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下学上达：由义理回归文本的内在动力

“下学上达”语出《论语·宪问第十四》: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朱子注曰：

不得于天不怨天，不合于人不尤人。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无以甚异于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语意则见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之妙。盖在孔门，惟子贡之智几足以及此，故特语以发之，惜乎其犹有所未达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当如此。”又曰：“下学上达，意在言表。”又曰：“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以上达矣。”

朱子从文本内涵入手，认为“下学”工夫是“反己自修，循序渐进，无以甚异于人而致知也”。并未涉及“下学”所学的具体内容。因此，朱子保留程颐有关“人事”的注解来说明“下学”所学内容。与下学相对的是“天理”，那么“天理”为何物？天理到底有没有存在？朱子说：

圣人所谓上达，只是一举便都在此，非待下学后旋上达也。圣人便是天，人则不能如天。惟天无许多病败，故独能知之，天非真有知识能知，但圣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处独与之契合。

此条为童伯羽庚戌（1190）所记录的内容。朱子时年61岁，同年朱子在漳州首次刊刻《四书章句集注》,两者的观点当相差无几，那么朱子于《四书章句集注》中所言的天理当是指圣人所制作的规则。朱子把天理与人事合二而一，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他们沟通的途径，正是圣人制作的规则，即礼。这是由朱子的礼学观念而获得的结论，《朱子语类》载有多处明文，兹举一例如下：

问先生昔日礼是体，今乃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似非体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乡谈，才见分段，子便说道是用不是体，如说尺时无寸底是体。有寸底不是体便是用。如秤无星底是体，有星底不是体。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纸糊此便是体，人摇之便是用。”杨至之问体，曰：“合当底是体。”

此文为甘节癸丑（1193）以后所记录的内容。上文虽是讨论体用关系，却始终围绕“礼”来展开论述，而且礼处于“体”的位置，其作用正是沟通天理与人事。因此，天理实质上便是人遵循礼仪来开展人事活动。不论是下学还是上达，都是以做事符合礼为中心。由此可见，编撰礼书为人的活动提供规则是其下学上达的治学思想的必然归宿。

与下学上达思想相关，朱子始终强调读书过程需要落实到逐句逐字的工作上。他说：

学者贪做工夫，便看得义理不精。读书须是子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若用工粗卤，不务精思，只道无可疑处。非无可疑，理会未到，不知有疑尔。大抵为学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余，须用无书不读，无不究竟其义。若年齿向晚，却须择要用功，读一书便觉后来难得工夫再去理会；须沉潜玩索，究极至处，可也。盖天下义理只有一个是与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着落，虽不再读，自然道理浃洽，省记不忘。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

朱子居于对年少者与年老者之间精力差异的认知，他要求年少者需“无书不读”的博学，而年老者须择要而读，两者的读书基础都是要逐句逐字深究字义，而非贪多务得，其内在精神是高度一致的。事实上，朱子教人读书的核心思想是要人精读，《朱子语类》所存《读书法上》载有明文：

书只贵读，读多自然晓。今只思量得写，在纸上底，也不济事，终非我有，只贵乎读。这个不知如何，自然心与气合，舒畅发越，自是记得牢。纵饶熟看过，心里思量过，也不如读。读来读去，少间不晓得底，自然晓得，已晓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读不熟，都没这般滋味。而今未说读得注，且只熟读正经，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晓得。……是知书只贵熟读，别无方法。

由于文字太长，我们删减了此条语录朱子关于《论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的理解及论苏洵学《孟子》《论语》及韩愈等人作文的成就。结合前文朱子对年少与年老者读书法的区分，朱子显然倾向于年老者的读书法，即精读基础上的熟读，而非走马观花式读法。这便再次证实了朱子并非要人先博而返约，而是要逐字逐句研读，日积月累达到透彻理解圣人之道。正是以求圣人之道为目标，朱子并非把学习典籍知识放在学习者所学内容的第一位，而是放在体悟自身内在道理的觉悟之后。他几次三番地说到此问题，兹举一例：

读书已是第二义。盖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读书者盖是未曾经历见许多。圣人经历见得许多，所以写在册上与人看，而今读书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及理会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来。

以上由杨至癸丑（1193）或甲寅（1194）所记录的内容，朱子时年六十四或者六十五岁。读书是学子修身的第二义，而激发自己内在的人生道理才是第一义。个人修养不是外在的内容灌注于主体自身，而是由学子自身通过实践来悟得人生道理。学子通过读书来获得间接经验，丰富人生阅历，但更重要的是朱子并非简单强调学习，而是要通过学习让学子了解本已拥有的“道理”。因此，需要通过编撰文献才能为内在之理提供基础，《通解》正是其实现目标的途径。

正是以下学上达为治学的工夫，朱子在治学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以推究义理来源为目的，不断深入探索义理的经典文献基础，而《通解》的编撰目的正是为了落实礼义的“源”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