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接受唐王朝的招抚及朝贡活动

一 大祚荣接受唐朝“招慰”与册封

大祚荣建国之初，为了对抗唐朝，遣使通于突厥。唐中宗神龙元年（大祚荣八年，即705年），唐廷为了招抚大祚荣派遣侍御史张行岌到旧国，一方面了解靺鞨国的情况，另一方面了解靺鞨国对唐朝的态度，对大祚荣进行招慰。大祚荣对唐朝的招慰欣然接受，并派其子大门艺随张行岌到长安，唐朝留其子为宿卫。唐王朝按计划准备派遣使臣正式册封大祚荣之时，契丹、突厥再度袭击唐朝边境，“使命不达”。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突厥默啜可汗向唐朝请求和亲，表示臣服唐朝，唐朝的北边恢复了安宁。唐王朝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于开元元年（大祚荣十六年，即713年）派郎将崔忻，以摄鸿胪卿“敕持节宣劳靺羯使”的身份，从长安出发，经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乘船渡渤海，踏上辽东半岛，溯鸭绿江而上，弃舟登陆，到达旧国，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以其所统地区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去靺鞨之号，专称渤海。渤海国成为唐朝的羁縻都督府，渤海国的统治者成为忽汗州都督府的都督。崔忻完成使命后于第二年，即开元二年沿来路而回，途经辽东半岛南端，在现在旅顺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并刻石题记，原文为：“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这是唐王朝和渤海关系史的重要文物。

鸿胪井刻石于1908年被日本海军中将富冈定恭盗运到日本，在原地富冈立一石碑，碑阴刻“鸿胪井之遗迹”。鸿胪井刻石现在东京千代田区皇宫内建安府的前院，有石亭遮盖。刻石为巨大天然石，硅岩，立于地平面上，正面横宽180厘米，厚200厘米，从地表算高180厘米，碑身呈椭圆锥形。其左上角距碑右顶30厘米处有崔忻题记，刻在纵35厘米、横14厘米的面积之内，分三行，从上往下书写（见图2-1）。

从此，渤海国正式隶属唐王朝，成为唐朝的一个地方行政机构——忽汗州都督府，大祚荣等渤海国诸王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地方民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唐王朝的地方官吏。开元七年（719）三月大祚荣去世，八月唐玄宗遣使册封大武艺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开元二十五年（737），武王大武艺去世。次年，唐玄宗派遣内侍段守简去往旧国，册封其子大钦茂为渤海郡王、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册府元龟》保存了玄宗册封的全文：

皇帝若曰：於戏！王者宅中，守在海外，必立藩长，以宁遐荒。咨尔故渤海郡王嫡子大钦茂，代承绪业，早闻才干。昔在尔考，忠于国家；爰逮尔躬，当兹负荷，岂惟立嫡，亦乃择贤。休问可嘉，宠章宜及，是用命尔为渤海郡王，尔往钦哉！永为藩屏，长保忠信，效节本朝，作范殊俗，可不美欤。

唐玄宗要求大钦茂“长保忠信”，效力唐朝，成为民族地区的楷模，永远成为唐朝的屏藩。宝应元年（762），唐王朝又进封第三代王大钦茂为渤海国王，加检校尉，以后又加拜司空兼太尉，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以后的康王大嵩璘、定王大元瑜、宣王大仁秀，唐王朝都封为渤海国王。渤海国王既是渤海国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唐王朝的地方官吏——渤海都督府都督，而这些又来自唐廷的册封。渤海国历代统治者见表2-1。

二 渤海诸王的朝贡

大祚荣接受了唐朝的“招慰”和册封后，渤海国既是唐朝管辖下的羁縻州府之一，又是从属于唐朝的“藩属国”或“藩封国”，即唐朝势力范围内的一个藩封政权。为此，渤海王须履藩礼尽藩职，按唐朝规定进行朝贡、朝觐、贺正、质侍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与唐王朝保持频繁的来往和一致性。仅据现有史料的记载，终渤海国之世，渤海国向唐朝进贡和朝觐达134次之多。

开元元年，大祚荣派王子朝唐，请求“就市交易，入寺礼拜”，得到唐玄宗的允许。自此以后，大祚荣每岁派遣使臣朝唐入贡。大祚荣卒时，渤海派使臣到唐王朝告哀，唐玄宗遣左监门率上柱国吴恩谦摄鸿胪卿持节度使前往吊祭，并册封其子大武艺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艺在位的18年，派遣使臣朝唐入贡23次。开元二十五年（737），大钦茂接替大武艺登上王位，唐玄宗派内常侍段守简册封大钦茂为渤海郡王、左金吾大将军。大钦茂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把恪守藩礼、密切与唐王朝的关系作为基本国策，因而保证了渤海长期安定的政治局势。大钦茂在位的56年，派遣使臣朝唐入贡49次，有时一年内朝唐四五次。恪守藩礼、履行义务得到唐廷的高度评价，唐朝4次册封大钦茂，先后授予渤海郡王、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宝应元年（762），唐代宗李豫封大钦茂为太子詹事、渤海国王，还加拜司空兼太尉。第六代王大嵩璘，唐德宗李适开始时册封他为渤海郡王，从国王降为郡王，削弱了他的统治地位和声望权威，为此他再次遣使朝唐，要求重新册封，贞元十四年（798），唐廷册封大嵩璘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渤海国王、忽汗州都督，在位15年间前后入贡9次。此后的大元瑜、大言义、大明忠依照前例均被册封为渤海国王，渤海也入唐朝贡、贺正、告哀。唐宪宗在麟德殿召见使臣，赐宴、授官、赏赐。第十代王大仁秀以大明忠从父的身份，掌握了国家大权，从中可以看出渤海王族内部发生了一场激烈的王权之争。王位更迭，但国策未变。大仁秀依旧效忠于唐朝，积极学习中原封建文化。在大仁秀和大彝震的前期（831～840），渤海国与唐王朝的关系十分密切。大和二年（828），唐文宗李昂召见渤海使节，赐宴、赏赐；大和六年（832），大彝震又派遣其子大明俊等入唐朝贡。王子大昌辉从唐朝回国时，唐文宗热情地赏敕大彝震一封信，对大彝震倍加赞赏。其信全文如下：

敕渤海王大彝震：王子大昌辉等自省表陈贺并进奉事，具悉。卿代袭忠贞，器资仁厚，遵礼义而封部和乐，持法度而渤海晏宁。远慕华风，聿修诚节。梯航万里，任土之贡献俱来；夙夜一心，朝天之礼仪克备。龙庭必会，鯷域何遥，言念嘉猷，岂忘寤叹！勉弘教义，常奉恩荣。今因王子大昌辉等回国，赐卿官诰及信物，至宜领之，妃及副王、长史、平章事各有赐物，具如别录。

大彝震后期到第十四代王大玮瑎时期（841～906），唐朝藩镇割据，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最终爆发了王仙芝、黄巢农民大起义。尽管如此，渤海国仍然派遣使臣朝唐入贡，但次数明显减少，平均每七年一次，甚至在唐朝灭亡之后，末王大撰仍然向后梁朝贡5次，向后唐朝贡6次，直到926年被契丹所灭，始终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朝贡也称“职贡”或“土贡”，与当时内地州郡上送给皇帝的土贡相类似。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上贡有限的土特产品，实则体现为地方对中央上缴的一种特殊的赋税，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渤海国贡使到达长安时，唐廷方面则要派人到驿馆“束帛迎劳”，表示慰问，并予妥善安置，供给馐膳，然后协议递交贡表的日期。届时，渤海国贡使须身穿本国服装入朝，由礼官奉迎，通事舍人引导使者于阁门之外，使者随员捧着贡品。在钟鼓齐鸣的乐曲声中，皇帝随宫廷仪仗出而就座。通事舍人引导使者及随员们入门拜见。于是中书侍郎率令史等捧案至使者面前，使者乃递交贡表，侍郎因将贡表置于案内呈交皇帝。然后，使者将贡物交礼官收下，并率随员们向皇帝再拜行礼。接见完毕，使者率随员行礼退出，返回客馆。择日，接受皇帝的宴赐。

三 贺正旦与谢恩

每逢元旦和冬至之日，渤海王廷也往往要派使者携带礼物入朝表示祝贺，是为“贺正旦”，系当时朝贺之礼的一个重要方面。届时，渤海国贺正使和诸番国的使节们与唐朝在京的文武百官一起先后出席冬至和元旦这两大朝会。敬献贺礼并宣读贺表，与百官共同高呼万岁，然后在朝堂上观看包括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等在内的盛大歌舞演出和出席皇帝亲自举行的“国宴”。有关的文献史料不但记载了包括王子、王弟、重臣、大首领在内的渤海国历次贺正使的派遣，而且收录了渤海王廷上呈唐廷的《贺正表》，其文曰：

三阳应律，载肇于岁华；万寿称觞，欣逢于元会。恭惟受天之祜，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顺夏时而谨始；卜年方永，迈周历以垂休。臣幸际明昌，良深抃颂。远驰信币，用申视圣之诚；仰冀清躬，茂集履端之庆。

言简意赅，既由衷地表达了渤海王廷对唐王朝的美好祝愿，也体现了其诸王在恪尽臣礼方面的良苦用心，并直截了当地向唐称臣，无疑是深刻反映渤唐关系的真实记录。

渤海国共有15位王，其中有9位接受了唐朝的直接册封，这是在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渤海诸王对唐朝的册封极为重视，每当渤海王离世后，继位者都要及时派遣使臣向唐“告哀”，并请求唐廷给予自己“诏册”。在没有得到唐廷册封前，他们只能称“知国务”、“权知国务”或“知渤海国务”。在接到唐廷的册封后，渤海王往往会派遣重臣前往长安表示感谢，称“谢册命”“谢恩”。如《旧唐书·渤海靺鞨传》所载大和七年（833）, “遣同中书右平章事高宝英来谢册命”之类。如果朝廷对渤海国偶有其他恩赐或奖掖的话，渤海国也要派使者入唐“谢恩”，如《册府元龟》卷971《朝贡四》开元二十七年（739）十月条载：“渤海遣其臣受福子来谢恩。”

四 质子入侍

渤海国频频“遣子入侍”“请备宿卫”。所谓“宿卫”是指直宿禁闱充当警卫之责者，原本由卿大夫之子弟宿卫皇宫，后来也以“四夷”的质子们充任以履行质侍的义务。事实上自大祚荣接受“招慰”时起，渤海国即已根据“四夷称臣，纳子为质”的惯例，遣子入侍于唐廷，充任宿卫、侍奉皇帝，这既是一种义务，也是一项殊荣。最先被大祚荣派到长安的侍子就是大祚荣的次子大门艺，此后即长时间地质侍于唐长安城。直到开元二年闰二月戊寅，唐玄宗以“外蕃侍子久在京国，虽威惠之及，自远必归，而羁旅之志，重迁斯在”为由，下诏“命所司勘会诸蕃充质宿卫子弟等，量放还国”，大门艺返回渤海。开元六年（718）二月，大祚荣又派其弟述艺入唐，“留宿卫”。其后，又有武王的世子大都利行，王弟大昌勃价、大胡雅、大朗雅、大茂庆、大琳，文王的王弟大勖进、大蕃，王子大贞干以及大英俊，宣王时的大聪睿等人入侍宿卫于唐廷。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王子、王弟或王室的重要人员，唯其如此，才有资格充质和宿卫于唐廷。

除王室成员外，被唐廷留为宿卫者还有其他人员。《册府元龟》卷975《褒异二》记载，开元十五年（727）四月五日，“敕曰：渤海宿卫王子大昌勃价及首领等，久留宿卫，宜放还蕃”。可见，当时与大昌勃价同时宿卫于唐廷的，还有若干个首领。另据《旧唐书》卷17上《敬宗纪》载，长庆四年（824）二月二日，“渤海送备宿卫大聪睿等五十人入朝”，知当日陪同大聪睿宿卫者达50人之多。可见，有资格留备宿卫的人员，既有首领，又有随从、保卫。

五 出兵助战

作为唐朝的藩臣与藩属，渤海国在一般的情况下，必须与朝廷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采取共同的步调。如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交，唐“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斩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契丹知兵马中郎将李过折来献捷；制以过折为北平王，检校松漠州都督”。而在这之前“奚酋长李诗琐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帐来降。诏封李诗为归义王兼特进、左羽林军大将军同正，仍充归义州都督”。在契丹与奚人即“两蕃”重新归附唐朝的形势下，后东突厥人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乃在开元二十三年（735）秋“引兵东侵奚、契丹”，但招致大败。突厥人仍不甘心，因而向渤海“遣使求合”，约其共同出兵“拟打两蕃”。是时大武艺对其同唐王朝的军事冲突已有悔意，正要恢复和解，故不但没有答应突厥人的要求与唐廷再度闹翻，反而“拟行执缚”突厥使臣，并将有关情报及时向朝廷表奏。为此，唐玄宗专门敕书武艺，对其“忠赤”之诚及“动必以闻”的表现予以嘉许。具有强烈独立割据意识的大武艺尚且如此，则其他诸王更能够与唐廷保持一致了。当然，渤海方面在采取上述类似的举措时，并不是无条件地一味服从唐朝，它首先考虑的还是自身的安全和需要。如天宝十四载（755）冬，安禄山兴兵作乱，不久即攻陷长安，迫使玄宗皇帝逃往四川，一时之间，中原大乱。这也显然使渤海王廷感到焦虑和困惑，因为一方面是自己的宗主国唐廷，另一方面的“大燕皇帝”安禄山则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故何去何从，站在哪边，实在是让渤海国君臣们难以做出抉择。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判断，他们显然采取了置身事外、静观其变的对策。故当至德元载（756）秋，“平卢留后事徐归道，遣果毅都尉、行柳城县兼四府经略判官张元涧来聘渤海，且征兵马曰：‘今载十月，当击禄山，王须发骑四万，来援平贼’”之际，渤海方面就以情况不明而“疑其有异心”为名，暂且扣留了张元涧等人而没有出兵前往助讨。同样，当至德三载（758）四月，“（平卢节度使）王玄志遣将军王进义来聘渤海，且通国故”并带来了唐肃宗赐渤海王“敕书”时，大钦茂等人对进义的到来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为其事难信，且留进义，遣使详问。”这两件事既反映了渤海王廷对唐朝发生的那场大规模动乱采取了骑墙中立、两不得罪的立场和非常审慎的态度，也证实了作为唐朝封藩的渤海国确实承担接受朝廷调遣、出兵助国讨贼的政治和军事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