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纠偏与发展：《仪礼经传通解》编撰的直接原因

下学上达工夫与切问近思的方法是朱子编撰《通解》的内在动力和学术根源，但是个体的学术视域是历史思潮发展的结果。《通解》也是历史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其直接表现就是朱子纠偏与发展礼学的思想。

首先，朱子初步纠正了宋代《仪礼》学处于偏冷境遇的学术偏见。《通解》的编撰时代处于王安石科举改革后的时代，正如朱子所言：

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

他在讲学时念念不忘王安石废除《仪礼》之学，故《朱子语类》载：“‘《礼》非全书，而《礼记》尤杂。今合取《仪礼》为正，然后取《礼记》诸书之说，以类相从，更取诸儒剖击之说各附其下，庶便搜阅。’又曰：‘前此《三礼》同为一经，故有《三礼》学究。王介甫废了《仪礼》，取《礼记》，某以此知其无识。'”诚如朱子所言的废《仪礼》而独存《礼记》的科举制度为《仪礼》被遗忘的重要原因，但是把《仪礼》传播不广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的科举政策则有失客观性，因为王安石执政期间不过从熙宁元年到熙宁九年，而司马光执政时期更是全部废除王安石执政期间的政治措施，恢复了《仪礼》的地位，但是《仪礼》依旧流传不广。《宋史·选举志》载：

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谷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 《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

此文献所载内容发生的时间为元祐四年，宋神宗、王安石均已离世，而此次科举考试正是在司马光全面主持朝局的情况下进行的，《仪礼》在诸经当中处于中经的地位，仍旧比《礼记》低一等，这当属司马光集团遵循当时社会思潮而定的政策。

事实上，朱子与朱门弟子的学术兴趣也主要集中于讨论性命义理之学，而非礼学的具体礼仪内容。正是对礼学文献的不熟悉，使朱子在政治活动中吃了大亏。如绍熙五年（1194）秋有关嫡孙承重之服之事，朱子《乞讨论丧服劄子》系统阐述了自己观点，但因缺少明确的经文依据，故以失败告终，后来在郑注中找到文献依据。“这件事使朱熹深受震动，义理要想说服人，在国家礼制层面上的讨论还必须寻找经典依据。”

面对外在政治活动的失败，朱子本人的治学方法论特质指引朱子把学术关注点落实到《通解》的编撰方面。虽有逆时代学术思潮而动且没有完成编撰工作，难称完美，但是朱子从纠正自身不足入手，晚年主持《通解》的编撰工作，并借助朱子及其学派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对忽略《仪礼》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初步的纠偏作用。至于具体影响，详见第五章第二节。

其次，《通解》的编撰工作引领朱子学派关注礼学，纠正了南宋学者忽视礼学的总体风气，开创了礼学再次繁荣的局面。

《宋元学案》虽然参考了朱彝尊《经义考》的内容，但是因黄宗羲、黄百家或者全祖望都不免受到明代王学思潮影响，轻视朱子学派的实学成就，有意无意地疏漏了朱子学派礼学成果，导致朱子学派礼学成就甚多缺载的现状。为了还原历史的本真状态，我们从朱彝尊的统计中考证了朱子礼学的传承实况。

《经义考》卷二百八十五《承师》条载朱子授礼弟子如下：

三山黄榦直卿，建阳刘爚晦伯，长溪杨复茂才、黄士毅子洪，同安许升顺之，兴国吴必大伯丰，建阳熊以宁，临川黄义刚毅然，福宁孙调和卿，括苍叶贺孙味道，建安蔡渊伯静、刘黼季文，永嘉沈庄仲，邵武李方子公晦，莆田郑可学子上，嘉兴辅广汉卿、晋陵钱木之子生，兴国万人杰郑淳，上饶陈文蔚才卿，南康胡泳伯量，岳阳李儒用仲秉，南康吕焘德召，临漳陈淳安卿、林赐闻一，邵武李闳祖守约、李公谨、吴振、邵浩，乐平金去伪敬直，浦城杨道夫仲思，豫章黄子耕，欧宁童伯羽蜚卿，高平黄卓先之、潘植立之，临川甘节吉甫，鄱阳汪德辅长孺，顺昌廖德明子晦，顺昌余大雅正叙，南城包扬显道，建昌李晖晦叔，饶州董铢叔重，建昌吴雉和中，永丰曾祖道择之，永嘉徐寓居父，鄱阳程端蒙正思，古田林夔孙子武，三山刘砥履之、林子蒙，新安滕林德粹、黄升卿，临海潘时举子善，宣城孙自修敬父，南康周谟舜弼，泉州杨至至之，建阳周明作元兴，都昌黄灏商伯，汀州杨方子直，鄱阳王过幼观，建宁杨骧子昂，三山林学蒙正卿，同安王力行近思

以上共六十一位朱门弟子涉足礼学领域。由此可见黄宗羲父子和全祖望忽略朱子学派礼学成就的大体情况了。另外，《宋元学案》把李如圭列入了朱门弟子辈，而此处则没有列入，而且《经义考》礼类中对李如圭著作的记载也列在朱子《通解》之前，可见朱彝尊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了，即两者并非师徒，当属学友关系。但是上述弟子中，朱彝尊记载朱子弟子的著作也仅有以下三位：

黄氏榦《续仪礼经传通解》，黄氏士毅《类注仪礼》，杨氏复《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仪礼经传通解续》十四卷。

这是不是说明朱子弟子们对礼学不够重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朱彝尊在判断朱子传礼弟子有六十一位之多，必定有相关依据，否则便属子虚乌有之事了。那么为何朱彝尊仅著录三位学者的礼学作品而已？以“紫阳别宗”陈淳为例，《宋元学案》的《北溪学案》明确指出他的作品有《礼》书，其弟子陈沂所编的《北溪大全集》中亦保存有其礼学的相关论述。由此可见，朱彝尊《经义考》把陈淳列入朱门传礼弟子之列当属合情合理，其他学者亦当作如是观。至于朱彝尊没有逐一列出朱子学派具体礼学作品，则是因为朱彝尊着重于考察朱子学派弟子在传承与发展朱子礼学的贡献度，并据此排序，此可获证于朱子授礼弟子的排序和朱子授诗弟子的名单不一样的排序。此外，朱彝尊《经义考·仪礼三》只列举朱子学派礼学最主要的作品，《承师》章则是统计朱子学派有礼学作品传世学者的所有名单，两者在逻辑上当是类属关系。由此可见，朱门传礼学者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学者群体，形成了一股研究礼学新热潮，为礼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在拥有人才基础之后，朱子学派充分利用私人讲学的方式广泛传播朱子礼学思想，促成了礼学典籍的广泛传播效果，纠正了学者忽视礼学的学术风气，形成了礼学再次繁荣的局面，而他们的礼学成果广泛保存于日常论学或者讲学的文集中，此可以陈淳为例。

最后，礼学的发展过程要依靠人才，而朱子通过编撰《通解》实现培养礼学人才的目的。《通解》的编撰目的之一是为朝廷培养礼学人才，《乞修三礼劄子》文末有言：“使士知实学，异时可为圣朝制作之助，则斯文幸甚，天下幸甚。”

考之《通解》三代主编者，均是师承关系，又在庆元党禁时期，且属于私修礼书，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是《通解》能够在三代学者前后相续中完成编撰工作，已然属于《通解》良好影响的缩影了。正是《通解》的编撰过程培养了黄榦、杨复等礼学家，为礼学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撑条件——人才。由前述《经义考》《宋元学案》的统计结果可知，朱子学派出现了大批的礼学家，而这正是朱子编撰《通解》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结合《乞修三礼劄子》可知，朱子在计划编撰《通解》之时，已把培养礼学人才作为其编撰《通解》的直接目的之一。

至于《通解》对后代礼学的影响，详见第五章第二节。

综上所述，朱子学派在朱子礼学思想的影响下，通过日常教学形成一个学术群体，并在各自讲学中形成自己礼学特色，从而为礼学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士阶层思想基础，这正是朱子礼学的最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