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崛起时期

1907年，林雨时等人创办闽南救火会，会址设立在仓山天宁寺，核心成员多是革命党人，为桥南公益社的附属机构，社长郑祖荫，曾与黄乃裳共同创办《福报》。闽南救火会的建立，可视为进步人士推动社会变革的再次努力。与之前不同，此次倡导大获成功，救火会网点增多，影响扩大。1907年，《时报》首次对此报道，达道大火，“被火烧一千八百余家”,“幸得商家所组织之救火会，如木帮救火会、纸帮救火会极力施救，始得扑灭，不然，附近数千家之木屋恐亦难保”。此后救火会发展更速，至1911年，“福州各公益团及各商帮设立救火会，计有十七队之多，监督火兵约有千百余人，其扑灭火器及水龙与官办大不相同，故凡地方有火警，赴救甚捷，至多延烧至数家，或一二家而已”。

为何相隔十年，进步人士倡导成效如此不同？除了官方火政衰败外，还与社会变革有关。首先，士绅群体构成变化。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斩断传统社会流动途径，许多官宦型士绅旅居京沪等地，与故乡联系减弱，如巨绅陈宝琛，已离开福州，定居北京20余年。与此同时，总商会与商事研究所成立，密切商人群体意识，商绅阶层日益崛起，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亦逐渐成为社会中坚，商绅、学绅取代旧绅，成为地方公益事业主力，并造成施善重心的转移，恤节、惜字等儒家教化型善举日趋没落，而禁烟、救火等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善举则备受瞩目，客观上催生新式公益机构。其次，官方政策变动。随着统治危机加剧，晚清统治有所松动，政府推行地方自治，允许结社集会，民间力量得以冲破束缚，商会、农会等社团不断出现，救火会迅速崛起。

由于公益团体多为革命党人创办，虽然行善颇力，如闽南救火会会长刘元栋“遇警则立率多人驰援，必扑灭而后己，人咸德之”,暗中却策划反清活动，引起地方官员警惕。1910年，闽、侯两县颁布谕告，借口城镇乡自治会已经成立，“凡从前各社会本应一律解散，以免权限不清”。桥亭公益社、布帮救火会等十三个社团群起抗议，引用《结社集会律》，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总督松寿呈请咨议院后，被迫答复“解散各团体之令应作无效”。受此鼓舞，救火会更为倾向革命。福州起义期间，城台各救火会共同行动，各会援丁志愿报名，组成一个大队，粉碎旗人焚城的企图。

图2-1 清末民初福州鼓泰救火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