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研究:《澳门理工学报》专栏文萃(2014~2017)(澳门理工学报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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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香港中小学教师的日常工作改变

教育改革往往奉行一种由外而内、自上而下的改革原则,将教师排除在外(teacher-proof), 卢乃桂、操太圣:《论教师的内在改变与外在支持》,北京:《教育研究》2002年第12期。这种改革将教师视为方案的执行者,将政策视为一种政府的产品,而忽略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内在改变。以往对教师改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教师专业的行为,如区分为材料与活动、教师行为、教师心理变化三个维度。尹弘扬、李子建:《论课程改革中的教师改变》,北京:《教育研究》2007年第3期。本文认为,教师改变是综合的改变,需涉及工作、生活、社会关系等各方面。本部分首先论述香港中小学教师在教改中的日常工作改变。

(一)教师水平提升与教学方式革新

第二波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外部效能,体现在外界对学校的总体期望上,香港1997年后的教改基本属于此类范畴。2006年,香港教育评议会调查结果显示排在第二位的为“对教师专业水平期望的压力”,较2001年显著提高。在教改整体外部效能的指引下,对教师教学质量要求更高,并且加强了对教师的问责。另一方面,教师专业的责任感也在提升。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学会、教育评议会等的《“香港教师压力调查”研究:重点撮要》所列中小学教师压力来源排序首三位是:来自时间管理和工作量的压力、来自对教师专业水平期望的压力和来自学生行为问题的压力。教统局的改革对教师的专业水平和专业资格等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如教师语文能力评核(基准试)(2000)、语文教师须持相关语文学位(2003)、校本专业支持计划(2004)、英中教师英语能力评核(2005)等,这对中小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高了社会对教师的专业期待。因此,大部分中小学教师除了承担教学之外,一直在进修其他课程,以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SZH中学的杜老师提到(17-SZH-M-DU访谈记录17-SZH-M-DU, 17为编号,SZH为学校简称,M是中学(P则为小学), DU为姓名简称。):

前几年就已经读了master(硕士课程),读的时候很辛苦的。就是在学历方面得到一种认可,一些短期的课程或者一些讲座,都可以让自己进步的。我觉得最主要的目的是,可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人家会觉得好像(学历高一点)你的能力高一点,而且学校都希望我们多读一点书,有多一些老师有硕士学位。


ZX中学的李老师也提及这方面的压力,每个老师在年终的时候都有机会与学校协商薪酬等级,看个人的表现,以获得晋升的机会。这种晋升要求有严格的进修记录,除了学校(科主任)建议你去参加之外,自身也会留意这方面的培训机会。教育局同样规定老师要有一定的修读时数,大多数要求教师在业余时间去修读,但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学校也有可能请代课老师负责上课。李老师充分肯定这些培训的效果(1-ZX-M-LI访谈记录):

我觉得培训里面就有很多新的资讯,教老师怎样去处理一些孩子可能升高中的教育,或者职业训练,……这些课程都很新,很多老师可能都工作了很多年,新的概念教育局搞的培养会学到新的知识去用回到学生身上,培训是做得不错。


这些进修都是主动的争取过程(25 -GL -P -LI、37 -QJGD -P -WU),教师通过不断地获取资格证,以充实自身实力,如QJGD小学的吴老师则有学位、教育证书、图书管理员等多种资格,并且主动要求上满课程。教师的压力一方面是与时俱进的改革要求,另一方面也是自我要求。在“缩班杀校”政策的推动下,香港的“常额”教师也变得不稳定了,新增教师则通过合约来聘用。合约教师一年一签,要么续约,要么其他学校出现常额职位空缺,他们可以应聘。而对于合约教师的评核则是以其教学质量为主,实际做法是常额教师评定合约教师的表现。因此,为了避免失业,合约教师的工作压力往往更大,并且需承担更多工作,尽可能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获得学校的好评。学校也必须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和教学水平,以避免出现生源不足而导致“杀校”的情况。DJB中学的伍老师指出(52-DJB-M-WU访谈记录):

因为竞争大了。尤其是最近几年,人口下降,学校也要面临生存问题。……如何才能保持不杀校?就只能在公开试考得好,越考得好,来的学生越多,而且教育处也会派多一点学位。这就是增值问题,通过学生的成绩给学校增值,教得好的就增值,自己也不怕招不到学生,因为成绩排名也会出来。我看到比较惨的是,这个制度就像把学校从轻松的组织变为商业机构一样。学校拿到一点什么成绩,校际比赛,体育、音乐、美术,或者成绩,有好的奖项都贴出来。


可见,教师改变是主动改变与被动改变二者相结合的过程。在面对社会结构、教育改革的情境下,教师采取了提升自己的应对方式。教师通过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以适应社会的期待,避免在发展过程中被淘汰。但在面对工作不稳定时,这种改变又有着被动的一面。

(二)教师行为变化与时间安排

课程改革在两个方面上导致了教师行为变化的改变:其一,教改推行的步骤过快,中小学教师应接不暇。1997年以来,基本上每两年就有一项新改革实施,如中英文教学的改变,之后有语文基准、校本管理和校外评核、基于“学会学习”计划的素质教育要求整合中学课程、实施“3+3+4”新高中等。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改变对教师的挑战是比较大而直接的,香港中小学不采用统编教材,各学校需要选择新教材、研讨新教学方法、发展相应课外活动计划等,涉及相关课程的教师必须学习新知识技能。这对年纪稍大的教师来说,不免产生较大压力(13-QJGD-P-M访谈记录):

教改之后就很多新的名词出现,共同备课、协助教学、跟着做计划、做检讨,以前完全……我起码二十几年前我不会听到这些,只是每一年可能就一次的会议,现在如果全体同行是每月会议了,就好像当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要开会,写在那里。……你的时间、精力就已经花在了那里,还没进入课室上课,人其实就已经有种虚脱的感觉。


其二,教师的工作量逐步增加,导致中小学教师疲于应对。中小学教师将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教学之中,包括周末等。在同时进行的问卷调查中(77位老师),上课/课外辅导的时间较长,平均为5个小时,而备课及批改作业为3.219个小时。有教师的上课/课外辅导时间竟达到10个小时,备课及批改作业时间极大值也达到8小时之多。FJ中学许老师笑着将教师称为“奇特的职业”(26-FJ-M-XU访谈记录):

就比如香港是5天工作制,那就有双休日,但是老师一定没有的,你带学生活动,肯定是周六周日,假期。……所以我相信教师在香港是一个很奇特的职业,因为他不同其他的公务人员,比如消防啊,医护人员啊,他上班一天就会放半天,或者说24小时当值之后就放一天,但是教师不会,哪怕周六周日我带队,我周一都要早上准时回到来上课,对不对?


其“奇特性”则在于时间安排上,教改增加了教师的压力,密集的工作量是大多数教师深有体会的。在58位受访者中,大部分教师的课时量平均每周20~30节。科主任课程量稍轻,为20~23节。大部分教师担任一科主科课程、1~2科副科课程,有的教师甚至兼教3~4科。此外,各种课外活动小组、学习兴趣小组、学生辅导组、融合教育小组等都是教师的工作任务。在教学以外,教师还需承担一定量的行政工作,如班主任、午膳时间的学生管理、准备每周科组会议的文件资料、每年校务会议的总结汇报资料等。

在这样的工作压力下,中小学教师的时间安排相对紧凑。课时量基本已占据了全部工作时间,批改作业、教学计划及其他工作则需在课后进行,再加上其他活动,教师们很多时候每天得延长两三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并且不得不将工作带回家完成,这透支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时间。

(三)教师心理变化与应对

在此种变化下,香港中小学教师心理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对教改心生愤懑,对教学等工作量虽然感到吃力,但还能接受,但对于投入各种时间应对教学管理以及教学内容感到不满,教师工作压力普遍上升。QJGD小学的谢老师认为需要有一个“缓冲期”提供给中小学教师,而非一味地推进(14-QJGD-P-XIE):

有时候变得太快呢,凡事每一个政策都有一个缓冲期和适应期的,所以有时候那一个政策还没有收到效果,可能又已经转到第二个政策了,那个压力就随之而来了。


第二,教师、校方、家长和学生的关系也发生转变,并引起了教师的心理变化。大部分中小学教师抱着教书育人的理念进入教师行业,强调教师的使命是教导、帮助学生学习成长。但现阶段,学生行为对教师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困扰,不能或不肯自觉遵循老师和学校的要求,并且抗拒批评,而家长往往对孩子比较溺爱宽容。由于学校对生源的竞争,校方往往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批评教师。DJB中学的伍老师(53岁)比较前后的心理变化(P-DJB-M-WU访谈记录):

以前我们教师有相当的地位,一些学生比较不听话或者比较懒散,我们去找家长聊天的时候,家长是很愿意去接受我们的建议,觉得自己教得不好。但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现在不听话的学生比较多,不守纪律,懒散,不交功课。而且新一代的数目小,生育率低嘛,父母就会比较溺爱一点,所以学生们有时候会比较自我。


在两方面的心理压力改变的作用下,甚至有教师直接退出了该行业。原先在LLM中学的CMY做了13年中学教师,在任期间大概每周25节课。她认为在她任教前七八年(大概在1994~2002年),教师与家长、学生之间的关系比较缓和,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也比较高,教学压力相对较小。但到了2002年之后,教师的压力开始增大,学校为了争夺生源互相竞争,LLM中学所在的屯门区对生源的竞争尤为激烈,这变成了教师本人的压力。而在这种情境下,家长也开始不尊重教师,经常质疑教师的教法,如:“你这样做这样写我孩子的手册,你知不知道会很伤他的自尊心的?”反过来“戴着有色眼镜”批评教师。另外,教学语言的转换(原先是英语,转成中文)让他们觉得专业位置很不受尊重。在种种压力下,CMY认为她的教学理想很难实现,很难有时间去陪伴学生成长,她最后总结道(4 -LLM -M -CMY访谈记录):

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学生又不听我说,上课的时候感觉就我在讲……,他们没有心思在课上,没把我当回事,所以我觉得这样挺没意思的,还有就是学校行政方面的情况,每个老师都自己干自己的事情,独立地教自己的学生,没什么团队精神。


因此,当面对社会结构、教育改革等的变化时,香港中小学教师心理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顺应、抵触改革,甚至以退出为最终的选择。这些改变直接影响了后续日常生活及社会关系改变,也成为教改是否成功的直接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