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灾难重重的滨海之城

1．人烟日益密集

福州为闽省省会，介于25°15′N～26°39′N, 118°08′E～120°31′E，毗连闽江，滔滔江水，横贯市区，汇入东海。四周群山环绕，东有鼓山，西有旗山，南有五虎山，北有莲花峰，地势自西向东倾斜，海拔多在600～1000米，为典型的河口盆地。福州盆地是由地质构造作用和海侵作用而逐渐形成的冲积平原。1800年前，福州仍浸没于汪洋之中，群山隐约出现，故《山海经》云：“闽中山在海中。”直至汉代，随着海水东去和闽江口向东延伸，福州平原始逐渐出露为陆地，但周围仍多沼泽、水湾。

沧海为田，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移民开发。秦汉时期，土著居民以冶山为城，建立闽越国，后遭剿灭，汉武帝“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魏晋之际，北方动荡不安，士族南下，福州人口增多，唐元和年间，已是“廛闬阗阗，货贸实繁，人无流庸之”。借此为基，王审知统一福建，创设闽国。北宋时期，福州发展迅速，太平兴国五年（980）福州户数为94475户，至崇宁元年（1102），已增至211552户，成为全国经济重镇。

人烟辐辏，加之“环山派江”盆地地形，深受强副热带高压控制系统的影响，使热量集聚在“盆底”而不易散发。为抵御酷暑侵袭，早在唐代，福州即密植榕树，有榕城之美誉。1065年，太守张伯玉下令“编户植榕”，以致“绿荫满城，暑不张盖”，颇受赞誉。

植树绿化，固然能降暑降温，却因湖泊堙塞削弱其成效。唐宋之际，福州河网密布，湖泊众多，以东湖、西湖、南湖最为著名，由于不断筑堤围垦，至南宋时，东湖、南湖已先后湮灭，西湖亦不断萎缩，淳熙十年（1183），郡守赵汝愚以西湖久堙，奏请开浚。然而人口膨胀，人地矛盾突出，加之湖利可观，西湖为豪强窥觊，“或粪草堆积而湮为园圃，或砌堤岸而截为池塘”。官府屡浚屡淤，收效甚微，至19世纪中期，湖面由原先方圆20余里，缩小至7里，以致“地隘无以容水”。

湖泊、河汊颇能吸收热量，被视为天然的气温调节器，若淤塞日深，不仅使“溪潮壅滞，舟楫不通”,更加剧热岛效应，使福州城气温不断上升，酷热难当。时谚云：“四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如此高温干燥的地理环境，极易诱发火患。

2．商业贸易兴盛

城市扩张、生齿繁庶，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然而狭小的盆底地形，使福州难以大规模开垦生产，只能与外界进行贸易，始能维系运转。福州地处闽江下游，得以尽享山海之利，上流物资顺江而下，再通过海路运输，或运达京津，或对外贸易，借此地利，福州成为区域经济中转枢纽，商业日盛。

早在唐代，福州的海外贸易已初具规模，两宋时期，商业更盛，远藩巨舶，通过内河港汊，直达城下安泰港，一派“海船千艘浪，潮田万顷秋”的繁荣气象，距城十余里的南台，则“寺楼钟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尚未被开发。元明时期，由于内河港汊不断淤塞，船舶多在南台停靠，福州经济中心南移，呈现哑铃式的发展特点（见图1-1）。城内为督抚衙门所在，官府云集，军队众多，士绅贵族多聚群而居，以三坊七巷为著。城外南台则逐渐成为商业区，“晓起鱼虾腥满市，帆樯无数泊南台”,日渐繁荣。城西十里的洪塘，当闽江上下游之交通，为“各处市镇关隘所在”,商业亦兴盛。

随着人口膨胀，清代福州对贸易依赖更甚，“终岁民食，常仰资于上游各郡。至于商贾负贩百货，则皆来自海洋”。其贸易范围不断扩大，“始犹入淮浙，继乃入交广，今相率之吕宋、日本矣。春去夏返，岁以为常”。成为东亚贸易体系的重要一环。受此刺激，造船业发展更速，周边森林破坏严重。城东三十里的鼓山，被视为省会藩篱，名胜所在，原本绿树葱荫，“树木虬松、巨樟，不下万株”，然奸民因“山多樟木大料，为海艘（杠）梖所必需，价值甚贵”，于是雇用工匠搭藔砍锯，“遂至朴郁葱古木，数月之间，尽成童山”。木材砍伐殆尽，使生态严重破坏。

为求购木材，商人溯流北上，前往“山势巍峨，林木蓊郁”的延、邵、建等府，购山伐树，扎成木筏，顺流而下，南台成为“木植凑集总所”。与此同时，江南等地因为城镇化，燃料奇缺，急需木材。南台木材除部分供应本地外，多数通过海运，直销苏浙，密切福州与江南经济联系。由于此种缘故，福州木商多为浙商，“二口木植，全借浙江船只载运”。异地经商，难免势单力薄，且木排在运输过程中，常撞毁堤坝、冲垮桥梁，引发纠纷，为保护自身权益，木商除仿照其他行业，组成木帮，以联络乡谊，并兴建“安澜会馆”，颇有抱团精神。

3．灾害接连不断

上游森林的砍伐，导致蓄水和固土功能丧失，土壤流失严重，闽江含沙量剧增，并在下游沉淀堆积，形成沙洲，至明代中期，帮洲、苍霞洲业已形成，并被围垦利用，河道更为淤塞，泄洪能力严重下降。每当上游洪水倾泻而下，福州遂遭受灭顶之灾。隆庆元年（1567）五月大水，“会城中平地水深数尺，郭外则丈余矣。一望弥漫，浮尸败椽，蔽江塞野，五昼夜不绝，故老相传以为两百年未睹也”。此后数百年，类似水灾不绝，多发生于春夏之交，恰值关帝诞辰（农历五月十三），故民间将水灾与之附会，有“关老爷磨刀水”之谚。

洪水过后，灾区淤泥堆积，尸体相枕，极易滋生病菌，使疫灾与洪灾交织。顺治五年（1648）春，“疫大起。城外虽未乏食，死大过半，与城中等”。较之会城，南台疫病更甚，除该地毗连沿江，地处低洼，易受水患外，还与日常饮水有关，“福州城内居民饮料向取资于河水，井水。在南台者，或取资江水”,相较江水，井水较为洁净，会城居民得以少受疫病的侵袭。

随着城市发展，人烟稠密，福州火灾不断，引起士绅精英的关注，谢肇淛对此分析：“火患独闽中最多，而建宁及吾郡尤甚，一则民居辐辏，夜作不休；二则宫室之制，一片架木所成，无复砖石，一不戒则燎原之势莫之遏也；三则官军之救援者，徒事观望，不行扑灭，而恶少无赖利于劫掠，故民宁为煨烬，不肯拆卸尔。”福州宫室以木材为质，除上游杉木顺江而下，便于取材外，还与土质较松、含泥沙高，难以烧砖，周边石材亦匮乏有关。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福州市区绝大多数的房屋仍是木质。

每年夏秋季，地处亚热带的福州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炎热干燥，火灾易发，以致民间有“秋季火帝出动”之谚语。此外，福州还深受强对流空气影响，冬季盛行偏北风，夏季盛行偏南风，沿海风速在10月至次年2月，达8米/秒以上，3月略减至7米/秒左右，4月至9月在4～6米/秒之间。每年登陆的台风达到5.3个，破坏力巨大。成化十九年（1483）六月，大风“拔木发屋，公署民庐尽坏，城上敌楼颓毁一空”。如此狂风，若恰遇火星，则惨烈至极。因此火灾发生后，人们常感到侥幸，“幸而适值无风，否则将有燎原之势，亦未可知也”。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为福州火灾频发的重要诱因。

火灾不仅使福州民众感到恐慌，也给旅居福州的异乡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清代，福州成为接待琉球使者的主要门户，琉球使者登陆后，在琉球馆休整，再沿闽江北上，最后抵达北京。因此许多琉球人在福州游学经商。为便于琉球了解福州，他们编写了琉球官话课本，“以琉球馆为中心，生动描绘了福州城市的社会生活”。如火灾过后，灾民的凄凉情状：“吃也没得吃，穿也没得穿，住也没得住，那大男小女拢做一堆，在那露天地里，啼啼哭哭。”因为火灾多由火烛不慎诱发，所以官话课本特地告诫“把灯吹灭了睡，如今秋天的时候，那东西都是干燥的，火烛要小心。上床的时节，就把火吹灭睡，也是放心的”。可见旅居者对福州火灾之惕然。

灾害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所谓灾害“是指当自然界的变异，对人类社会造成不可承受的损失时，才称之为灾害……不少自然变异本身就是人类破坏性活动所引起的”。人口增长，商贸繁华，上游森林的砍伐，导致明清福州灾难不断。尤其是火灾更随城市规模扩张而日趋严重，至万历年间，已成严峻的社会问题。为此，巡抚庞尚鹏除持续扩编火军部队外，还着手强化城市的里甲制度，运用里甲制度与火军相互配合，协力灭火。虽全力以赴，收效却不尽如人意，典籍中仍有较多火灾记载。面对重重灾难，民众求助神灵，禳灾祈福，祭祀活动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