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的和平
在广袤而又有重工业基础的东北建设背靠苏联的政权是抗战时期毛泽东思考今后中共生存问题而得出的基本方针。据说，因为担心国民政府的军队占领华北平原的要津，中共曾有过进军东北的讨论，并认定热河和辽宁南部的山区很适合游击作战。[96]1942年仲夏，毛泽东指示刘少奇预先在山东做好战后准备：“须估计到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97]毛泽东随后又密令罗瑞卿、杨成武、吕正操部部署到长城内外一线，伺机向东北渗透。[98]1944年9月初，毛泽东又电华北，表示“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未来中国之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晋察冀、冀热辽、山东等地分别成立满洲工作委员会，为接管东北做好组织准备。[99]9月22日，毛泽东向孙平表示苏联出兵东北之时，中共将提供人力帮助，甚至愿提供万余指战员去西伯利亚受训。[100]11月，毛泽东命令“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在七大开会期间，毛泽东又三令五申东北“很重要”“特别重要”“极其重要”，已将东北视为中共发展的命脉。[101]因此，占领整个东北是中共中央的长期政策，而并非一时兴起。
其实在黑龙江兴安岭地区还分散着大约有2300人的共产党武装，称东北抗日联军，由曾在莫斯科受训的中共党员周保中指挥。但因长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络，在1940年代初期被整编为苏联第二远东方面军第八十八步兵旅，包括中朝士兵1000多人，主要负责搜集东北边境的军事情报。1945年7月下旬，八十八旅即接到苏联命令，将随苏军进展，参加解放东北和内蒙古的战斗。[102]8月10日开始，即根据苏联的指示，先以少数伞兵空降东北，其主力随后按批分成57个工作组，随苏军进入东北各城市、县城，帮助苏军维持秩序。[103]
而对于国民党蒋中正来说，他在与毛泽东几乎相同的时候，即1941-1942年，开始思考战后东北处置问题。他对美国顾问拉铁摩尔说：“战后当全面解决问题的时刻到来时，边疆问题将随着日本人的离开而成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将牵涉到苏联。”据拉铁摩尔回忆，他曾书面建议蒋中正让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在东北招募青年，并将他们秘密送到重庆培训，作为将来东北的后备干部，“当战争结束，您的先头部队进入东北时，他们将由东北口音者陪同，这些人将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与他们的老朋友相会”。[104]1945年2月，蒋以原东北军何柱国部成立第十五集团军，秘密派少数地下先头部队进入东北。中苏谈判期间也曾谈及国民政府派员随苏军一起进入东北，但未能实行。
斯大林在最初进军东北的时候亦未肯定将在那里支持中共武装。[105]自5月9日至8月9日，莫斯科都没有向中共方面通报有关对日作战的消息。斯大林看不上毛泽东，莫斯科认为只要依靠苏军中东北抗联的中国人就够了。周保中也未与延安取得联系。在苏军工作的刘亚楼似乎也不知情。只有孙平曾私下里透露过“苏联一定会出兵”，但没有告知确切日期和计划。[106]斯大林如果信任中共，即便时间再紧迫，也一定不会对延安保密。
而对于美国来说，渗透东北一直是战略情报局多诺万局长的梦想。5月28日，赫普勒在河北省阜平县空投了库里奇（F.L.Coolidge）少校的五人小组，以便与当地中国军队取得联系，寻找在冀热察乃至东北活动的可能性。然而这个小组成员很快被中共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程子华和军区副参谋长耿飚拘禁，没收了武器并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直到三个月后才获释放。[107]至此，战略情报局并无太大作为。
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瑞士发出求降照会，唯一的条件就是保留天皇。杜鲁门支持贝尔纳斯的主张：“如果要接受任何条件的话，我想提条件的是美国而非日本”。[108]美国政府囿于美利坚的面子，拒绝了日本有限的条件。在随后交涉耽搁的几天中，红军从四面八方迅速向东北挺进。
这个突如其来的胜利，曾让中共措手不及。延安在10日晚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进入亢奋状态，“各部队的战报、电文和总部的命令、指示等等，日夜不断地在延安和各解放区之间来回飞传着”。中央军委适时进入战备状态，在总参谋部下成立作战部。[109]中共中央命令华中局“即日发表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主席，上海、南京两市长”的任命。[110]同时“为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以朱德的名义，延安自11日零时始，于一天之内向各地方部队接连发出七次命令，公开表示要向东北、内蒙古进发，并要控制全国范围内的主要铁路线和战略设施，“如遇抗拒，应坚决消灭之”。[111]毛泽东明确通告全党，要准备以“极猛烈的”战争形式，占领全国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并使各根据地连成一片、相互呼应。稍后，中共公开拒绝了蒋中正要求第十八集团军“就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并谴责“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中正“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同时指示晋绥军区“全力歼灭”由归绥（呼和浩特）出发准备受降的傅作义所部，并抢先夺取了张家口。[112]对美国，延安以不刺激为主，“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对美军登陆仍应准备作双方有利的配合”，但同时也告诫各地尚须对美军保持警惕，“斯科比危险的可能性尚未过去”。[113]
8月1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电告蒋中正，首次建议东北日军由苏军受降，中国其他地方的日军由国民政府受降。[114]中共中央立即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名义致函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完全否认国民政府，要求在对日受降中自己能拥有相应的主体性权利，并吁请美国政府停止租借法案的执行。[115]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国民政府积极准备收复东北。蒋中正在8月11日中苏条约谈判的过程中即任命熊式辉（字天翼）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希望随苏军进入东北，以方便接收。[116]14日，中苏间还正式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规定国民政府可派代表及助理若干人，在苏军占领地行使法律、行政及建立军队的权力；但同时也规定了苏军在“作战地带”的排他权力及其人员的治外法权。[117]但对于国民党军如何进入东北、行政人员如何接收等问题都无具体协定。日本投降后的8月30日，蒋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提出《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并派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张嘉璈（字公权）为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一班人马选好了，只等待苏联方面的通知。无论是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还是以魏德迈为首的美军军官普遍对中苏条约持乐观态度，认为中共将不得不面对被苏俄遗弃的命运。魏德迈说，美国已经为蒋的36个师改换美式武器，这是中国当前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118]他们有理由相信没有莫斯科的支持，中共势力在国民党军的铁腕下只能土崩瓦解。
然而，当中苏条约的内容尚未传到延安的时候，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在13日贯彻延安命令已率1.3万余人的部队分三路向东北进发。8月16日，斯大林明确电告中共中央：苏联已与美国达成一致，为避免中国内战爆发，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在重庆谈判，同时苏联将把占领的中国东北领土全部交予国民党。[119]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19、20日，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和潘友新来电，要求中共中央“根据剧变之形势，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政策”。[120]中共中央急电华北方面，以谨慎的态度，先派延安干部1200人于一周后由晋绥军区政委林枫率领进入东北，又命令原待命之东北军将领、八路军山东滨海支队长万毅率4个团不少于6000人秘密开至热河边境，同时“必须明确宣布去东三省之任务（乘［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另抽5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进东三省。[121]22日前后，斯大林再次电告中共中央：“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和谈”。[122]
可以想见，毛泽东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指示各军区改变战略方针的。他无奈地写道：“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因此，毛泽东不得不改变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计划，决定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并“作持久打算”。[123]他仍令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晋察冀和山东分局“抽调大批干部由一部武装掩护到［苏联］红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政权”，以“迅速争取东北”。[124]但是由于摸不清苏联的底线，他还不能贸然让大批军队进入东北，只是令吕正操、林枫相机试探，同时，令各地“须用一切方法购买子弹及其他军用品，尤其是子弹，愈快愈多愈好”。[125]毛泽东一方面积极备战，另一方面，根据斯大林的意见，表示将亲自与周恩来一起赴重庆谈判。[126]
8月25日，就在毛泽东赴重庆前，完成了一次大手笔的战备调动。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调动是在美军的帮助下达成的，因此在“冷战”起源的问题上，美国明显处于不对等而滞后的一方。为了将在延安参加七大未返的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以最快速度运至前线，毛泽东派一直充当美军观察组联络人的叶剑英出面，向美军借一架C-47运输机，请求将一批干部送到山西东南黎城县长凝镇的太行山八路军前方总部。当时观察组的负责人认为这在自己权限范围内，未经请示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然而这是一次高风险的飞行，因为这批干部包括林彪、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陈赓、陈锡联、陈再道、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黄春甫（江华）、聂鹤亭、王近山、宋时轮、张际春、杨得志、傅秋涛、邓克明20位最善战的高级将领。中共尽力将风险降到最小，让他们每人都带上降落伞，并派燕京大学毕业的黄华随行充当翻译。飞机9时许从延安东关起飞，两个多小时后将这一大批中共高级军官安全运抵太行，节省了中共当时须两个月左右才能完成的陆路行程。这竟然比美军帮国民党空运军队要早一天。[127]
在他们离开延安前，毛泽东曾嘱咐道：“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打得越好，我越安全 ”。[128]这番话作为最高指示下达到了团以下的作战部队。这些共产党高级将领在稍事休息后便分三路，立即赶赴各自预定的战区：新成立之晋冀鲁豫局以刘伯承、邓小平为首的将领骑马于两日后赶到河北涉县赤岸村（距离仅30公里），在那里制定了上党、平汉战役的计划；原赴山东的林彪一行至河南濮阳接中共中央指示于10月下旬经山海关赶至东北；华中局陈毅在赶赴山东的途中就组织破坏了津浦铁路，并于此后有效地阻击了国民党军北上。8月27日，就在魏德迈刚刚开始用美军运输机向南京、上海、汉口、北平等大城市运送国民党军的时候，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刘、邓抢占先机，用电话命令太行部队进攻晋东南长治以北的襄垣县城。[129]
8月28日，毛泽东在得到苏美高层分别对自己人身安全担保以后，携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的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130]毛泽东有着不喜被人胁迫的性格。他临行前要刘少奇铭记“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 ”，又对秘书说 “很可能是不了之局 ”。[131]是次会谈注定不会有任何突破。毛泽东在渝期间，韬光养晦，也拜会了主战的CC派陈立夫，结果当然不欢而散。[132]
就在国共谈判胶着之时，9月10日至10月12日，刘伯承、邓小平又以3个纵队的优势兵力进攻阎锡山部第十九军两个师，围点打援，重创太原来援的彭毓斌部8个师及两个炮兵团，伤亡国民党军3.5万余人，死者包括名将彭毓斌，俘虏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最终夺取上党地区。[133]上党一战为刘邓扩充了大量火炮和士兵，野战军人数达6万余，奠定了一年后在定陶首歼国民党一个中央军整编师（赵锡田整三师）的基础。这一地区（涉县、长治、阳泉）更以太行山脉为依托，因其矿产资源和军工基础而发展成为中共的火药库。[134]10月4日，新四军新成立的苏浙军区叶飞部第四纵队，奉命阻击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部第二十八、三十九军东进，以掩护主力北上山东，血战16小时，据报叶飞部死亡213人。接着，镇江商轮因连续七昼夜赶运新四军北渡，以致轮机损坏，加之超载，终于发生长江上的沉船事故，造成约800人葬身鱼腹。[135]10月22日，已返延安的毛泽东给陈毅、粟裕发电：“必须集中强大的野战军，山东、华中各须有一个至少三万五千至四万人的野战军，并须计算到连续战斗后的补充，动员民兵助战，地方党政亲自动手，协助作战。”从此，毛泽东一再亲自督促各军区加速扩充野战部队，并许“给以最好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136]华中迅速发展到15个野战主力团（3万人）。10月30日，中共地下党王定南策反原西北军改编的新八军高树勋部阵前倒戈。刘邓趁势追击第四十军，俘虏军长马法五。毛泽东的盘算是“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否则和平是不可能的”。[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