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工作应转换新思路

姚遥

摘要：当前，公共外交工作面临新形势。一些工作误区值得关注：在宗旨上，存在“重求同、轻释异”的误区；在对象上，存在“重美欧日、轻亚非拉”的误区；在内容上，存在“重文化、轻政治”的误区；在方式上，存在“重回应、轻引导”的误区。有鉴于此，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完善公共外交工作，主要对策是：以“和而不同”的中国理念阐释宗旨；以宏观包容的全球视野设计对象；以直指核心的政治价值充实内容；以主动精准的议程设置改进方式。

关键词：公共外交 国家形象 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

2015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深入发展的关键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外交新理念和新举措，既展示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发展和新动向，也凸显了新形势下公共外交在总体外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下阶段，公共外交工作能否与时俱进、转换思路，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全球对华认知的发展趋向。

一 新情况

当前，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角色转化引发的新问题已经涌现：一些大国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并不欢迎；一些发展中国家亦充满疑虑，质疑中国是否会重蹈霸权的覆辙。这已成为中国公共外交工作的关键背景。

（一）在政治方面，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广受欢迎，但也存在个别杂音

近年来，中国积极倡导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拒绝“国强必霸”的传统大国路径，坚定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推动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提出与美国共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获得国际舆论普遍肯定。

然而，西方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并非“新型大国”，不应接受“新型大国关系”概念。2015年10月，美国著名知华派学者、前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撰文，认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最大失误，恰在于“公共外交和外交辞令的不当使用”。柯庆生对中美之间“相互尊重”的表述提出质疑，认为中美对于彼此“核心利益”的认知存在偏差，比如，中国认定的核心利益中包含政治体制、领土主权等，事实上与美国推进政治自由化、维护盟国安全等目标存在分歧。

与此同时，“中国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也已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舆论常态。比如，由于非洲国家曾长期遭受不同大国的掠夺与压制，严重的心理阴影使很多民众对中国的强大心存疑虑。2015年底，中国海军拟在吉布提为执行国际维和任务的军舰设立后勤保障设施，一些非洲媒体密集报道并将其表述为“中国开始在非洲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将走西方大国扩张老路”的声音也随之出现。

实际上，对中国所提“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否定，本质上是对“中国特色国情与道路”的否定，也即认定中国与西方国家一样仍为“老式大国”。“老式大国”之间何来新型关系？又如何给世界带来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中国开展公共外交工作的第一个难点。

（二）在经济方面，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获得国际理解和支持，但也存在一些隐忧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仍未散去，主要经济体走势和政策取向继续分化，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依然突出。中国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的新常态，力图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美国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但凭借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及既有国际优势率先实现“复苏”，并开始通过美元升息等手段推动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市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力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3年以来，中国依法对包括美国IDC、高通、微软等在内的一些大型跨国企业展开反垄断调查，对一些大型外资药企展开反商业贿赂调查。对此，西方一些工商界人士存在不满、误解和妄议。2015年6月，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载题为《中国改革的终结》一文，对中国无意推进“私有化”等有利于外商的“改革”表示失望。

回顾历史，自1979年《中外合资企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外商在中国投资长期享有“超国民”待遇，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进入“以法治国”、“以法治市”的新常态，不论是外企还是内企，都是同等待遇。说到底，中国新一轮改革是全面改革，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当然也会包括某些外企的既得利益。

实际上，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舆论争锋，反映了国际舆论能否摒弃“零和游戏”等国际关系旧思维、西方工商界能否以公平理念尊重中国“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市”的实质问题。这是公共外交工作引导全球对华认知的第二个难点。

（三）在舆论方面，中外人民相互交流日益频繁，但也存在某种误解

近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日益紧密，人文交流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均创历史之最，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共同构成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三大支柱。然而，尽管中外各阶层、各领域社会交流日益频繁，针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发展模式等核心议题，国际舆论仍戴着有色眼镜。

2015年以来，西方一些学术精英和舆论领袖掀起了一阵对华政策的“反思潮”。在此背景下，乱花渐欲迷人眼。

3月，过去被视为温和友华的美国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公然妄言“中国即将崩溃”（crackup），鼓吹“政治体制已成为中国亟须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主要障碍”。这一论调与其他长期唱衰中国的西方学者并无区别，不过是以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妄断中国道路的前途。

6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公布一项民意调查，在39个受访国家中，4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不尊重本国公民的个人自由”。这种舆论认知在欧盟和北美的公众中尤其明显，在受访的8个欧美国家中，8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不尊重个人自由”，其中包括法国（93%）、德国（92%）、西班牙（88%）、加拿大（86%）、美国（84%）等。

从总体上看，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影响下，塑造中国形象存在着一些至今仍未解、短期也无解的难题，只能寄希望于更具长远意义的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在更具代表性的广大人民中阐释真相、消除分歧、争取支持。这是公共外交工作引导国际舆论的第三个难点。

二 新问题

当前，根据中共中央的新要求，公共外交工作在塑造中国形象时面临着新问题，其所存在的一些误区值得反思。

（一）在宗旨上，存在“重求同、轻释异”的误区

二十年前，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早期奠基人之一、中国外文局原局长段连城一针见血地提出：“由于我们在改革中吸收西方的各种长处（这是必要的），宣传上曾有过一些对西方过分‘认同’的现象。有些西方朋友说：‘如果你们总是讲些同西方社会一样的事，你们就失去了吸引力。’”即便在今天，上述问题依然存在。

过去一段时期，一些人乐于将某种“与西方相似的中国形象”传播给国际社会，并未引来预期中的正面回应。究其原因，上述误区源于对公共外交性质的理解不深，忽视了其本质功能是在核心问题上回应关切、解疑释惑，而非单纯地“结交朋友”。

2011年1月，首部中国形象宣传片在纽约时报广场的6块电子屏上同时滚动播放，中国各界精英人物在片中依次登场，引来西方舆论的广泛关注，但也掺杂一些质疑。美国《周刊报道》杂志以“中国入侵时报广场——公关攻势能否赢得美国人心”为题，认为片中身着西服或盛大晚礼服的中国名人无法增加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并存在“一种引发更多误解和疑问的风险”：“如果影片想要表达的是当年西方人工业化了，今天中国人也一样工业化了；那么，当年西方人下一步即将对外扩张，今天中国人是否也将对外扩张？”诚如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所言，即使中国人心悦诚服地、一厢情愿地去分享西方主导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西方人也不乐见，他们所需要的仍是“在差异性的前提下获得自我确认”。

一个与西方过分求同的中国形象，既与事实不符，也将引发连环误解。2015年7月，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接受英国《外交官》杂志访谈时直言：“我认为中国人正在模仿美国，创建符合他们利益的国际秩序，和美国人1945年之后的作为很相似。他们创建的机构和美国人创建的机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如果我们对外塑造的中国形象，永远只是对西方形象的求同甚至模仿，那么，中国的国家形象注定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面对诸如米尔斯海默、沈大伟等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模式等核心价值的根本否定，我们应再次清醒：中西之间的理念差异客观存在、无法回避，公共外交不是简单地结交朋友，不可能不包含一些必要的争鸣，绝不能以模糊自身价值观为代价，去取悦“想象中的朋友”，营造“表面相同”的假象。

（二）在对象上，存在“重美欧日、轻亚非拉”的误区

2015年3月，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提及自己在2014年6月受邀赴中国参加一个有关解读“中国梦”的会议：“我们连续两天不间断地观看了由20多个官方学者带来的令人头脑麻木的演讲，这些学者的脸很僵硬，他们的身体语言非常呆板，他们的无聊之情溢于言表，假装奉迎最新的政治口头禅。”由于沈大伟此前的“友华派”面貌，一些国内单位乐于邀请包括其在内的西方学者来华参会和走访。加强交流的本意是好的，可是一味盯着西方学者，忽视其内心深处的本质观点，不分场合地邀请其参加活动，甚至是一些内部活动，最终效果并不成功。

过去一段时期，公共外交工作在设置重点对象时存在一定的误区。在全球层面，按照不同国家的经济总量高低，公共外交资源的投放呈现“重美欧日、轻亚非拉”的格局；在国家层面，按照不同民众的社会地位高低，公共外交资源的投放呈现“重精英，轻草根”的格局。究其原因，上述误区源于对中国外交的本质理念与总体布局理解不深，也未能深刻领会中央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形势下拓展外交战略布局的新要求。

长久以来，在传播中国形象时，中国哲学中的整体性思维并未充分彰显。在中国传统的围棋博弈中，如果一直被对方的棋路牵着走，或者只在对方引领的范围内投棋布子，必定意味着失败。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封锁和禁运，老一辈领导人以宏阔的国际视野，善于在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中争取人心，重视在外交表态和实践中维护亚非拉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从而在道义层面获得广泛支持，反过来给西方国家政府以巨大舆论压力。

当前，中央领导人高瞻远瞩，在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提出了向西看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之相比，公共外交工作仍欠缺相应的宏阔眼光，未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精心筹谋，未能将工作重点置于全球视野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找寻于我有利的舆论空间。

（三）在内容上，存在“重文化、轻政治”的误区

2009年9月，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美国，笔者作为外委会政策研究人员随团访问。其间，有关部门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中国文物展览，一位美国观众对一件唐代陶器赞不绝口，当笔者对他的赞赏表示感谢时，他却说出了令人意外的评论：“你误会了，我喜欢唐代文化，但是我并不喜欢中国。”

过去一个时期，低政治领域的“文化”成为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究其原因，上述误区源于未能对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区别予以准确把握。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要求，也即点明了“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并非可以相互置换的同义词。人文交流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是很浓，以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妇女、青年等为主要内容，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独特作用。然而，倘若公共外交也仅限于上述范畴，势将有损其在核心问题上解疑释惑的根本职能。

2015年8月，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沈大伟的长文——《中国强推软实力》，抨击“中国在经济上的强劲表现令世界上大多数人印象深刻，与此同时，其压迫性的政治体制和重商主义的商业实践玷污了自己的名声”。本质上，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核心质疑仍聚焦于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以西方价值观的有色眼镜歪曲中国的国情与道路。

上述情况是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根本挑战。这再次提醒我们：公共外交工作绝非请客吃饭，无法绕开高级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传播中国外交理念与政治价值观才是其终极使命。

（四）在方式上，存在“重回应、轻引导”的误区

冷战结束后，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影响，“国家利益”逐渐成为中国外交辞令中的常见用语。诚如台湾大学石之瑜教授所言，我国根据西方“以实力为导向”的话语逻辑翻译并阐释重要立场，外界据此认为“中国必定根据自己的利益崛起”，“建立势力范围，驱逐美国，独占南海，也不足为奇”。

过去一个时期，涉华舆论热点存在着被西方媒体牵着走的趋势，往往呈现“西方主动抛出议题，中国被动回应质疑”的不利态势。究其原因，由于缺乏能够触碰核心价值观的对外话语体系，我们很多时候“理不屈而词穷”，无法主动展示中国外交传统中所蕴含的“以群体为导向”的独特魅力。

比如，当前一些西方机构频频展开针对中国形象的民意调查。2015年7月，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波特兰咨询公司在美国Facebook网站资助下发表了一份“全球软实力30国排行榜”，根据其自创的指标体系以及访自特定对象的问卷调查，对全球30个主要国家的软实力进行排名：该公司所在的英国名列第一，德国、美国分列二、三位，垫底的三名皆为新兴市场国家——土耳其、墨西哥、中国。

由于上述民调选择的受访国家和人群并不全面均衡，其所谓的“平均结果”实际上更多体现的是西方国家的舆论与观点。中国不应成为西方“民调工具”的被动参与者甚至受害者，而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主动利用，建构体现中国智慧的话语体系。目前，中国尚无专业机构在国内外开展类似的民意调查，未能以主动出击的方式提出中国观点、引导国际舆论。

三 新思路

当前，在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背景下，公共外交工作要与时俱进，不断拓展新思路。

（一）以“和而不同”的中国理念阐释宗旨

在中国官方的英文翻译中，大国译为“major country”，不同于西方“great power”或“major power”的表述。以中国外交理念观之，“大国”并不代表任意主宰他国的“权力”，更多意味着帮助他国的“责任”。正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苏格所概括，作为新型大国，中国“对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捍卫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对于上述核心差异，以往的公共外交活动着墨有限，未能在国际舆论中将中国形象的不同理念予以清晰界定，从而引发了诸如“中国将走传统大国老路”的质疑。实际上，没有新型大国，何来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

“和而不同”，应成为公共外交工作塑造中国形象的前提和宗旨。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已经明确意识到了上述问题。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首次从战略高度明晰了中国国家形象的独特内涵——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向社会各界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与传统的西方大国相比，中国的国家形象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

与此同时，阐明“不同”并非为了强化差异，而恰是在承认分歧、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大同”。2015年9月22日，与习近平主席访美同步，纽约时报广场播出了一部以《不同，但并非遥远》（Different, but not Distant）为题的中国形象宣传片，展示中美人民之间不同的文化旨趣与思维方式，强调“换位思考”与“相互尊重”的重要意义，成为“和而不同”理念在公共外交中的一次实践尝试。

（二）以宏观包容的全球视野设计对象

当前，在新形势下做好公共外交工作，必须站在更加宏观和包容的视角精心设计，不能将工作对象只局限在西方甚或范围更加狭隘的西方精英阶层。由于意识形态和思维立场差异，直接做西方民意的工作存在很大的困难。不同于西方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具有天然的共同语言，是培育国际友谊的肥沃土壤，只要耕耘，必有收获。

一些历史经验值得借鉴。据美国前总统卡特回忆，1979年美国政府能顶住国内舆论压力最终和中国建交，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声誉直接相关：“有了中国这个朋友，还会有个很有意思的潜在的好处，中国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信誉非常好，我们把同中国的合作看成促进和平和加深美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相互了解的一个途径。”下阶段，为了突破西方对华认知的舆论困局，公共外交必须更多以围棋思维拓展空间，通过在亚非拉国家寻求国际认同，反过来在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工作中赢得舆论主导权。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再次郑重表态：“中国将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只有立足人间正道，才能在全球舆论中拥有底气，抓牢撬动国际民意的道义杠杆。

另外，在设计公共外交对象时，应跳出前政要、工商界、智库、媒体等“精英小圈子”，注重在中小企业、少数族裔、工会、青年、妇女等基层民间力量中争取舆论支持，以获得更具基础性的舆论效果。在此方面，美国公共外交工作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在美国战略传播与公共外交政策协调委员会所制定的“美国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战略”中，公共外交对象被设定为三个方面，既包括作为“关键影响者”的舆论精英、作为“媒体阅听人”的受众，更强调了作为“弱势群体”的青年、妇女、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以此为鉴，中国公共外交工作在巩固传统“朋友圈”的同时，必须走进社会、深入草根，引导国内相关团体加强与各国民间力量的接触与交流，有效补充和拓展政府间的官方关系，实现舆论引导的预期目标。

（三）以直指核心的政治价值充实内容

在新形势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引导全球对华认知的核心困难在于，西方精英阶层固守其价值观念，认为只要是与西方不同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即“没有合法性”。对此，公共外交工作应重视内容设计，在投入资金建设对外传播硬件的同时，更加重视对历史文化、政治体制等核心价值观的阐释和传播。

如果我们不去主动阐释自身的核心价值观，一些对中国历史和政治并无深刻理解的西方学者即可能填补空白。2015年7月，米尔斯海默在接受采访时便称：“中国在历史上的表现和西方列强以及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国力强盛并有对外扩张的机会，它必定会把握机会，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以及长期扩张的西方列强并无二致。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会把经济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并试图在亚洲称霸。”

当前，在一些涉及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根本问题上，国际舆论大多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关注点：第一，中国政治体制的正当性何在？第二，中国要推动建设何种国际秩序？

上述问题直指核心，总结并解释好这些问题，我们才可能引导国际舆论找到认知当代中国的关键入口。在此方面，中央领导人已做出示范。201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王岐山在会见出席“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方代表时开门见山、直入核心，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公共外交工作应从上述实践中汲取养分，将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制、发展模式等核心议题做更深层次的阐释和传播。

（四）以主动精准的议程设置改进方式

长久以来，西方国家控制国际舆论话语权的一个主要策略，就是预先设置新闻议题，然后再跟进集中炒作。对此，公共外交工作在对外传播中国形象时应避免被动回应，勇于抓住舆论主动权。

下阶段，应重视中西之间的“舆论逆差”，即西方舆论对于中国政策往往过度报道、负面解读，而中国舆论对于西方国家的内外政策却报道有限、缺乏评论。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其舆论关注点不能只局限于自身，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国际事件理应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时，对于欧洲难民问题发表了重要看法，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发展不平衡和地区不稳定，除了对难民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更要有效解决贫困及社会稳定问题，特别是消除难民来源国的冲突根源”。上述观点既体现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也引导国际舆论对传统大国在中东地区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

未来，公共外交工作应进一步加强战略设计和政策规划，发掘、培养、扶持、宣传一批兼具中国政治立场和国际表达能力的“软实力明星”，在学术、演艺、文学、传媒领域树立典型人物，通过提出理论观点、设计电影情节、推介文学作品、发表国际时评等，在国际舆论场中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设置议程，唱响中国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