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亲历的经济危机的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主要发生了五次周期性的普遍经济危机。除了发生在1825年、1836年、1847年、1856～1857年和1866年的周期性普遍经济危机，还发生了其他一些经济危机。影响比较大的几次危机有：与生产过剩危机交织在一起的1861～1865年棉纺织业危机、1842年经济危机、1873年至19世纪70年代末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亲历的经济危机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与中间危机的理论。

一 历次经济危机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6～1878年）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这两部著作中，对历次普遍经济危机作了基本概述：“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从1825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 plé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恩格斯指出，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的地步，经济的冲突达到顶点。

1．1825年危机

1825年秋，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业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危机历时七八个月，到1826年夏天结束，危机打击了英国工业的所有部门，特别是棉纺织业。19世纪前期，资本主义工业刚刚摆脱它的幼年时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说：“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这一论战的公正无私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作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一方面，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在1825年发生第一次普遍的经济危机以后，就开始了经历普遍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和新的普遍危机的周期性循环。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6～1878年）中指出：“事实也是这样，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后来，恩格斯又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重复了这一观点。

由于在两次普遍危机之间会出现一次或多次较小规模的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把普遍的经济危机称为总危机。马克思指出：“可以说，在1825年——第一次总危机时期——以前，消费的需求一般说来比生产增长得快，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但是，这只有对英国来说才是正确的。至于欧洲各国，那末迫使它们使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最后，在北美，采用机器既由于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也由于人手不够，即由于北美的人口和工业上的需求不相称。”

2．1836年第二次普遍危机

1836～1837年的经济危机，是1825年普遍经济危机爆发大约10年以后发生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上的第二次普遍经济危机。危机发生在英国，波及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北美合众国。1836年的危机是这里的第一次危机，也是最猛烈的一次危机，它几乎一直继续到1842年，其结果是美国信用系统发生了彻底的变革。”马克思认为，美国1837年的危机是跟着英国1836年的危机而来的，而美国1837年的危机，则又通过国际贸易影响到英国。马克思说：“英国工业的状况已经极度紧张，在国外市场缩小的影响下，必然要发生普遍危机，而随之将引起大不列颠全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震荡。美国1837～1839年的危机，使英国的出口额从1836年的12425601英镑缩减到1837年的4695225英镑，在1838年缩减到7585760英镑，在1842年缩减到3562000英镑。类似这样的瘫痪现象在英国也已经开始了。它无疑将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3．1847年第三次普遍危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国际述评（三）》中，在《新莱茵报》刊登的《经济状况》（1849年4月）一文中，他们对1847年英国和欧洲大陆的金融危机以及与其相联系的工商业危机的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记叙。马克思认为，1845年已经出现了危机的趋势，但因为种种原因被推迟了。英格兰、爱尔兰和大陆某些地区的马铃薯歉收，棉花价格暴涨，由此造成了工业品的销量缩减，铁路事业方面的投机倒把行为增多。于是，英格兰银行于1845年10月16日把贴现率提高了50%。尽管如此，根据保守的统计，新的投资总额仍然高达6亿英镑。贴现率的提高使得信贷受到了限制，继表面繁荣之后，大量的破产随之而来。“结果，假若不是随即废除了谷物法，从而意外地巩固了已经动摇的信用并重又激发起了企业主的事业心，那末马上就会爆发像1825年和1836年那样大规模的商业危机。”

马克思指出了造成1847年危机的四个直接原因：第一，铁路破产的危机。“在1843～1845年的繁荣时期开始的投机活动，主要是在铁路经营方面……千百条线路的设计毫无实现的希望，其实设计者本人也根本不想真正实现这些设计，整个问题仅仅在于让经理去挥霍寄存代付金和从出卖股票中获取利润。”但是从1846年开始，这些最不现实的设计就已经破产，影响到了大陆的股票交易所，股票不得不被按照极低的价格抛售，使得许多银行家和经纪人破产。第二，马铃薯灾害及谷物歉收。“1845年8月，不仅发生在英国和爱尔兰，而且发生在大陆上的马铃薯病灾，首先引起了社会的注意；这是现存社会的根基腐烂的最初征兆。同时还传来了肯定证明谷物也将要欠收的消息。由于上述两种情况，在整个欧洲市场上谷物价格猛烈上涨。”各国政府开始开放港口，以便自由输入谷物，用以应对谷物价格的上涨局势，1847年下半年关于其后会丰收的好消息又使得谷物价格下跌，谷物交易所里发生了许多大规模的破产。仅伦敦一地，就有8家大谷物公司破产，其债务达150万英镑以上。地方的谷物市场也完全瘫痪。第三，炼铁业和棉纺织业生产过剩。“1845年的铁路热潮所造成的规模巨大的生铁生产，由于生铁生产过多，销售量缩减，自然也就遇到困难。在为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生产的主要工业部门棉纺织业中，早在1845年为这些市场生产的商品就已经过剩，因而很快就出现了生产有某些下降的情况。”1846年棉花的歉收、原料和成品价格的上涨以及由此造成的消费量的减少，更加重了这个工业部门的收缩状态，棉纺织业的工人遭到危机的打击。第四，金银外流导致的金融收缩。马克思分析了英国金银外流的原因。“第一，消费和几乎所有商品价格昂贵，需要大量流通货币，特别是黄金和白银，以便进行零售交易。第二，铁路建设方面的不断投资造成从该行（指英格兰银行——引者注）提取大量存款的必要性。”英格兰银行提高了贴现率，造成了金融市场的收缩状态，引起很大的恐慌。

在分析1847年危机的严重性时，马克思引用图克的话指出：“这次破产不论就其数量和资本总额来说，在英国商业史上都是空前的，大大超过了1825年危机时期的破产。10月23日至25日，危机达到了顶点，所有商业活动都完全停顿下来。”马克思以1847年危机为基础，分析了金融危机和工商业危机之间的关系：“1843～1845年是工商业繁荣的几年，这个时期的繁荣是1837～1842年几乎连年工业萧条的必然结果。象往常一样，繁荣很快就产生了投机。投机常常是发生在生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的时期。它是生产过剩的暂时出路，但是，这样它又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和加强危机的力量。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领域中，而后来才波及到生产。”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生产过剩的征兆的投机，表面上是危机爆发的原因，其实真正造成危机的是生产无限制的扩大所带来的过剩。

马克思指出，从1845年到1847年底，由于谷物大量输出和1846年棉花价格高昂，美国获得了大量的利润。所以，1847年的危机只是轻微地触动了美国一下。马克思认为，英国是当时产生普遍性危机的“心脏”：“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始终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即使危机首先使大陆爆发革命，那末危机的原因仍然还是产生在英国。”

因生产过剩而产生的难以控制的投机，是危机即将来临的征兆，马克思注意到，在1847年危机爆发的前两年，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一直没有超过2%。当贴现率和利息率较低时，市场投资较为活跃；当其他各种资本家的收入增加时，信贷资本市场上资本家的收入却会下降，于是他们开始拼命为资本寻找更有利的出路，从而导致投机盛行。由此，马克思预言：“如果1848年开始的工业发展的新周期象1843～1847年的周期那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末1852年就会爆发危机。”结果是，资本主义下一次普遍的经济危机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才出现。

4．1856～1857年第四次普遍危机

马克思在《欧洲的金融危机》（1856年10月）、《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1856年10月）、《欧洲的危机》（1856年11月）、《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和英国的金融危机》（1857年11月6日）、《英国贸易的震荡》（1857年11月13日）、《英国的贸易危机》（1857年11月27日）、《欧洲的金融危机》（1857年12月）、《欧洲的危机》（1857年12月18日）、《法国的危机》（1857年12月）中，以及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1856年11月）中，均对1856～1857年欧洲诸国的金融危机以及与其相联系的工商业危机，作了大量的记叙。马克思认为，引起此次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法国大股份银行（Crédit Mobilier，以下简称CM）猖狂的投机活动。CM公司力图把私人高利贷者早先分散的和名目繁多的活动加以垄断，作为一家股份银行，其章程准许它发行总数大于其原始资本9倍的债券，所以它的目的不是进行生产上的投资，而只是想取得投机利润。马克思说：“他们所想出来的新思想，就是把工业封建主义变成证券投机的纳贡者。”在马克思看来，大规模的投机企业和与之相联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是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实际上已经预见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若干特征。

马克思关于1856～1857年经济危机的论述，鲜明地显示了金融危机与工业危机作为互相区别的两种危机会相随出现的特征。金融危机与工业危机前后相随，原因在于滥用信贷对实体经济造成的破坏。这次危机开始于1856年9月，首先发生在德国。马克思在《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1856年10月）一文中说：“约在本年9月中开始的德国金融危机于同月26日达到了最高峰，后来开始逐渐缓和下来，这同1847年英国的金融恐慌相似，那次恐慌在4月底第一次露头，至5月4日达到最高潮，然后逐渐平息下去。当时，伦敦几家主要的银行为了在恐慌期间创造一个暂息时机而作的牺牲，成了几个月后自己破产的起因。德国也将很快产生类似的后果。”德国发生金融危机以后，1857年11月终于出现了大规模的工商业企业的倒闭。马克思在《欧洲的金融危机》（1857年12月）一文中说：“据推测，汉堡的危机在11月21日以后，已随着保证贴现公司的建立而经过了自己的最高点，这个公司的股票认购总数达到了1200万马克。创办这个公司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盖有这个公司图章的期票和银行券的流通。但是过了几天，又发生了一些宣告破产以及像期票经纪人果瓦自杀之类的事件，预告新的灾难将要到来。11月26日，恐慌又达到极点；于是，先是贴现公司，后来政府自己也采取办法来阻止恐慌蔓延。”“11月29日，汉堡的20家大商行破产了，阿尔托纳的大批商行还没有计算在内，期票贴现停止了，商品和有价证券的价格跌得非常低，各种商业都陷于绝境。从破产名单中可以看出，其中五起破产是由于在银行业务上同瑞典和挪威有联系而发生的，而一家破产的乌尔贝格-克拉麦尔商行，债务达到1200万马克；五起发生在殖民地商品的贸易方面，四起发生在经营波罗的海沿岸商品的贸易方面，两起发生在工业品出口方面，两起发生在保险业方面，一起发生在证券交易所，一起发生在造船工业。”这是当时在德国表现出来的金融危机与工商业危机前后相随的情况。“几乎现代每一次商业危机都同游资和固定起来的资本之间应有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有关。”“在德国，产生恐慌的基本原因并不是缺乏流通手段，而是游资同当前工业、商业和投机企业的巨大规模不相称。”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与工业危机前后相随，原因在于滥用信贷对实体经济造成的破坏。早在1856年秋天，在经济危机开始以前几个月，马克思便预见到普遍的投机行为，必然将以普遍的危机告终。关于1856～1857年危机的原因，马克思的结论是：任何危机的真正原因都不是像自由贸易派所说的那样，在于过度的投机和信贷的滥用，而是在于资本主义本性所固有的社会经济条件。这一结论启示我们：在运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来解释具体的危机现实时，要关注不同领域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并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着重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来对危机进行考察。

5．1866年第五次普遍危机

这次危机开始于美国，随后英国、德国也爆发了危机。马克思在1866年5月1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道：“目前的危机，我觉得只是过早的特殊的财政危机。只有美国的情况恶化，这种危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现在恐怕还不是达到这一点的时候。这对于你们棉花大王有什么影响？棉花跌价又产生了什么影响？”5月25日，恩格斯在回信中说道：“无论如何恐慌来得太早，而且对我们来说，它可能使本来会在1867或1868年到来的那个真正强大的危机受到破坏。如果不是偶然地同时发生棉花价格暴跌的情况，危机在这里几乎触及不到我们。”

1866年经济危机发生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867年）定稿前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叙述了这次经济危机：“由于棉荒把许多资本从通常的投资领域赶到了货币市场的大中心，这次危机在真正的工厂区域已经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带有金融的性质。这次危机在1866年5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倒闭了。遭殃的伦敦大生产部门之一是铁船制造业。这一行业的巨头们在繁荣时期不仅无限度地使生产过剩了，而且由于他们误认为信用来源会照样源源不绝，所以还接受了大宗的供货合同。今天，一种可怕的反作用发生了，而且直到现在，1867年3月底，这种反作用还在伦敦其他工业部门继续发生。”

恩格斯认为，1866年的经济危机标志着世界经济史上一个新的转折点：第一，1866年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十年爆发一次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周期循环已结束，代之以漫长的“经常停滞”或“经常萧条”。1886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明确断定：“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是使我们陷入无止境的经常萧条的绝望泥潭。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第二，1866年周期性普遍危机以后，资本主义的垄断组织得到了迅猛发展。恩格斯在对《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1894年）中指出：“现在情况不同了。自1866年危机以来，积累以不断增加的速度进行，以致在所有的工业国，至少在英国，生产的扩展赶不上积累的增长，单个资本家的积累已经不能在扩大他的营业方面全部用掉……此后，工业就逐渐变成了股份企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遭到这种命运。商业也是这样……银行和其他信用机构也是这样……在农业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形。大大扩充的银行……现在，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1866年普遍危机以后，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大大发展，甚至出现了国家垄断的形式，进行了瓜分殖民地的扩张，从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二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能充分解释为什么经济会从危机走向繁荣的经济复苏理论。马克思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现存矛盾的激化，是使破坏的平衡暂时得以重建的暴力手段。但接下来，他却没有对资本主义如何从危机走出来进行系统的分析，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缺漏。很好地解答经济复苏问题对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是必要的，这不仅潜在地激发了人们讨论危机消退问题的兴趣，也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运行机理的内在矛盾性。”其实，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体系并未忽视对经济复苏的解释，其经济复苏理论主要蕴含在经济周期理论当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来解释复苏：“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经济危机“定期重演”的论述曾反复出现。马克思指出：“现代工商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历时五年到七年的周期性循环，以经常的连续性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恩格斯说：“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继续下去，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荣，然后又是新的危机。英国工业所处的这个永久的循环，如上面已经说过的，通常是每五六年就重新开始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一套短期波动的理论，但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思路，指出从危机到繁荣、从繁荣到危机是在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中运动的。1847年经济危机之后，马克思认为，普遍经济危机不是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而应该是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

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马克思研究了固定资本周转周期的长度，并把它与经济危机的周期联系起来。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工业循环的十年周期理论，并把短波运动纳入十年周期理论中。固定资本更新作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是与固定资本的周转特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看来，固定资本更新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阐明固定资本更新和十年周期关系的关键，在于搞清楚固定资本的使用年限。马克思曾经表示：“机器设备更新的平均时间，是说明大工业巩固以来工业发展所经过的多年周期的重要因素之一。”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周期，也是工业发展的产业周期。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提到，普遍危机的周期的实践“将逐渐缩短”“在缩短”和“逐渐缩短”。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不止一次阐述了长期萧条理论。1886年，他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明确断定：“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是使我们陷入无止境的经常萧条的绝望泥潭。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

马克思逝世后，其所著《资本论》第二卷由恩格斯整理，并于1885年出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认为，大工业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生命周期，平均为十年。这种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为周期性的危机提供了物质基础。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增加。与此相适应，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也会发展为持续多年的寿命。一方面，固定资本的发展使这种寿命延长；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又使它缩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远在其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作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

三 中间危机理论

晚年时期的恩格斯曾提出了“中间危机”的概念，意指介于两次周期性普遍危机之间的经济波动。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每十年发生一次的经济危机的工业周期中间，穿插着的“较小波动”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中间危机。1886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美国版附录中，说明了每十年发生一次普遍经济危机的工业周期中的“中间的波动”问题。恩格斯说：“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的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十年，中间的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恩格斯认为，1842年和1882～1883年的危机是“中间危机”。恩格斯在1882年致伯恩斯坦的信中指出，必须注意中间危机，同时论述了中间危机有些是比较带地方性的，而有些则是比较带特殊性的，他认为当时正在经历局限于纯粹证券投机事业内的中间危机。恩格斯说：“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关于这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讲了，在《新莱茵报评论》上也根据到1848年为止的资料指出过，而除此之外，还指出过，繁荣的恢复会破坏革命，会为反动派的胜利创造条件。在进行详细分析的时候，必须注意中间危机，它们有些是比较带地方性的、而有些是比较带特殊性的；这种局限于纯粹证券投机事业内的中间危机，现在我们正在经历；1847年以前，这些危机是有规则的中间环节，所以在我的《工人阶级状况》中周期还是确定为五年。”恩格斯在1882年底致倍尔的信中认为，如同处于1842年发生中间性危机前的情况一样，1882年的危机不是真正的普遍性危机，而只不过是前次危机中生产过剩的余波，或者说是一次地方性的中间危机。

苏联学者门德尔逊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各阶段中哪些因素引起了中间危机的出现这一问题的讨论，是研究危机史的任务之一。他认为，中间性危机不像周期性危机那样普遍和深刻，中间性危机只是局部生产过剩的危机，持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它是市场扩大时遇到特殊困难的标志。苏联学者别尔丘克指出，经济危机可以分为周期性危机、中间性危机和结构性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个别领域中的危机。他对中间性危机和周期性危机进行了区分，认为中间性危机只能中断工业周期某一阶段的进程，而不能开辟新的“一圈螺旋”，因为这一任务是由周期性危机来完成的，只有生产过剩的总的（即周期性的）危机才能执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起飞点的职能。

中间性危机不是一个工业周期的结束和另一个工业周期的开始，而只是某一个周期的复苏阶段或高涨阶段展开过程中的间歇。有人认为中间危机的理论是成立的，只是用中间危机的概念来划分较轻微的经济危机和周期性经济危机，在实践上存在困难，在理论上也似乎有一些缺陷。但也有人不仅对二战之后有无中间危机持怀疑态度，同时对这一概念本身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恩格斯使用“中间危机”一词仅仅是为了说明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危机，而不是建立一种普遍的概念。一方面，由于科技的发展，机器设备更加坚固、耐久、适用，从而延长其自然寿命；另一方面，同样也是由于科技的不断发展，再加上竞争等因素，机器设备的磨损加速，折旧加快。以上两个相反的因素，使得两种对立的趋势同时发挥作用。在当代，除了生产的物质资料之外，小汽车、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出现后，其生产必然会进入经济周期之中，它的使用寿命反过来也会成为影响经济循环的一个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变动和国家政策密切结合起来，从而缩小了中间性危机和周期性危机的差别，使十年周期中的两个短波周期的差别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