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士绅与公共事务
尽管巫风炽烈，福州亦文风昌盛，有“海滨邹鲁”之称。早在南宋，城内读书风气蔚然，呈现“路逢十客九青衿，巷南巷北读书声”的盛况。从元代起，福州成为全国文化重镇。据何炳棣研究，在明代科举排行榜上，福州以六百五十四名进士总数，位居全国第六。及至清代，则以七百五十名进士总数，跃居第三，仅次于杭州府与苏州府。
科举成就显著，士绅数量增多，他们迁入城中，常设立祠堂，添置族产，抚恤族众。林宾日出任鳌峰书院山长后，鉴于“吾宗自迁省治以来，未立支祠”，于是“舍己宅为祠，买田数亩以供时祭，下及子孙读书膏油之助，章程悉具”。其子林则徐出仕后，资助家族颇力，“天性孝友，自奉俭而资助宗党，岁必数千金”。凭借地位与功绩，士绅在族中威望颇高，如林宾日“里社岁时之事，至老犹扶杖亲之。乡党有哄争者，得府君数言立解，人谓有陈仲弓、王彦方之风”,故为族众倚重。
除主持族中事务，士绅还积极投入修桥、造路、浚湖、赈灾等公共事务，以获得社会认可，成为真正的地方权威。康熙朝的萨葛斋，救济遭受火灾的邻居，每年冬季分发棉衣给受冻者，“受者莫不感泣”。萨龙光“又尝增置鳌峰书院书舍、整修洪山桥、建东街文昌祠、兴鼓山涌泉寺，乙卯之赈饥、丁丑之浚河，皆赖倡输以集事”。通过此类公益活动，萨氏虽人丁较少，却能被视为福州巨族。而官府亦与士绅共同管理地方事务，乾隆年间，福康安倡议修浚西湖。“令福州府知府成宁、署邵武府同知李浚原总其事，俾各辟属员及乡绅士之能者，凡若干人，分段督约，官颁其条教，而绅士佐之，以给工值丝粟，不假手书役。”以免经费遭贪墨。
福州士绅还兴建善堂，以共同的文化资本，构建关系网络，界定身份。这从敬节堂的设置可见一斑。道光五年（1825）闽浙总督赵慎町畛设该堂，并捐资一千两，得到“刑部尚书陈若霖，布政使林则徐、梁章钜、巡道申万、廖鸿藻，刑部员外郎郭仁图”等榕籍官宦的全力支持。时任无锡知县叶申霭“在吴闻之，即邮五百金为乡人倡，即归，引为己事，续捐三百五十缗，又垫二千缗”。敬节堂设立后，林则徐亲自拟定堂章，规定由士绅组成董事会，聘请司事，管理堂务，“或有呈官之事，本由司事会同绅董具呈”。该堂常年救助“清族嫠妇”数百名，维系长达百年。敬节堂虽为赵氏首倡，但真正策划者，应是陈若霖等人，他们在异地为官，若贸然首倡，有干涉地方政务之嫌，而督抚出面，不仅名正言顺，还使善堂获得合法性，故赵慎町倡议发布后，响应者并非本省官员，而是散布各地的榕籍官员。他们以乡情为纽带，互通声气，联系密切。值得注意的是，该堂捐赠名单并无商人，救济对象亦为“先尽城内士族人家核实散给”,可见其维护身份之意味。
除参与地方事务外，士绅时常干涉政务，时人张集馨即曾评论：“福州省会，素称人文，惟绅士把持政务。”他们或递交呈状、干涉命案，或充作公亲调处、武断乡曲，或充任族长、包办钱粮事务，为此，官府特颁布《禁革生员公呈保结干预官事等款》,企图约束绅权，却无济于事。如林宾日记载：“近日吾闽绅衿多投递公词，林光天等为李藩台身故，向钦差大人车前投递，已数月矣。又有（何）淑元等为保留徐太守女澜，向督院衙门投递，已批驳。李德树等为制台开河抽税店租，向王太守投递，只隔三四日事。”甚至连督抚等大员亦须屈从绅意，林则徐寓乡期间，与“三五热诚绅士在簪堂商乡事与外患”，前往“塘门察看炮台如何改修，沿海内江如何设防，洪江上游及省垣西北湖如何收水利、防水害，常丰及义仓积谷若何整理”,并阻止英人入驻神光寺，在调解过程中，闽浙总督刘韵珂、布政使徐继畲“有违数绅之意”,遂遭闽籍京官集体弹劾，仕途折戟。士绅干政，凸显其势力之大，以致在与官吏共治地方过程中，表现强势，虽然在当地并无政治身份，但凭借政坛人脉，仍可对地方官员施加影响。
宋汉理认为，历史学家通常使用五条标准来估计地方精英在该地区“渗透”的深度：一、精英的智力活动地位，特别是其革新的或对抗的活动的地位；二、地方精英在私人的地方民兵组织中的作用，以及民兵征募原则的性质；三、地方精英在正式组织的地方福利机构的结构中的作用；四、地方精英个人的主动性在水利和土地管理中的重要性；五、地方精英干预地方政府的“率直程度”。以此衡量，清代福州士绅在地方上渗透极深，此种现象，除其自身强大外，还与地方政府作为有关。
清代中期之后，闽省官场大案迭出，以“吏治废弛，下属习为懈怠”闻名，统治力削弱，加之“由于财政改革与财政危机的日益加深，福建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也日趋萎缩，因而逐渐把各种地方公务移交给乡族集团，促成了基层社会自治化倾向”,以致难以杜绝某些恶习。如清廷严禁械斗，而“闽中械斗之风素炽”,地方官府却不加干预。光绪十一年（1885），游勇数十人劫狱，团练兵“闻扰攘声，误以为械斗”，想出队镇压，哨官以“民间闲事不必过问”,使案犯逃脱。对于迎神赛会，官员屡欲禁止，却无济于事。种种乱象，实因“社会控制体系失调，亦即官僚体制与基层社会自治化的内在矛盾”。
从总体来看，明清时期，福州民众于郊区聚族而居，一乡之地，或为单姓所据，或为数姓共处，只有少数地方多姓杂居。鉴于乡族组织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保甲、都图等体系日渐废弛，官府征收钱粮等事务，常通过族长办理。发布禁谣等谕令时，以“该乡绅耆族房”为对象。由于聚族而居，许多境庙由家族设立，形同家庙，而家族领袖、境庙首事通常为士绅，他们凭借权势，保护族众，进而联合，族权、绅权、神权相互交织，使明清福州地方事务多由社会自我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