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基础

2.1 文献综述

2.1.1 文化政策与文艺院团体制改革

在对文化政策的研究中，国外学者有着较为成熟的总结，国内学者在研究文化产业政策时会以发展较好的国家为研究对象。在陈杰、闵瑞武编著的《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一书中就比较完整地概述了西方文化产业政策的状况，不同传统的国家往往对文化与市场的关系持有不同的态度。

国内研究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学者不在少数。早期有马洪、刘国光等研究1978年到1991年的体制改革，当时的文化体制改革是从属于经济体制改革，被并入经济体制改革的轨道。在对文化体制改革推进阶段的研究中，李道中论述如何认识和思考文化体制改革，并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近五年更是有大量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报告，王立对我国文化体制沿革做了系统研究，通过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梳理，将其分为酝酿、推进及突破三个阶段并且寻找改革的启示。

学者对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思路和动向也进行了研究。如居其宏在对我国歌剧院团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转企改制对歌剧院团今后创作、剧团发展及剧种传承等方面的影响，希望政府部门考虑歌剧剧种的实际情况，对歌剧这种高雅艺术和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大力扶植和保护，并从整体对局部的改革方案进行全面设计。曲志燕和曲润海在分析山西41个戏曲剧团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总结目前的改革经验，并对今后的改革思路进行了探讨，同时，指出演出是剧团生存的基础，是改革的关键。乔嘉瑞指出需要依靠剧团来传承和发展剧种，而剧团的改革就是为了提高文化生产力，更好地为社会和人民服务，对剧团的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应该循序渐进，不能全部转为企业。

以上学者对国有院团改革进行的探讨，可以为我国国有文艺院团的改革提供思路。泉州五大演艺剧团也是在上述改革思路下，特别是在居其宏所强调的“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原则下向前推进。

文艺院团作为演艺事业的载体，学者们对其研究更多的是对艺术形式的思考和剧种传承方面的努力，以及应对市场化前提下文化体制改革的举措，没有很系统地梳理政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文艺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对这些政策的背景及动因的研究也是比较零散的，在文艺院团体制变革上没有完整的梳理。

2.1.2 演艺业

“文化产业”，即Cultural Industry，这一概念起源于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道尔诺（1947）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20世纪40年代，社会科技迅速发展，资本家崛起，工人在生产流水线上变成了机器。基于这样的背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文化给一切事物都贴上了同样的标签”，并对文化产业进行了批判，指出文化产业只是一种标准化、一致性和大众化生产活动，强调普遍性而忽略个性。而对文化产业持肯定态度的瓦尔特·本雅明则指出通过机械复制技术制造更多的艺术复制品，能够让更多的人欣赏到艺术作品，虽然似乎遮挡了艺术品的“光环”，却增加了它的展览价值，也使艺术成为一种大众交流的手段。上述几位学者虽然观点不同，但所带来的学术争论，推动了文化产业理论的继续发展。以美国、澳大利亚、英国为例，本章对文化产业及演艺业的分类进行了对比，见表2-3。虽然国外学者对文化产业的称谓和分类不同，但是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表演艺术业，即演艺业，一直都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来说，国外文化演艺业的发展态势良好，为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接下来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个国家演艺业发展概况进行介绍。美国的文化艺术业主要包括演艺业和艺术博物馆两大类，大部分属非营利性机构。据统计，美国非营利文化艺术产业每年会创选300多亿美元的经济价值，提供就业机会100多万个。美国的演出中介组织发展完善，成熟的演出公司就有1000多个，为艺术表演团体或个人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演出公司一般向剧场或演出协会推荐或宣传艺术表演团体或个人，维护他们的利益，最后实现双赢。英国的文化演艺市场成熟，根据1996～1997年对成人人口的调查显示，当年看过戏剧的有96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听过音乐会的有49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听过歌剧的有26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4%；看过舞蹈表演的有43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7.2%。英国演艺业的发展得益于政府支持，政府每年都会对演艺业进行财政补贴，以推动演艺作品的创作和演出市场的培育。澳大利亚政府重视对演艺业的商业赞助，通过减免税费等措施来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赠，为此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和成立了各项艺术基金。澳大利亚政府希望以此来解决文化演艺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促进了文化演艺业的发展。国外文化演艺业的发展起步较早，其文化演艺市场发展成熟，且得到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相关产业政策也很到位，发展资金的渠道多元化等，这些积极的因素促进了国外文化演艺业的发展，也对中国文化演艺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相对于国外来说，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相对较晚。

首先，在文化产业和演艺业关系的探讨上，本章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文件以及文件中有关文化产业的定义进行了整理，见表2-4。

从表2-4可以看到，文化部和统计局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有一定区别，但并不矛盾。前者主要从“产业”角度，对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进行了区分。后者则从大的“行业”角度对文化产业进行了界定，这与国外对“产业”的定义相类似，没有区分经营性或公益性。此外，国家统计局在文件中对文化及相关产业进行了明确的分类，共分为三个层次九个大类，见图2-1。其中第四类文化艺术服务包括五个小类：文艺创作、表演及演出场所，文化保护和文化设施服务，群众文化服务，文化研究与文化社团服务，其他文化艺术服务。由此可以看出演艺业属于文化产业核心层。

其次，对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国内有学者运用不同的理论模型和方法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如赵书华运用灰色系统理论，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人均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劳动生产率、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等七个影响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该七个指标对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且根据影响的关联度对这些指标进行了排序，并从指标反映的五个方面，即内需、企业发展、创新、政策和人才培养方面对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思考。王廷信和郭新茹在分析江苏省艺术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运用波特的钻石模型，从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关产业集群现状、艺术企业发展战略和政府行为五个角度对江苏省艺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也有学者通过构建影响因素假设模型，并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论证和修正。如王洁从创新系统、区域环境、产业特征、政府支持及偶然因素五个维度构建了创意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假设模型，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运用实地调研数据，对假设模型进行修正，并结合案例对修正后的模型进行了验证。毛磊以江苏省C市的动漫产业为例，构建了以市场、制度政策、社会文化、创新、企业间网络环境五个维度的动漫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假设模型，通过对江苏省C市动漫产业的实地调研，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假设模型进行了修正，然后，运用修正后的模型对江苏省C市的动漫产业发展提出对策建议。还有学者从文化产业微观基础——文化企业角度出发，构建文化企业发展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对模型进行验证或修正，并运用模型指导实际工作。如张敏从文化生产要素、文化产业微观基础、相关支撑产业和政府支持四个角度，构建了包括文化资源、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生产、消费、教育、旅游、政府科研投入等12个二级指标在内的江苏省重点文化企业发展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证分析后指出江苏省重点文化企业发展的关键路径在于文化生产力、文化消费力、文化资源力和政府执行力四个方面的均衡发展。上述学者的研究对本书第3章实证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的确定，以及影响因素指标的选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了更好地在第3章中对泉州五大演艺剧团发展影响因素进行识别，构建泉州五大演艺剧团发展影响因素模型，本章先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整理和归纳，见表2-5。

最后，在演艺业内涵及其发展策略方面。国内学者对演艺业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以2000～2012年为限，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篇名”进行检索，得出“演艺业”共23篇，其中核心期刊4篇；得出“演艺产业”16篇，其中核心期刊6篇。对上述文献进行总结分析，发现目前已有的文献主要是从演艺业内涵、演艺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及艺术表演团体视角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具体分析如下：第一是对演艺业的内涵加以研究。周莉从经济学角度对演艺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她认为演艺业具有经济和意识形态双重功能，以公共物品理论为基础，指出文化演艺产品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双重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演艺业应包含代表民族文化艺术和高雅艺术的公益性演艺事业。张白鸽认为演艺业居于文化产业的“核心区域”，是版权行业之一，指出演艺业具有典型的“双重原创”特征，即具有高原创的剧本或剧目创作及高原创的舞台表演。第二是演艺业发展策略研究。有学者从中国演艺业整体角度对演艺业发展策略进行了研究。如张白鸽在对演艺业的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从优秀演艺人才缺乏、体制改革及版权等方面对演艺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制度、版权、资源整合及人才发展等角度对问题的解决提出对策建议。也有学者运用案例分析方法，结合某一地区或省市演艺业发展的现状，对演艺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了探讨。如王忠良首先分析了吉林省表演艺术业的基本情况，然后从观念、体制、人才、市场及演艺经纪业发展等方面对吉林省表演艺术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上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措施。唐奇展和周怡以广西为例，通过对比分析，从经济、科技、人才和政府支持四个角度对广西娱乐演艺业发展滞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从演出场所建设、本土特色、演艺相关产品开发，以及“走出去”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还有学者在对演艺业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演艺业发展加以研究。如马晓晓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对我国的演艺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得出影响演艺市场发展最大的两个因素是人均收入和演出机构数，并从产品开发、人才培养和体制改革三个方面对演艺市场发展提出建议。第三是以艺术表演团体为视角对演艺业发展进行研究。有学者从艺术表演团体的人才发展、体制和产品创作，以及管理等角度对演艺业的发展策略进行了探讨。如王克岭和芮明杰通过对东西部演艺业发展的对比分析，指出了西部民族地区演艺业具有与民族文化传承相结合，与民族演艺文化资源和旅游业相结合的趋势，并以演艺业的微观基础——艺术表演团体为视角，从观念、体制、产品和管理创新四个角度对西部民族地区演艺业的发展进行了探讨。覃振锋以广西演艺文化产业为例，在分析其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改革难点的基础上，设计出条“造船出海”的改革和发展路径，即先稳稳地打造好“广西演出公司”这条大船，再采用集团化发展模式做大做强广西演艺文化产业，他们还从体制、文化、资金和创新等角度对具体的路径进行了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有学者从艺术表演团体和演艺业整体的综合视角，对演艺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如赵迎芳在对山东省演艺业的基本情况、文艺院团体制改革概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改革、作品创作，以及演艺业新型的资本运作模式、建立演艺联盟和发展旅游演艺业等方面提出了演艺业发展对策。

综合而论，国内学者对演艺业内涵的研究较少，且没有统一的界定。周莉和张白鸽两位学者对演艺业内涵的界定对本章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周莉认为演艺业既要有经济效益，同时也要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张白鸽强调了演艺业的“版权”和“创新”特点，并指出了这种创新既是剧目的创新又是艺术表演的创新。部分学者对演艺业发展策略的研究，主要是从演艺业存在的问题着手，然后从某一个或几个角度对问题的解决和发展策略提出建议，这对本章有着一定的启示，但是研究不够系统。还有部分学者从艺术表演团体角度，对演艺业发展进行了研究，从而进一步揭示了演艺业与艺术表演团体的互动关系，即艺术表演团体的发展对演艺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这对本章有重要启示，即泉州地区文化演艺业要想发展壮大，应该通过艺术表演团体，特别是优秀的艺术表演团体的发展来实现。为了更好地识别泉州五大演艺剧团发展的影响因素，本章在对上述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演艺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识别，见表2-6。

2.1.3 艺术表演团体

对演艺业相关文献的综述发现，艺术表演团体与演艺业有互动关系，即艺术表演团体的发展将促进演艺业的发展，因此，本章对艺术表演团体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

首先，在艺术表演团体的称谓界定方面。我国学者对艺术表演团体的称谓不统一。本章对艺术表演团体的称谓进行了统计归纳，见表2-7。

艺术表演团体是专门从事表演艺术产品的生产创作和演出的机构，包括规模不等的剧院、剧团及其他功能类似叫法不同的演出实体，一般通称为“艺术院团”。而“文艺院团”则是政府部门一般使用的称谓，主要分为国有和民营两类。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探索和深入，国有文艺院团的改革基本明朗，即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逐步确定了“五个一批”的改革思路。本书为凸显泉州五大剧团的艺术表演特色，将泉州五大剧团，即泉州市高甲戏剧团、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泉州市木偶剧团和泉州南音乐团、泉州歌舞剧团称为“泉州五大演艺剧团”，并将文献中具有艺术表演特色的剧团称为“演艺剧团”。

其次，在国有演艺剧团发展研究方面。一是对国有演艺剧团体制改革的文献综述详见2.1.1。二是对国有演艺剧团发展策略的研究。有学者通过分析发现剧团发展与剧团的人才、作品及体制改革等有重要关系，并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如沙地分析了地方剧团对川剧这一剧种的传承的重要性，指出庞大的作家群体和优秀的演出人才造就了川剧和地方剧团曾经的辉煌，而现在的人才断层、剧本老化和体制改革滞后使地方剧团的发展受阻，在分析地方剧团与农村文化市场最为接近这一特点的基础上，对地方剧团市场定位加以思考，同时，指出多元化演出市场为其生存和发展带来希望。有学者单独从人才发展角度对剧团发展进行研究，强调人才，特别是艺术型管理人才对剧团发展的重要性。如马明指出，在体制改革背景下，国有文艺院团应该注重对专业艺术管理人才的培养，建议从艺术管理专业招生、加强师资力量，以及理论与实践课程相结合三个方面对专业艺术管理人才进行培养。有学者从人才培育和编创作品两个角度对剧团发展进行研究，强调人才和优秀作品对剧团发展的重要性。孙重亮指出：国有演艺文艺院团要想抓住体制改革机遇，实现发展，必须：一要“出人”，即要有优秀的创作人才、演出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二是要“出戏”，即注重传承与发展，拥有一流的艺术作品。同时，做到严格把关，合理配备好艺术生产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院团的进步。也有学者从剧团市场化角度出发，对市场开拓、人才培养、管理制度改革进行了研究，强调市场化模式对剧团发展的重要性。如李勇以周至剧团为例，从演出市场开拓、分配制度改革、演员培训、人才培养，以及政府采购戏剧下乡的“双赢”模式等方面对周至剧团的发展进行了介绍，对其他演艺文化剧团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还有学者从剧场、媒体宣传，以及旅游业等角度对剧团的发展进行研究，强调剧场及相关产业在剧团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杨谦在分析目前国有艺术院团改革中的困境的基础上，指出目前广州文化院团成功的改革经验——“三捆绑”改革思路，即院团与剧场捆绑，与媒体捆绑，与旅游捆绑，政府加大对院团的投入，同时努力成立“文化艺术发展繁荣基金会”，这对其他演艺文化院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分析可以看出，众学者主要从人才、演出作品、体制改革、剧场及相关产业发展等角度对演艺剧团的发展策略进行了研究。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分析、整理和总结，本章对演艺剧团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识别，见表2-8，这成为选取影响泉州五大演艺剧团发展因素的重要标准之一。

再次，对民营演艺剧团的发展研究方面。一是关于民营演艺剧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的研究。有学者从专业演艺人才角度对民营演艺剧团的发展问题与对策进行了有针对性地研究。如柯仲齐和张黎峰指出戏曲人才匮乏是制约地方戏曲剧团发展的瓶颈，分析了地方戏曲剧团人才匮乏的原因所在，并从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对地方戏曲剧团人才的培养提出建议。有学者从人才和演出市场秩序等多个角度对民营演艺剧团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研究。如朱国芳在分析江苏省民营戏曲剧团四种组织形式的基础上，从人才流动率高，演出市场秩序混乱，资金匮乏及剧本陈旧等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以政府为视角，从政府监管市场，大力宣传及采购剧本等角度对民营戏曲剧团的发展提出对策。吕建华以浙江省民营剧团为例，在分析民营剧团的市场发展前景的同时，指出了民营剧团发展存在人才匮乏、演出市场不规范及剧目老化等问题，并从政府部门监管，人才培养及剧团合法权益维护等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有学者通过长时间的实地调研，获取大量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民营演艺剧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进行了研究。如赖登明用三年的时间对闽西北民间剧团进行了调研，对闽西北民间剧团的生存现状和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并从传统民俗文化的缺失、剧本创作、艺术表演技艺，以及方言限制等方面分析了西北民间演艺剧团存在生存困境的原因；从剧团自身建设、人才培养、演出市场秩序的建设及政府支持四个角度对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对策。林瑞武在对福建省民营戏曲剧团调研的基础上，指出福建省民营戏曲剧团对丰富福建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繁荣戏曲文化做出重要贡献，并从剧团作品质量和演出市场秩序两个角度对其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从政府支持角度提出对策。可以看出，民营演艺剧团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专业演艺人才匮乏，演出市场秩序混乱，剧本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及地方剧种方言限制等，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二是关于民营演艺剧团发展策略的研究。有学者对民营剧团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民营剧团发展的策略进行研究。徐华威以“小皇后”豫剧团为对象进行案例研究，总结了该剧团在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即政府政策方针的支持，人才的发展与培养，深入基层农村演出，以及主动开拓和培育市场等，这对其他剧团的市场化探索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有学者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对某一剧团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该剧团的发展进行了探讨。如黄森林以河南渑池县曲剧团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特别是政府领导在剧团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从创作优秀作品和政府支持两个方面对剧团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徐姗娜以安溪高甲戏剧团为研究对象，运用访谈形式收集资料，通过对安溪高甲戏剧团的发展历程的回顾，并从政府支持、人才发展、优秀作品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对剧团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黄森林和徐姗娜都采用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有对案例精彩细致的描述，具有借鉴意义，但是案例分析不足，所以，对剧团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没有进行系统地归纳，对剧团发展的指导作用有限。

最后，对剧种传承与演艺剧团发展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有学者对剧种传承与演艺剧团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强调传承在演艺剧团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唐健春以四川国有文艺院团为例，指出在发展转型时期，剧团一方面应该抓住体制改革的机遇，努力实现人事制度改革，转变管理模式和人才观念，与市场接轨；另一方面，指出川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剧团作为川剧的传承单位，应该要做好保护和传承工作。也有学者对剧团市场化发展模式与剧种传承和保护的关系进行研究，强调剧团既要注重经济效益，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创新，又要注重社会效益，坚定不移地进行剧种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如高舒以福建省漳州木偶剧团为例，从商业演出和闽南语的“个性”限制等方面分析了剧团删除原有的闽南语唱腔的原因与无奈，更进一步从深层次分析了剧团在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上的缺失，并呼吁剧团在市场化过程中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还有学者对艺术表演团体具体的传承和保护途径进行了研究。如翟风俭在强调传承单位、传承人及艺术表演等在剧种传承和保护中的重要性的基础上，介绍了作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的传承经验，即要有专门的传承单位，要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专业传承人，并指出剧种的传承应该是活态化传承，主动与市场接轨。由此可以看出，在体制改革背景下，演艺文化院团在发展过程中应该“两手抓”，一手抓住改革机遇，促进人事、分配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要注重传统演艺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这对泉州演艺剧团发展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高舒虽然指出了剧团在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上的重要性，但是并未提出如何实现剧团市场化发展和剧种传承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