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特色的嵌入式崛起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国发展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从中国的角度讲，中国的崛起受益于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接受现有的国际规则来加入目前的国际体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常将一个崛起的国家称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认为这样的国家会积极谋求改变世界秩序。与此相对的是所谓的“现状国家”（status quo power），指的是现有世界秩序的营造者、得益者、守护者，其国家战略的目标是保存、维持现有的国际体系。很明显，这种二分法的视角是有局限性的。如果中国的崛起是因为能从现有国际体系得益的话，中国应该力求现有体系能够维持下去，这恰恰是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自由贸易等体制、观念的原因。此外，作为内嵌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其一旦决定参与全球化浪潮，就需要改变与国际通行的规则规范不相一致的国内体制机制。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对多边制度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身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由通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成员身份来使贸易收益最大化的单纯动机转变为与全球经济体系“接轨”，并将这些规则内化到国内经济体系当中。入世的学习曲线始于这样一种意识，即“中国不应该成为一个‘例外’”。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影响世界的格局和发展的方式，我们将其总结为“嵌入式崛起”模式（参见图2）。

图2 全球化时代的嵌入式崛起图示

注：A为霸权国（例如美国），B为霸权国的追随者（例如英国），C为崛起国（例如中国），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是从分离到接触，再到融合与共生，三者组成的整体网络也代表着全球化形态的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嵌入性”思想源于著名英裔匈牙利哲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i），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产和交换活动，其实是“嵌入”在责任感、荣誉等社会动机之中自发完成的。物质满足是社会行动的附带效应，经济制度“嵌入”在社会制度中，无法独立运作。受此启发，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认为，行为和制度深深受到社会关系的限制，一种社会关系镶嵌在其他关系之中。中国崛起与历史上的德国崛起、日本崛起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崛起的背景是全球化，在中国崛起进程中中国已经与国际体系主导国形成共生关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将这种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深度共生现象概括为“中美国（Chinamerica或Chimerica）”。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是对外开放，即中国是通过融入与加入全球化进程而崛起的，离开全球化时代潮流中国崛起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果丧失主导国提供的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国崛起的成本也将大大增加，因此中国与国际社会、崛起国与主导国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已经相互嵌入、彼此共生，离开繁荣的中国，世界也将陷入混乱，而没有现存国际秩序的架构，中国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上的最大贸易国。从冷战结束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世界处于高度开放的全球化繁荣时期，中国借势崛起。2006年，美国是全球127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这一数字为70个。到了2011年该现象完全逆转，中国已是12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是76个。仅仅五年时间，中国便超过美国成为众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中包括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的盟国。格兰诺维特将嵌入性作为一种隐喻方法，比喻不可分割的共生的变量关系，即A根植于B的依附共生关系。这里我们把中国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也隐喻成一种“嵌入式”状态，中国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始终嵌入在国际社会之中，有时处于边缘，有时处于中心，而当2008年以后的强大中国面对逆全球化的国际趋势时，作为嵌入其中的崛起国需要站出来承担更多的责任，去修复和升级这个曾经促进自己发展的全球体系。尽管这个体系的主要构建者依然打着西方的烙印，但是这并不影响中国以和平渐进的方式重新赋予这一体系新的动力和意义。这种做法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道”的强调，即顺应趋势，有所为，有所不为。“道者，自然也”，中国嵌入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式是一种顺应全球化潮流的“道”，如今全球化发展面临困境，中国以自己的能力和意愿站出来接过重担，也是不负众望的“行道”。中国崛起与现存秩序之间是一种折中的调和，而非取代关系。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外交特征可以总结为三种策略。

一是“渐进式合法化”策略。即积极参与已有的国际组织、国际合作框架，中国所承担的建设性责任将与其释放的国际影响力成正比。这些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数是二战以后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是二战后国际体系赖以存在的骨架。中国不挑战国际秩序的重要表现，就是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深入地接受、融入这些国际组织和平台。而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影响力、参与程度的增加，则表现在中国正在这一类的国际组织和平台中更深入地介入、承担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大的影响。例如，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部分投票权就从美国和欧洲国家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同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出现了由中国专家担任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情况。2013年11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一届大会主席，任期两年，这是在该组织历史上中国代表首次获选大会主席。而在G20（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和框架中，中国的影响力和主导力也在不断增强。纵观大国历史，崛起并非一个短期过程，因而需要合法性与耐心。中国具有几千年文明，对待权力转移与时空转化问题相对其他年轻的国家则更加有耐心。中国领导人明白，国际领导力与合法性紧密相关，因此中国只有将自己嵌入现有的国际规则体系中，才能逐渐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二是“改革与创新并举”策略。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介入程度、影响力增加的另一方面，是在遵循已有的各种多边国际合作框架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构建一些新的国际合作体系。这包括一些双边的体系，比如，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中国先后同秘鲁、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冰岛、瑞士等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并积极推动和其他很多国家如澳大利亚、墨西哥、加拿大、挪威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如果中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巴西这些国家形成了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和中国具有自由贸易关系的国家也就覆盖了美国主导的所谓“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PP）的成员了。同时，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国际多边合作体系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首次倡导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此后，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倡导成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主动倡导这一类的多边合作的行动，在近年来变得十分醒目。例如，中国先后独立或与多方共同提议创建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2013年3月27日于南非德班提出）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3年10月2日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提出）。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倡议等众多的多边合作机制。这些措施在不抵制、不挑战国际上现存的多边机构的前提下，积极培养、创造新的国际合作的空间和平台，这是中国特有的改变世界体系中的权力结构的“增量方式”。通过尝试创设新的国际规则和机制，中国可以适当引进和培育更为先进的全球治理机制，这些新的国际机制对既有传统国际机制不是完全替代，而是补充、完善。

三是强调“制造同意”策略。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生存与利益相互依赖，一个崛起大国依然要为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而奋斗，但是与旧历史相比，它要争取的不是等级式、支配式的权力，而是协同式、吸引式的影响力。从理论上看，影响力区分为吸引力和强制力两大类，因此国际领导亦可区分为吸引型国际领导和强制型国际领导。在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中，小国与中等国家的自我权利意识与平等意识更加强烈，当大国主要通过吸引力来发挥影响时，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就更加受到欢迎。例如，二战结束不久美国向贸易伙伴提供的开放市场是美国获得国际领导地位的关键，其创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推行的马歇尔计划，也都受到盟友欢迎。反之，当美国粗暴使用武力和经济强制的手段来巩固其世界领导地位时，其国际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便大为削弱，例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与叙利亚战争前后美国遭受国际社会广泛批评。当前，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水平与影响力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在增加，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也在增加。更加自信的中国应该学会去理解其他国家的想法和担忧，选择外交的、和平的、其他国家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在领导手段上要借助于吸引型国际领导手段，在领导方式上要注重平等相待而不是居高临下。

打一个比喻，中国在2008年之后倡议推动的国际规则与西方二战之后创立的老规则，犹如一棵参天大树上生长的“新芽”与“旧枝”。尽管从时间上看，那些崛起国倡议创设的国际公共产品“新芽”会在一定时间内自然替代功能老化、不符合时代需求的国际机制（“旧枝”），但是在逻辑上两者并没有必然的竞争与零和关系，一棵大树有足够错落有致的空间让“旧枝”与“新芽”共同经历风雨，新的国际机制的发展并不以旧有机制被替代为代价，反而“新芽”在为大树装点生机的同时，也能给“旧枝”供给新的养分，有利于维持其转型与新陈代谢。即便是一个效率更高、功能更优的新平台，若要真正成长也需要与现有体系进行嫁接，这种嫁接也是“嵌入性”的另一层含义，即新老体系的共生关系。经受检验的全球治理新规则需要以累积性与增殖的方式吸引利益相关者不断加入，构成自我增长的“珊瑚礁效应”，最终孕育出新型的国际体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