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谁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主体和载体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是由哪些群体来完成的，这是探讨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政治思想史”的学科争议，在不同时期，研究者可能是在不同学科群体中的从业者。研究成果通过何种途径体现出来，也就是研究平台和载体是怎样的，也是全面了解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状况的重要方面。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在中西思想—学术交汇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发展经过了艰难的成长过程。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王沪宁认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政治学已初具规模，1946年，中国政治学会已拥有会员140人，有四十多所学校设置政治学系，翻译和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政治学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政治学研究被忽视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一些高校也开设了“中国政治思想史”或“中国思想史”的课程，但大多只讲到近代部分。在这个时期，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相关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同当时中共中央、教育部的指导方针密切相关。尤其是1952年以后，高校的文科课程主要凸显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主要课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例如，1952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中指出，各大行政区应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举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培养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设立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培养中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政治学学科建制从高校中撤销，中国政治思想史划归历史学，成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专门史”之一。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消失了，它的教学和研究也停止了。

当时政治学的地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转变？后来也有学者进行了原因分析：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意识形态体系和价值系统发生根本转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体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也成为高等学校中各学科教学和科研的主导思想。旧中国的政治学基本上吸取了西方模式和范式，其方法论和基本内容都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这一根本转变，它本身也无力为社会主义政治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政治学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资产阶级政治学研究权力关系和统治方式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人民当家作主，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政治学的功效和意义受到总体的怀疑。③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组织社会主义大学和教学的经验，向苏联学习，结果根据苏联大学的模式改造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取消了政治学。张友渔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照搬所谓苏联的经验，在改革高等教育、进行院系调整时，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因而造成了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空白。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

1953年6月17日，教育部颁发的通知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学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课程，结合三年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学生的政治认识显著提高。鉴于当时高级中学三年级已开设“共同纲领”课程，“新民主主义论”的政策部分与之重复，且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部分的充分讲授，同时“新民主主义论”的经济部分，又与“政治经济学”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部分重复，因此，自1953年度起，将高等院校一年级开设的“新民主主义论”课程一律改为“中国革命史”，“系统讲授毛泽东主席在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新的胜利”，“必须着重正面的系统理论的讲授，同时结合学生认识水平，解决学生的政治思想和思想方法上所存在的有关重要问题”。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中也明确指出“使政治理论课能适当与专业结合”。因此，20世纪50～60年代，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受到很大重视，这无疑给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葛荃指出：“综观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等著作，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有关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特殊的政治环境中，1955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省、市、自治区也建立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关，这些机构为系统研究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组织基础。研究机构还创办了各种刊物，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研究机关出版了20多种学术刊物，为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在这一时期，和中国政治思想史内容相关的研究大都选择了历史学、中国哲学及思想史的视角，方法论主要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因而在学科归属上不明晰。研究者大部分也是从事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的一些人。20世纪50～60年代，由于高校中不再设立政治学系及其各个专业，政治学，包括政治思想史的相关研究被分散到不同的学科里去，如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学、法的理论、历史学、哲学等。

此时，学者们发表文章的主要刊物是各大学学报，如《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及《吉林大学学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兰州大学学报》《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中南政法学院学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湖南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学报》《吉林师大学学报》《开封师范学院学报》《福建师范学院学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吉林师范大学学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山西师范学院学报》《北京医学院学报》，还有一些专业类刊物，如《安徽史学通讯》《理论与实践》《新史学通讯》《教学与研究》《科学与教学》《政治与经济》《读书月报》《历史教学》《历史研究》《学术月刊》《哲学研究》《人文杂志》《史学月刊》《人民教育》《法学研究》《理论战线》《新闻业务》《江汉学报》《江淮学刊》《江淮论坛》《学术研究》《浙江学刊》《文史哲》《读书》《法学》等。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研究者关于政治思想研究的论文并不丰富，但从当时的期刊内容来看，每年还是会有一些成果产生，如对古代儒家思想及代表人物的研究、对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或改良人物政治思想的批判性研究、对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奠基人物政治思想的研究。1960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校恢复了政治学系，但不久后改为“国际政治系”，主要方向是民族解放运动、西欧北美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学科建制和课程设置方面并未涉及中国政治思想史。在这一时期，学术发展与全国的政治形势保持一致，“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与政治的需要”，“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命运可以想见”。据统计，一些文科类杂志在60年代初停刊，如《学术研究》《人文杂志》《政治与经济》《安徽史学通讯》《读书》等。在1966年以后，此类刊物更是大批被停办，如《文史哲》《学术月刊》《哲学研究》《法学研究》《历史研究》等（见表2-1）。一直到70年代末，一些刊物才相继恢复。

20世纪60～70年代，从文科类刊物的状况可以窥见当时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的精神状态。60年代上半期，还是有少许作品的产生，如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思想的研究、对农民革命领袖政治思想的研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和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介绍，集聚了那个动荡时代研究者的心声和贡献。而在1966～1976年，政治思想史论文极其缺乏，存在的几篇文章也是围绕当时“儒法之争”展开的“应景之作”，或对“自由主义”批判的“政治檄文”。由此可以看出，没有研究者独立的生存和创作空间，是难以培育出政治思想研究的精神成果的。

有学者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科学的许多研究都被吸纳进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中了”，“而阶级和阶级斗争则泛化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虽隶属于历史学学科，但显然又并非典型的历史学研究，它所研究的对象及表达的观点有强烈的政治取向，服务于一定的政治观点，而政治观点属于政治知识则确定无疑。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学科上隶属于历史学或哲学，是特定政治环境及学术体制下的产物，并不具有学科知识的逻辑依据。但是，这段时间里的“研究状况”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不可回避的“历史真实”，为当下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参照的基础。

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来说，20世纪80年代前后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机构开始恢复和创建。在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的指示以及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其一，政治学专业科研机构日益增多。1977年，湖北省率先成立政治学会之后，全国许多省份相继成立了政治学会、政治学研究所或研究室。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着手筹建政治学研究所，一些地方性的政治学会也相继成立。这些机构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平台。此后，政治学的群众性学术团体相继成立。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后，安徽、山西、上海、黑龙江等省份相继成立了政治学会；吉林、广西分别建立了政治学研究会，天津、新疆和四川也先后建立了政治学会筹备组或筹备会，一些地区也成立了政治学的学术团体。

其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平台日渐明确。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才逐渐从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中解脱出来，从相对边缘的专门史转为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基础学科，确立了其独立学科平台的地位，各学科的定位日益清楚。一般认为，1981年，徐大同等人合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出版，代表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要求独立和学术化的最初呼声。古代政治思想史专著日渐增多，近现代政治思想研究的成果也纷纷问世，初步建构了政治学基本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1982年，北京大学赵宝煦教授主编的《政治学概论》是恢复重建后的第一本政治学理论教材，它提出了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此后出版的同类教材，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这一体系。就其内容来看，这一时期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是以阶级或者国家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围绕阶级和国家展开国家制度和机构、政党、民族以及国际政治现象的研究。而学科体系，基本是由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国际政治以及行政管理等内容构成的。

其三，开始培养政治思想史的专门人才。一些教学和研究部门已将培养政治学专门人才列入各自的计划。从1981年开始，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率先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1983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5年北京大学又开始招收第一批政治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1985年以后，各类政治学专业的课程陆续恢复开设，有了相对稳定的政治思想史的专业教学和科研队伍。

其四，政治学的研究与国外政治学有了交流。政治学学科恢复以后，有关各种译著纷纷问世，但报刊的数量不多。中国政治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自1980年起陆续编印《政治学参考资料》，介绍国外政治学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出版《国外政治学》杂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编辑出版《政治学研究》杂志，《国外政治学》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者了解国外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窗口”，《政治学研究》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种政治学专业学术刊物，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杂志也开辟了不少和政治学、历史学相关的专栏，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平台。

其五，全国性、地方性的政治思想史学术会议也在逐年召开，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1985年11月22～28日，在苏州大学举行了全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讨论会，由中国政治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天津师范大学政教系、复旦大学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等10个单位共同发起，来自全国的从事中外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专家、学者、社会科学工作者、青年研究生100余人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80多篇。与会代表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思想史教学和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会议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四个组，就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特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特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特点、中西政治思想史的异同、政治思想史学科建设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这次会议，是全国政治思想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的首次集会，对推动我国中外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对推动政治思想史这个年轻学科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1994年10月，全国高校政治学（类）系主任联席会议在成都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5所高校的40位系主任和专家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政治学类学科专业应如何改革和发展；面向21世纪，政治学类专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应如何调整和改革。有些重要的期刊也以“笔谈”等形式开展一些讨论和交流，如1998年《政治学研究》开展的“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笔谈会等。

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主体主要是一批政治学者，同时还有一批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学者。全国高校形成了多所科研重镇，在学界前辈的带领下，组成了出色的科研、教学团队。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研究人员面对新的问题也在逐渐做出新的自我调适。有学者指出，90年代中期以后，前辈学者渐次退出，新进乏人。从2012年开始，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进入重振发展阶段。由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牵头召开了全国性学术会议“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坛”，在中国政治学会下，成立中国政治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全国性学术交流平台的搭建，以及专业性二级学会的成立，对于集合研究群体，提升专业水平和振兴学科意义重大。研究主体的扩大以及研究平台的保证，成为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基础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