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原王朝：“周期律”之惑与“李约瑟之谜”

兴衰周期：利益集团更迭下的王朝枯荣

中国王朝的“古典式循环”就像前面黄炎培老先生所言，很难跳出兴衰的“周期律”。因此，中国的史书也在不断重复：一个英雄，天降之于大运，开创新的朝代，子孙中出一位英明的贤君，把王朝推向鼎盛，然后党争开始，宫廷内乱，王朝开始衰退，饥荒和昏君出现，内部起义和外族入侵，再次改朝换代。从秦、汉朝到后来的唐宋元明清，重复的不过都是秦、汉的故事。

让人费解的是，中国的史学家也特别强调贤君的作用，正如费正清老先生所言：“中国的历史学家受儒家所坚持的政府以伦理为基础观点的影响，在解释王朝循环时总是强调个人因素。像汉高祖这样成功地接受天命的王朝建立者不仅被看作是强者，而且还被看作是超人。而像夏桀和商纣这样失去天命的末代君王不仅被当成是不幸或软弱的人，而且还被当做万恶的昏君。”

中华文明拥有丰厚的底蕴和悠久的历史，为何一直没有探索“真实繁荣”之路？尽管我们强调个人的品德、才能和抱负，但为何在开国初期容易出明君，而到王朝的末期容易出昏君？

我们从利益集团和制度僵化的角度去分析往往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在王朝开启之初，争夺君王的战争把绝大多数旧势力利益集团都已消灭干净，国内较为团结，国民所创造的财富也都上缴到国库。此时，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国库充盈，粮仓鼎实，强大的中央政府开始修建宫廷、城垣等标志性建筑物。贤明的君主在此时也随之出现，例如汉武帝，唐太宗，宋高宗，元世祖，明成祖，清圣祖康熙等。但此时，皇族、贵族和官僚等利益集团开始迅速膨胀，丰富的物质基础让他们开始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产出将用于满足这些利益集团的奢华生活，最后必然导致缴纳到中央财政的收入不断减少。收入减少而支出不断增加，结果就是国库开始出现亏空。为了弥补亏空，只好加重百姓的负担，导致民怨沸腾。与此同时，不断强大的利益集团，不断追求私利满足自己的奢华生活，伴随而来的是腐败日趋严重，行政效能在利益集团面前也变得低下。壮大了的利益集团开始挑战中央权威，导致党争日趋严重，宫廷出现分裂。此时，君王看见这些问题一般试图扭转，开始主动变革，以求改变这种僵化的制度，例如汉朝王莽的托古改制，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改革，清王朝的戊戌变法。但由于利益集团已变得异常强大，他们维护着既有的制度体系，改革最后都无疾而终：王莽被确定为“篡党夺权”；宋神宗驾崩后，王安石的变法都被还原；张居正死后被鞭尸；戊戌六君子血祭菜市口。后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对自然资源环境破坏加大；税收的加重，导致民怨沸腾；国库的亏空，导致运河和堤坝常年失修，自然灾害频繁出现。再加上官僚效能的低下和腐败横行，农民起义便随之频繁出现。此时，若又遇见较强的外族，衰败的官僚系统和军队系统便不堪一击，随之而来的就是改朝换代。

因此，所谓的王朝更迭只不过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更迭而已。任何新王朝的诞生，就是新的利益集团不断被培育和壮大，之后逐步走向固化，固化的利益集团维系着僵化的制度，以满足他们奢华的生活，此时，社会矛盾也开始不断积累，演绎到一定时候便不可调和，王朝继而走向衰败。

“李约瑟之谜”：一个值得深思的发展困惑

科学技术能促进生产力快速提高和人类快速进步，中国古代出现了那么多“明君”，为何就没有努力去提升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人类加速发展的工业革命在欧洲兴起，为何就没有在技术方面曾经领先过的东方兴起（即“李约瑟之谜”）? 中国四大发明的出现比欧洲要领先许多年，但最后却被欧洲人发扬光大。水钟在中国的唐代就已经出现，为何中国却没有出现钟表工业？火药为中国所发明，结果西欧用它来制成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指南针为中国所发明，但海洋大国却一直为西方垄断。

对于“李约瑟之谜”的解释，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文献汗牛充栋，社会学家、科学史专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等从地理、资源、环境、生态、人口、技术、制度、文化、政体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

从地理资源方面寻找原因

李约瑟本人对此的解释更偏向于从地理资源的角度分析。他认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这种地理上的阻隔使中国不像欧洲，没有机会或不可能像欧洲在强大繁荣的时期可以认识到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价值而加以学习消化。

毫不否认，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对于一国的科技发展具有很重要的约束力，就像前面分析其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很重要的约束力一样，他们对一国的文化、意识形态都会产生一定的约束力。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这种约束力显然在逐步减弱。中国大明朝的时候，郑和几次大规模地下西洋，说明远洋运输的技术和能力已充分具备，也与许多国家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因此，很难仅用地理环境去解释工业革命前后中国技术落后和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

从宗教意识形态寻找原因

从宗教意识形态来解释工业革命为何在欧洲诞生，而没有出现在中国，马克斯·韦伯开启了这一先河。韦伯认为近代欧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宗教改革，基督教新教的诞生。他通过对基督新教教义的研究发现，基督教新教的教义具有激励人们节俭、诚实、勤奋以及对陌生人宽容的功能，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欧洲的工业革命。相比较而言，中国一直延续了董仲舒的“独尊儒术”。韦伯认为由于儒教对于许多民间教派的信仰展现相当宽容的态度，因而，从来没有，也没有试着将他们统一为单独的宗教教义。与一般形而上学的宗教教义不同的是，儒教提倡“中庸之道”，也就是教导人们要顺着这个世界进行调整和修正。精英学子应该避免追求财富（虽然没有贬低财富本身），也因此，中国变成了一个做官比商人拥有更高社会地位和更高利益的国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韦伯进一步对儒教和基督教新教进行了比较，认为儒教的目标是取得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世界，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家庭伦理。相反，基督教新教则以那些手段来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创造一个能够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但这样强烈的信仰和热情的行动则被儒教美学价值观念所排斥。因此，韦伯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在精神上的差异便是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发展繁荣、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

对于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韦伯认为，虽然当时的中国有一些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利的因素存在（长期的和平、运河的改善、人口增长、取得土地的自由、迁徙至出生地以外的自由，以及选择执业的自由），然而这些有利因素都无法抵消其他因素的负面影响（大多数来自宗教）：

（1）技术的改革在宗教的基础上被反对，因为那可能会扰乱对祖先的崇敬、进而招致坏运气，而调整自身适应这个世界的现状则被视为更好的选择。

（2）对于土地的卖出经常被禁止，或者被限制得相当严格。

（3）扩张的亲戚关系（根基于对家庭关系和祖先崇敬的宗教信仰之上）保护家庭成员免受经济的困境，也因此阻挠了借债、工作纪律，以及工作过程的理性化。

（4）那些亲戚关系也妨碍了城市特殊阶级的发展，并且阻挠了朝向完善法律制度、法规和律师阶级崛起的发展。

韦伯的这些研究为后续的研究者所强化。贝克尔提出了基督教影响受教育程度的一个机制，即新教改革对读经重要性的强调，大大提高了信徒的识字率，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的提升。宗教研究新范式的领军人物斯塔克和芬克认为宗教具有两个基本属性：文化属性（超自然信仰和来世信仰）以及制度属性。文化属性使它区别于其他世俗组织，制度属性则使得宗教区别于巫术等非制度化的超自然信仰。这些属性影响了人力资本的发展，从而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伊安纳肯认为宗教会形成价值观、信仰，由此会进一步影响经济行为和决策。

梁漱溟认为应该从儒家文化发展的角度去解释“李约瑟之谜”。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属于早熟现象，导致中国文化“幼稚”“老衰”“不落实”“落于消极”和“暖昧不明爽”。结果它“心思偏于理性，但短于理智”“忽失于物，而看重人”“科学不得成就”并“把农工商划出学术圈外”。

尽管从宗教文化的角度去分析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很难解释，同样是崇尚儒教的大宋朝，为何科技、文化、经济能得以迅速发展？

从专业化分工方面寻找原因

沿着斯密定理的分工框架，研究者们认为缺乏不同国家、组织相应的合作、协调，就不可能有更大范围内市场的扩张，从而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就不可能进一步深化。由于地理环境和制度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更多时候是闭关锁国，不愿与外部国家进行交流，知识很难传递、交流，再加上当时国内的交通也不发达，即使有一部分人在搞一些研究，但很难起到规模经济的作用，更多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其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在封建社会末期更是严重地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分析其原因，可以设想一个封建小农家庭，其产品都由自己家人消费：第一，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可以在实践经验中不断完善，因此无需对产品的数量与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验等外部硬约束；第二，投入与产出均在家庭内部完成，拥有高弹性，无需进行严格的专业化核算；第三，没有市场需求，自己家庭的需求有限，因此无需思考专业化、规模化生产的问题；第四，家庭的能力有限，除忙于日常生产外，根本无力顾及其他；第五，小农家庭经营规模过小，一项新技术即使能够使产量成倍增加，对小农家庭来说，也没有什么吸引力。缺乏市场的规模化需求，必然影响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进一步深化，因此，科技在中国古代很难形成气候。欧洲则不一样，多元社会所具有的开放经济和发达的劳动分工，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交易成本和市场分工的角度可以解释为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天然排斥科学技术的进步。由于缺乏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导致科学技术很难得到有效的反馈。但该角度的分析很难解释：同样的地理环境，为何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就被打破？为何封建社会就要闭关锁国去维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不去发展工业经济？

而且根据彭慕兰的研究，工业革命前后，中国家族企业的会计制度远比大家想象的复杂。很多家族企业在当时已经存活了数百年之久，这些企业筹集到的资本足够可以跨区域从事经营活动，并且能进行多行业经营，甚至达到一种实质的垂直统一管理的程度。据考证，19世纪初陕西省的大木厂，每家雇佣的工人都在3000到5000人之间，这在当时都应该是全球大企业之一，显示其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本从事任何早期的工业活动，而不是有些研究者所认为的中国经济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从科学发展体系的差异去寻找原因

爱因斯坦1953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 E. Switzer）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

希腊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规律。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等形式逻辑，欧几里得发明了欧式几何，都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的名言使大家认识到并且开始使用实验的手段去发现验证因果关系。到了伽利略时代，伟大的伽利略结合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两方面的利器，终于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先河。在伽利略的基础上，牛顿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继续发扬光大，建立了不朽的牛顿经典力学。

支持此观点的认为古代中国是不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个基础的。中国古代进行科学技术发明主要是以经验为主，强调实用性，在传承上更多也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所以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者更多是扮演着“匠人”的角色，属于工匠文明，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从而没有形成科学理论。因此，在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中国古代的一切技术只能归结为经验技术，而非科学技术。

这样的分析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大明朝的时候，中国科学就已经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而且还诞生了近代实验科学萌芽。例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朱载《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宗》，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有性《瘟疫论》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而且当时中国学者与国际交流相当地频繁和前沿，例如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现在几何上的很多用语，比如点、线、面、三角形、平行线等，都来自于《几何原本》；大明朝大量翻译西方著作，如《建筑十书》《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大明朝还编著了《崇祯历书》，着重介绍了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知识。

又例如，目前系统生物学与工程、系统医学等在全球迅速兴起，这些学科的兴起是源于罗吉尔·培根提出的中、西医学结合形成系统心理学等系统科学范式，但构成实验与系统方法二维度科学的基础却是希腊炼金术与中国炼丹术的结合，由此诞生了医疗化学实验方法。

尽管这在一定的范围为“李约瑟之谜”提供了解释，但是这些解释很容易被证伪为非决定性作用。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快速繁荣，但它没有在中国产生，其中的原因还需要我们从利益集团固化和制度安排僵化的角度去分析。

利益集团固化排斥新事物

对东西方发展而言，1644年是个转折点。这一年，英国封建王朝被打败，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后虽有反复，但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开始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科学发展的进程。落后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这是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时机。然而由于康熙皇帝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失去了发展机会。

从制度的视角去探讨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在中国产生，似乎更容易解释。诺斯认为，18世纪英格兰专利法的发展使发明家获得与他们全部工作价值更接近的报酬，因而可能对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产生影响。很显然在20世纪之前，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法律使财产所有权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产生，是由于英国进行了一场由圈地运动而引起的土地改革，这场土地改革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精神和资本对生产的广泛控制力，从而提供了工业革命的基础。但中国在20世纪之前都没有进行这样的土地革命，因此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出现也就不意外了。有学者认为最终的问题根源是国家（皇帝）——官僚阶层（地方政府）——商人集团之间的权威配置和利益分配出现了问题。体制的不合理必然会产生民间投资阻塞问题，因为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下的政府拥有正式权威，而主导投资的民间却不拥有正式权威或非正式权威。尽管有人认为中国缺乏基础科学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经验发明，但有研究者认为基础科学与发明的关系是直接相关的，而且中国有足够的科学知识使发明前进。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原因在于缺少经济激励，阻止了必要的“试验和改进”，这种缺少经济激励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在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于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

“同步起跑”但错过了科学发展时机的康熙皇帝其实笃信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1669年，他下令钦天监监副南怀仁监造天文仪器。1673～1674年间，他又让南怀仁给他讲几何学和力学等知识。康熙皇帝对科学的兴趣还惊动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法王下令向中国派遣精通科学的传教士。从1688年起，康熙皇帝曾向法国传教士安多、张诚等学习几何学、代数学和天文学，向法国传教士白晋、巴多明等学习解剖学。为此，传教士们编译了满文《几何原本》《借根方》《钦定骼体全录》等书。但康熙皇帝对科学的兴趣仅停留在个人层面，或者想发展的是御用科学，所谓御用科学必须由皇家来掌握、控制和垄断。为了服从他的专制愚民统治，康熙皇帝对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加以严格控制，他们的科学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仅局限于宫廷一隅，一旦传教士的活动超出了他许可的范围，他就严加禁止。例如1708年康熙皇帝命法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测绘了全国的地理和经纬度。这次大地测量在世界大地三角测量史上都没有先例。最后编绘成地图的《皇舆全览图》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实测地图。非常遗憾的是这地图由传教士寄回法国公之于世，在欧洲广为人知，但在中华大地上却深藏大内，当作珍籍秘不示人。四库馆臣对清代官方的西学政策总结得十分精辟，即所谓“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在康熙皇帝的影响下，钦天监虽然聘用了耶稣会士，采取了西法，但其任务和工作却服务于皇宫，并不让国人了解西法和西学，也没有建立任何科研机构，最终导致在中西交流频繁的康乾盛世，国人对近代科学毫无感知。这种为了维系自身利益集团的统治，保证皇族利益集团的功业和固化，采用闭关锁国、专制愚民的僵化的制度安排，才是工业革命没有在东方出现，而产生于西方的根本原因。

中国为何没有走出“古典式循环”的怪圈

除了出现了科学技术的差异，“收入逆转”同样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时期。制度安排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的国家是否能够参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便成为了国家间贫富差异的分水岭。在工业革命之前，由于投资机会集中于农业，不同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增长差异可能并不明显，因为掌握权力的少数精英只要投资农业并雇佣劳动力从事劳动，就能实现农业产出的增长。到了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状况发生了改变，工业化要求更广泛的投资群体，如众多的中产阶级、发明家等，而不仅仅是少数社会精英参与到投资中来，还需要雇用到有才能的企业家。假若缺乏私人产权制度，更多的群体加入到工业革命之中，那么就会由于缺乏投资而丧失机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这是因为，首先，统治精英不一定拥有企业家的才能，进行投资的可靠性较低，而统治集团之外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由于在原有的制度安排下，他们的产权缺乏保护而不愿意参与投资；其次，当新的工业化投资使统治集团外部而不是其自身获利的时候，统治集团会想方设法阻碍投资，特别是当他们担心新技术的使用会威胁到自身的政治权力时。

建立在利益集团固化基础上的中原王朝，为延续其家族王朝，一旦遇到任何可能产生不确定性的新鲜事物，出于利益集团统治的需要，便会排斥新事物，以免对祖宗留下来的僵化制度安排产生冲击。因此，中原王朝更迭难逃“古典式循环”的怪圈，也甩不开“李约瑟之谜”。由于改革可能带来不确定性，从而固化的利益集团为了维系他们现有的奢侈生活，或者习惯于固有的规则，自然固守僵化的制度安排，害怕和反对变革，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最后演绎为通过老百姓造反或者外族入侵而衰亡。固化的利益集团因为因循守旧，害怕新鲜事物，从而缺乏对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