郭敖、程遐”中之“司马”二字应为衍文。所以，在石勒称天王前，郭敖一直是与程遐对掌长史之位。按文本的叙述顺序，其地位似乎还要高出程遐一筹。然而实际情况或许并非如此。在“刘曜败季龙于高候”一事之前，发生了程遐与张宾的冲突，其最终结果为“以遐为右长史，总执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惧，赴于程氏矣”。所以郭敖任左长史，虽然名位高于程遐，但实权为程遐所有。石勒称天王时，二人同时晋升左右仆射，但程遐又加有吏部尚书一职，有领选之任，其实际地位依然高于郭敖。郭敖在石虎之世同样有领兵之事。《石季龙载记》：“季龙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骑四万讨之，次于华阴……郭敖等悬军追北，为羌所败，死者十七八。斌等收军还于三城。季龙闻而大怒，遣使杀郭敖。”虽然郭敖因军败为石虎所诛，似乎与此前所述三人结局不同，但石虎在即位后重用“十八骑”旧将的现象却值得重视。

6．逯明

逯明作为“十八骑”的成员之一随石勒南征北战，在石勒称赵王前多次领兵出征。而在石勒称赵王后，逯明在史籍中同样销声匿迹。至于其最终的禄位，《石季龙载记》中有“金紫光禄大夫逯明”之语。故而或许可以推测，在石勒称天王、行皇帝事之后，逯明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而此官在魏晋以来被作为荣官，并无真正实权。

7．孔苌

孔苌虽不是“十八骑”成员，但在“葛陂之役”前就已成为石勒集团中的重要一员，其地位甚至高于“十八骑”一些成员。即前文多次提到的所谓“（石勒以）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之语。在“葛陂之役”后石勒平定河北时，孔苌依然为石勒所重用，先后参与到与王浚、刘琨以及鲜卑段部的战役中，是石勒在北境的得力战将。[注16]然而在鲜卑段部被石勒完全消灭后，孔苌便从史籍中消失。在石勒称赵王和赵天王的两次大行封赏中也都不见其名，如此之大的反差令人生疑。由于此后的史料付之阙如，我们只能推测在石勒平定幽州后，孔苌可能被剥夺军权，和逯明一样得到了光禄大夫一类的荣官，从而寄以禄位而已，不再在石勒集团中施加影响。

[注16]《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云：“浚遣督护王昌及鲜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等部众五万余以讨勒……就六眷屯于渚阳，勒分遣诸将连出挑战，频为就六眷所败，又闻其大造攻具，勒顾谓其将佐曰……勒顾谓张宾、孔苌曰：‘君以为何如？’宾、苌俱曰……勒笑而纳之，即以苌为攻战都督”，此为孔苌参与和王浚战事。“刘琨遣将军姬澹率众十余万讨勒，琨次广牧，为澹声援。勒将距之，或谏之曰……以孔苌为前锋都督……孔苌攻代郡，澹死之”，此为孔苌参与和刘琨战事。“孔苌讨平幽州诸郡。时段匹部众饥散，弃其妻子……孔苌攻陷文鸯十余营，苌不设备，鸯夜击之，大败而归……石季龙攻段匹于厌次。孔苌讨匹部内诸城，陷之。匹势穷，乃率其臣下舆榇出降。”此为孔苌参与平定鲜卑段部战事。第2718-2719页。

8．张宾

张宾作为石勒最重要的谋士，以擅长谋略著称。正如《石勒载记》下附《张宾传》中所言：“（张宾）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由此可见，张宾在石勒集团中地位之重。张宾在“葛陂之役”前，已为石勒谋士，时任“参军都尉，领记室，位次司马，专居中总事”。“葛陂之役”时又被石勒擢为右长史，此职务似乎一直保持到石勒称赵王之前。当石勒称赵王时，又加授“大执法”之位，使其“专总朝政，位冠僚首”。此后石勒又“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张宾的地位由此达到了巅峰。而此后的“张披事件”却使其地位一落千丈。所谓“张披事件”，《晋书·石勒载记》中有详载：

清河张披为程遐长史，遐甚委昵之，张宾举为别驾，引参政事。遐疾披去己，又恶宾之权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于朝，乃使弘之母谮之曰：“张披与张宾为游侠，门客日百余乘，物望皆归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国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时至，因此遂杀之。宾知遐之间己，遂弗敢请。无几，以遐为右长史，总执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惧，赴于程氏矣。

张披的背己虽然令程遐愤怒，但只是个引子，其攻击的最终目标却是当时在朝廷首屈一指的张宾。如前文所述，石勒此前对张宾言听计从、倍加信任，然而程遐谗间张宾的内容却又非常简单，只有“门客日百余乘，物望皆归之，非社稷之利也”寥寥数语，便瓦解了石勒此前对张宾的全部信任。张宾作为石勒集团的元从功臣，享有相当大的威望，以至于《晋书》给予了“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如此高的评价。程遐以张宾招揽门客，“物望皆归之，非社稷之利”的简单理由便可成功谗间石勒，致使石勒最终做出罢黜张宾的决定，似乎说明石勒感受到了功臣对于皇权的某种威胁。此外，“宾知遐之间己，遂弗敢请”一语也颇为微妙：张宾面对程遐的谗僭，不向石勒作任何辩解，这或许也反映了朝中亲贵用事的形势。而此事件最终的结果，是程遐成功代替了张宾总执朝政的地位，从此权倾朝野。

在对石勒旧将群体的主要成员分别作了考察后，我们发现石勒称赵天王是一个关键节点：以“十八骑”为主的石勒旧将在石勒称赵王后的一段时间内纷纷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以石虎为首的石氏诸将，此点后文将有详述。而在朝堂之上，深受石勒信任的张宾也在石勒称王后不久遭到罢官，程遐作为世子之舅的身份全面接管了张宾的权力，总执朝政。这些变化的发生似乎并非巧合，一切的线索都在指向一个主题，即亲贵势力在石勒集团中所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强，而旧将群体则在石勒称王后虽然被崇以高位，却逐渐被边缘化的事实。此外，还有一现象也颇耐人寻味：石虎在篡夺石弘帝位后，屠杀石勒诸子，对石勒的政治遗产进行大清算，但与此同时却大举重用沉寂已久的夔安、支雄、桃豹等“十八骑”旧将，或许可以从侧面证明石勒的旧将群体在石勒集团后期被边缘化的境遇。

（二）亲贵势力的崛起

旧将群体在石勒称赵王后逐渐退出了军事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以石虎为首的石氏诸将。石虎的重要地位前文已述，自不必说，另观诸其他石氏将领，可以发现其领兵的范围遍布中外。其中，石他为征虏将军，后升任征东将军专任方面；石挺为左军将军；石生为司州刺史，镇洛阳，后转镇长安，石朗接替其职；石瞻为将兵都尉；石堪、石聪二人不载官名，似是在中军任职。为了进一步说明石氏诸将在实际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对太兴即大兴二年石勒称赵王后，石勒集团所进行的战事及领兵将领做了统计，按战事发生的时间顺序制成表2。

由表2可见，在石勒称赵王后至石勒身故前的这段时间中，有史料可考的战事一共发生了31次，有石姓将领主导或参与的战事有26次之多，而除了前文已述的孔苌讨平鲜卑段部残部的战事外，全然不见以“十八骑”为主的旧将群体的身影。据此，我们更有理由断定，在石勒称赵王后，旧将群体的军权已基本被剥夺，取而代之的石氏诸将则全面接管了军权。

然而在对石氏诸将逐一考察后，可以发现并非所有的石姓将领都与石勒有血缘关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冒姓或赐姓成为石氏。据《石勒载记》中对于石勒生平的记载，石勒并无亲生兄弟，与其同族的只见石虎一人。故而在石勒军中，与其存在血缘关系的只有石勒本人的子辈和其从弟石虎的子辈，这在《晋书》中记载得相当明确。而除此之外的石姓，应当均为冒姓或赐姓。这种情况在以上名单中就不乏其例。据《资治通鉴》云：“[田]堪本田氏子，数有功，赵主勒养以为子”，可知田堪因被石勒收为养子而被赐姓作石。与之情况相同的是石瞻和石生，《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云：“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汉黎阳骑都督，累世牙门。勒破陈午，获瞻，时年十二，命季龙子之。”另据《太平御览》注引《二石伪事》云：“石勒养子石生。”由此可见，石瞻和石生同样是因被收养而得姓。此外，石他的身份也颇为可疑。敦煌出土的写本《晋纪》将石他记作石勒从弟。而上文业已提到，与石勒具有血缘关系的，只有自己的子辈以及石虎的子辈。陈勇认为石他的身份应与石会类似，均为石勒赐姓，甚是。除此之外，还有主动冒姓为石的石聪，《资治通鉴》载：“[石]聪本晋人，冒姓石氏。”而石聪作为石勒后期较为重要的将领，其冒姓为石的举动应当也得到了石勒本人的承认。综上可见，活跃在石勒称王后的石氏将领有相当部分与石勒并无血缘关系。陈勇在《后赵羯胡为流寓河北之并州杂胡说》一文中也注意到此种现象，但认为这种汉人冒姓石氏可能是孤立的事件。然而在当我们作了上述的考察之后，此种推测似乎可以重新考虑。

虽然在石勒集团中，相当部分的石姓将领与石勒并无血缘关系，但这种收养为子、因而赐姓的形式却赋予了收养者与被收养者之间的亲缘关系。这种关系以同姓为纽带，以“石”姓作为标识，使狭窄的血缘关系拓展到相对宽松的亲缘关系。而这不仅拓展了石勒核心集团的成员范围，更使其与成员之间的关系从一般的部属关系，升格到更加紧密的亲缘关系，强化了集团内部的凝聚力。事实上，石勒也在一直努力地构建和拓展着这种非血缘的亲缘关系。早在石勒起兵初期，便有所谓的“赐姓”之事。

《石勒载记》在叙述石勒起兵初期引张督投靠刘渊之事后，载曰：“元海署督亲汉王，莫突为都督部大，以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之。勒于是命督为兄，赐姓石氏，名之曰会，言其遇己也。”此段史料记载了石勒“赐”名张督为石会的事件，然而对此事背景作了考察后可以发现，所谓“赐”名之事或许并非事实。彼时石勒刚刚遭到苟晞击败，逃往同为胡族的张督旗下避难，而此后石勒说服张督投靠刘渊从而得到赏赐。虽然刘渊命石勒统辖张督部众，然而石勒与张督的地位相差应不至太大。《晋书·石勒载记》中的“命”、“赐”之语，或是源于后赵史官的曲笔，然而张督此后被改名作石会却应是事实。另一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石勒在为张督改名的同时，是伴随着“认兄”这一环节的。所以据此我们或许可认为，石勒“认其兄、改其姓名”之举，无非是想以改姓作为手段，在部属关系的基础上，与张督结成关系更加紧密的亲缘关系，以求能够更加顺利的安抚张督及其部众。此外，耐人寻味的是，在敦煌出土的写本《晋纪》中，石会的身份由“兄”变为了“从弟”。此中原因，大概是随着石勒集团的发展，石会“兄”的身份可能会对石勒产生某种程度的威胁，故而在保留亲缘关系的前提下，“兄”的身份慢慢被淡化，以至于在史官记录石勒家族成员中，将无法回避的石会记作石勒“从弟”。

不仅如此，石勒还曾将同姓西晋旧门引入同族。《晋书·石苞传》：“苞曾孙朴没于后赵，石勒以与朴同姓，俱出河北，引朴为宗室。”石苞原为西晋重臣，与石勒除了姓氏相同之外毫无瓜葛，而石勒却紧紧抓住姓氏相同这一点大做文章，甚至举出“俱出河北”的共同点。而据石苞本传，石苞为渤海南皮人，而石勒为上党武乡人，二人郡望一在冀州、一在并州，虽然均处河北，但相隔东西、距离甚远。所以，石勒此言不免牵强。但这并不妨碍石勒将其曾孙石朴认作宗室。石勒此举，当然可以被看作是对河北士族的笼络，然而在史籍中却不见其他士族被赐姓从而引入宗室的例证。所以，石朴的特例在另一方面也可反映出石勒对于同姓资源的看重，以及其扩大石氏家族的愿望。

由以上二例我们可以看出，石勒的赐姓和改姓，背后总是包含着亲缘关系的构建和认同。如果这一结论能够成立，那么在石勒集团以及此后的石虎政权中所出现的众多来源不明的石氏人群，其来源似乎也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注17]所以，在石勒集团中为数众多的赐姓将领，其得姓不仅标志着加入到了石勒军事集团中，更标志着已经加入到了石勒构建的亲缘网络中，即获得了所谓“宗室”的身份，故而赐姓将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属于上文多次提到的“亲贵势力”。其在石勒后期的崛起，也可以视作是亲贵势力对旧将群体权力空间的挤压。

[注17]石勒集团中来源不明的石氏有石越、石泰、石同、石谦、石他、石朗。其中关于石越，《晋书·石勒载记》：“勒将石越要之于盐山，大败之，匹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为之屏乐三月，赠平南将军。”从石越死后石勒的表现推测，二人关系应相当亲密。关于石泰、石同、石谦，同书同传云：“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从其三人担任撰修《大单于志》的职责看，此三人也应为石勒引为同族。关于石他，同书同传云：“勒征虏石他败王师于酂西，执将军卫荣而归。”关于石朗，同书同传云：“时石生镇关中，石朗镇洛阳，皆起兵于二镇”，石生、石朗所据皆为重镇，故石朗地位应与石生相埒。而石生为石勒养子，石朗亦当与石勒关系甚密。而石虎政权中来源不明的石氏有石广、石遇、石光、石璞、石宁。关于石广，《晋书·石季龙载记》云：“安定人侯子光……易姓名为李子杨，游于鄠县爰赤眉家……赤眉信敬之……京兆樊经、竺龙、严谌、谢乐子等聚众数千人于杜南山，子杨称大黄帝，建元曰龙兴……镇西石广击斩之……先是，使襄城公涉归、上庸公日归率众戍长安，二归告镇西石广私树恩泽，潜谋不轨。季龙大怒，追广至邺，杀之。”由此可知，石广曾为镇西将军，镇长安。关于石遇，同书同传云：“遣其征虏石遇寇中庐，遂围平北将军桓宣于襄阳。”关于石光，同书同传云：“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征还。”关于石璞，同书同传云：“侍中石璞进曰：‘为陛下之患者，丹阳也。区区河右，焉能为有无！’”关于石宁，同书同传云：“中书监石宁为征西将军，率并、司州兵二万余人为麻秋等后继。”观此五石所居之职，非地方镇将，即中朝近官，其与石虎之关系应非同一般。

四 石勒集团内部变迁的两个面相

石勒称天王后，在军事上剥夺旧将群体军权而重用石姓将领、在政治上罢免张宾而重用程遐的举措，固然可以解释成石勒在政权初安的情况下为了防止旧将群体功高震主，从而逐渐启用同姓、贵戚代替旧将群体的权力，形成所谓“亲贵之政”。但这样的解释却显得流于形式，似乎又陷入到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一传统政治史叙述模式中，而忽略了石勒集团胡族属性的影响力。

石勒所属的羯族，被认为与匈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石勒早年曾依附的刘渊集团，也是以匈奴为旗号进行统治。所以，石勒在构建集团或政权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匈奴国家军事体制”的影响。谷川道雄先生在其名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关于两赵国家的军事体制就曾有如下精当的论述：

手控军队的诸王虽带中国式将军号，却让人联想到塞外匈奴国家的军事体制。在此之前，单于子弟带左右贤王以下诸匈奴式王号，并且以单于为中心统领着各自的部落联盟。单于与子弟间的血缘纽带既是部落联盟式匈奴国家的支柱，同时也构成了后来两赵国家的军事体制。如果将这一结构的重现求之于两赵国家的话，与其说它见之于受到限定的大单于的行政体制之中，不如说它见之于以皇帝为中心，由皇太子、诸王所实行的对国家军队的管理之中。

谷川先生在此处将前赵、后赵两个政权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进行论述，即确认了两赵政权在军政体制上有高度的一致性，均继承自原始匈奴国家。关于前赵国家军政体制对于匈奴旧制的继承，前辈学者早有瞩目，兹不赘述。然而，当我们单独讨论后赵政权的制度渊源时，似乎也不必追溯过远。对于石勒而言，近在眼前且同属胡族政权的前赵即可作为模仿对象。虽然我们并不能排除后赵直接上承原始的“匈奴国家体制”，从而独立发展其政权体制的可能，但从后赵所实行的皇帝、大单于二元体制以及胡汉分治的政策来看，其模仿前赵的可能性还是较大。前辈学者多有论及于此，本文不再赘述。

汉赵国的国家军队管理体制，正如谷川先生所言，“由皇太子、诸王所实行的对国家军队的管理”，这样的结构也正是原始匈奴国家的遗风，即单于与子弟间的血缘纽带是部落联盟式匈奴国家的支柱。关于此点，陈勇先生在讨论“汉赵国胡与屠各分治”时已有翔实的考证，本文不再进行详细论述。总而言之，汉赵国领兵将领，尤其是禁军将领大都为刘氏，均应为所谓“单于子弟”。除此之外还有少量呼延氏参差其间，而这跟刘渊母族为呼延氏有关，亦算是单于近属。这就跟石勒集团发展后期的格局极为相似。正如上文所述，石勒称赵天王后，确实出现了诸石姓将领全面掌控军队的局面。但与谷川先生的论述以及汉赵国的情况稍有不同的是，其中大部分石姓将领在名义上虽为“单于子弟”，却并不具备所谓“血缘纽带”，而是石勒所认养子或赐姓。这种被人为构建的亲缘关系代替了传统匈奴国家“单于与子弟间的血缘纽带”，但这并不妨碍其发挥纽带的作用。甚至在石勒称赵天王大封诸王之时，其养子依然能与其亲子一道封王。《石勒载记》载：

立其妻刘氏为王后，世子弘为太子。署其子宏持节、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大单于，封秦王；左卫将军斌太原王；小子恢为辅国将军、南阳王；中山公季龙为太尉、守尚书令、中山王；石生河东王；石堪彭城王。

前文已考，石生和石堪均为石勒养子，虽然在分封时居于末位，但是依然获封王爵，说明养子的身份并不对其地位的上升造成绝对的障碍。所以，这种亲缘关系虽然不及血缘关系，但在石勒集团中却最大限度地接近血缘关系。当养子或赐姓获得王爵后，也就与谷川先生所言“以皇帝为中心，由皇太子、诸王所实行的对国家军队的管理”的两赵国家军事管理体制可以相契合，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佐证后赵对于前赵的模仿。如此一来，也就顺利地解释了石勒称赵王后石姓将领纷纷涌现的体制性原因：石勒所模仿的汉赵国体制，还残留着浓重的匈奴旧制传统，其最大特点即“单于与子弟间的血缘纽带是部落联盟式匈奴国家的支柱”，所谓“单于子弟”，即是本文所论的“亲贵势力”。

谷川先生以前赵、后赵总而目之，认为二者继承了匈奴国家体制，均是以单于子弟掌握军权，这自是极精的识断。然而这只是石勒称赵王后所出现的情况，却忽视了石勒集团前期旧将群体活跃的事实。那么，是否石勒直到称赵王之际才意识到要将国家（集团）的军事交由宗室子弟掌管？在对石勒集团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后，我们发现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在葛陂之役石虎回归前，由于石勒早年被贩卖至山东，其部落也被离散，就连石勒本人的汉姓汉名也是后来汲桑所改，故而除了张督被石勒认作兄长并改名为石会之外，在史籍中看不到任何与石勒同姓的家族成员或部落成员的存在。而张督《晋书》称其“素无智略”，加之石勒认兄改名之事本就为安抚其部众，故而一直得不到石勒重用。所以在此阶段，石勒所能依靠的只有以“十八骑”为主的将领群体。而当葛陂之役石虎回归后，使石勒终于在军中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单于子弟”。此后不久石虎便被石勒委以重任的事实，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石勒对于宗室领军这一目标的渴望。所以，石勒相比于五胡十六国其他首领或君主而言，显得与众不同，正如陈勇在《后赵羯胡为流寓河北之并州杂胡说》中所言：“羯胡首领石勒起兵之际麾下同姓人物极少，其本部兵力与刘渊的五部屠各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石勒最初在刘渊政权下组建的胡人武装，其成员多为各种杂胡而未必都是羯族”，所以这也就决定了石勒起兵时根本无法构建以“单于与子弟间的血缘纽带”为核心的军队统属关系，只能利用眼前可用的以个人恩信和长期共同征战中形成的部属关系。

在石勒称赵王后，大量的石姓将领开始活跃。根据前文所考，除了石勒和石虎二人的子孙外，其余石姓大都应为养子或赐姓而来。这种现象在五胡十六国的历史中也是颇为少见的现象。其原因前文已述，当与石勒家族的枝干薄弱，不足以统御如此庞大的军事集团有关。故而通过收养和赐姓的方式，将原本狭窄的血缘关系拓展到相对宽松的亲缘关系，从而拓展了石勒核心集团的成员范围。

此外，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石姓的赐予并不只是仅仅赋予了受赐者以亲缘身份，更赋予了受赐者不同的族群属性。由于石勒本人为羯族，所以石姓在后赵（石勒集团）中不仅为宗室之姓，同样也是羯姓。另据《资治通鉴》云：“[石]聪本晋人，冒姓石氏。”此句将“晋人”和“石氏”两个概念对立起来颇耐人寻味，或可证明石姓所赋予的种族意义。陈勇在《汉赵国胡与屠各分治考》中同样认为受赐者得姓之后，其种族属性就发生了变化。所以，石勒称赵王后石姓将领数量的激增，也可被视作是羯族势力在军中的兴起。此外，关于“十八骑”成员的族属，唐长孺、马长寿等前辈学者已经做过了详细的考证，认为“十八骑”之中的王阳、孔豚、夔安、支雄、郭黑略或为胡人，呼延莫、刘膺、刘征、刘宝、赵鹿或为匈奴屠各人，总之均属杂胡一类。虽然“羯”也属于“杂胡”中的一种，但“羯”在史料中明显是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群体指向，并不能完全与“胡”这一概念混淆使用。最终虽然石勒是以“胡”而非“羯”作为国人，但据史料所见“胡”在石勒称赵王后的石勒核心集团中活跃程度却在一直降低，反而作为“羯”的诸石姓将领在此后的政局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如此一来，当我们再看前文所述的石姓将领在石勒称赵王后逐步替代旧将群体这一现象时，或许可以将其解释成：石勒以羯族势力逐渐代替杂胡群体从而成为石勒军中的主导。

五 余论

石勒赐姓这样的案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少见。杜正胜在其著《周代城邦》中讨论周代贵族与“野人”的关系时说道：“（周代）贵族因循野人的氏族遗习，与领民凝结成‘假氏族血缘联系’（原注：pseudo-clan-ship，这词是我造的，英译名也是我杜撰的），他们相互间没有血缘联系，却产生类似氏族血缘的作用。”其中“假氏族血缘联系”的概念与我们上文中所讨论的问题何其相似。

此外，与此相关更加著名的案例莫过于西魏北周时的“赐、复胡姓”。这一话题长期为中外学界所关注，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关于宇文泰“赐、复胡姓”的动机，周伟洲先生在研究中说道：“实质上是掌握了政权的，以宇文泰为首的武川镇胡族军事集团，为笼络关陇地区为首的汉族地方势力的措施，给后者赐姓，以显示他们（汉族上层）与胡族上层已经成为相同的族姓和在同一水平之上了。因此，赐姓之制对加强西魏、北周胡汉统治集团的内部稳定、团结，以及后世所谓‘关陇集团’的形成、发展，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与之相比，石勒所赐的“石”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胡姓”，而宇文泰所赐、复的，大都为鲜卑胡姓；另外，宇文泰赐姓种类较多，诸如步陆孤氏、独孤氏，但唯独不赐本姓宇文氏，而石勒则只赐本姓石氏。这样的差异似乎可以从鲜卑族与羯族族群规模的不同来解释：鲜卑族在东汉末年发展成为一庞大部落联盟，其中姓族较多；而羯族本隶属于匈奴，为其联盟中一别部，姓氏可能较为单一。

质言之，无论是周代贵族与“野人”的“假氏族血缘联系”，还是石勒、宇文泰的“赐姓”，其目的无非是构造“血缘关系”，以加强集团内成员的凝聚力。这样凝聚集团的方式，正如杜正胜所言，可被视作是一种“氏族遗习”。

（崔启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荣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