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和问题

最近几年，一个日益突出的现象，是基层社会情绪的政治化。它表现在：网络环境充满政治气氛，网络问政活跃，网民倾向于将各种问题归因为政治解释；在社会冲突案例中，个人事件容易转化为多人参与的群体事件，法律对抗容易转化为针对公共机构的对抗，而大量主动卷入冲突中的个人，与事件结果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社会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是高比例应考公务员、进入公职机构竞争激烈；另一方面是对公职人员或机构评价低、不信任的情绪蔓延。

对于这种现象，有几种广泛流行的解释。

“收入差异论”认为，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激化了社会矛盾。这一解释的基本逻辑为经济收益比较，它指出分配体制的变化——原来完全的按劳分配，变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导致了收入差距问题。这一变化，使得个人收入不仅与贡献大小相关，还与自己所拥有的物化生产要素的多少有关，结果是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收入明显拉开。有学者计算，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以及城乡间收入差距变化迅猛，2000年城乡之间的收入比达到2.90∶1，到2003年上升为3.23∶1（李文艳、孙国徽，2009）。

与此逻辑类似，“地位不平等论”认为，国人的怨气来自认识到社会不公，即财富或地位的不平等。理由是人与人之间地位不平等，意味着社会中有特权压迫存在，其严重后果是产生普遍的社会焦虑。社会焦虑难解的原因，在于财富平等和经济效率是一对矛盾：对平等要求太高会损害效率，完全忽视平等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所以，虽然有必要对财富不平等进行温和限制，但不能设想完全消除（茅于轼，2013）。

“社会结构固化论”强调，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与社会阶层固化不无关系（吴晓林，2012）。大量社会研究数据表明，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最近几年部分人群地位上升速度减缓，社会流动受阻。他们改变自身状态的困难，强化了这些人群的绝望感，出现了反社会的报复行为（李培林、陈光金、谢寿光，2011）。比如，一些事件没有具体实在地得到解决，任由其长时间持续，其“基本的背景，是这些年来不断定型化的社会结构”：国家和垄断集团联手，抵制封杀了其他阶层进一步向上攀登的可能性，阶层之间的边界出现、阶层内部认同形成、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阶层再生产明显。教育作为一个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正逐渐蜕变为阶层固化的再生产机制，寒门子弟越来越难以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孙立平，2011）。

上述三种论点，阐述理由的重点不同，但共享一个逻辑：社会经济地位差别和社会不满存在直接关系。可是，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但显然，并非所有的社会都存在对公共机构的普遍不满。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差异？下列指标更增强了这一追问的必要性：有关的区域研究发现，在北京地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另有基于全国的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和体制内就业者幸福感较低。这些现象令上述框架出现解释上的残缺。如果我们同意，农村和城镇居民、体制内和体制外就业者的收入与社会经济地位存在差别，那么这些比较研究的启发在于，社会经济地位差别和负面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那么直接，还有一些中间影响因素未被揭示。

一些更大范围的国际对比研究发现，相比其他国家的调查对象而言，中国受访者对社会不平等的批评较少，中国人更容易对个人通过教育、天分和勤奋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持乐观态度。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城市居民和职业地位较高的受访群体，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受访者，尤其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反应更和缓。大多数中国人将不公现象归结于勤劳和个人能力差别所致，仅有28%的受访者认为不公平违背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者认为，这反映了“社会经济地位不一定代表对社会公平的主观态度，仅衡量收入分配指标，未必能预测大众对社会公平问题的看法”（怀默霆，2009）。

面对这些统计数据，联系本文的关切和社会观察，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政治态度和经济社会地位差别之间，设立简单对等并不能令人满意。仅仅从社会差别（广义上包括收入差距、地位差别）解释敌意情绪的由来，难以令人满意，原因在于这些解释逻辑只关注经济地位的差别变动，并且只假定社会成员从经济地位中获得切身利益。但这样的假定不能回答，在广泛存在的城乡、群体差距不断拉大的结构背景下，为何社会情绪政治化现象会在某些特定的地点得到发展？社会差别构成人群类别，它们不断产生变动，但为什么一些原初的或新的社会类别差异，能够转化成与政治对立的态度，而另一些社会差异虽然持续存在，却和政治组织化无关？另外，如果只看社会差别存在的结构，我们无法解释为何同一类别内常常发生态度变异和重组。

为此，我们需要以更谨慎的态度寻找其他的研究要素，以便回应这些问题：为什么社会不满并非来自收入最低的群体？为什么社会不满更多的是城镇而非乡村？为什么具有政治含义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基层而不是其他层次？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社会差别都激发了政治对立？总之，我们需要解释，为何一些社会差别转化成对抗公共组织的政治情绪，而另一些则没有？这些疑问促使我们反思经济社会差别和社会不满之间的转化机制。收入差异在高速发展的社会有逐渐拉大的趋势，其对于分化社会类别、分裂社会关系的作用在学界已有共识。可以说这一解释作为一般性原理，中国也不能例外。但是如果停滞在这里，我们要做的主要就是平衡财富分配，促进社会流动。这固然不错，但是并不足够。我们还需要进入中国的制度历史和具体环境，探寻基层政治情绪形成的特定动力。

如果群体的政治倾向无法仅仅根据原初社会类别进行分辨，那么问题就需要推进一步：设问哪些因素影响着社会政治态度的集聚和转变？笔者在后边的分析中建议，在结构变化分析中增加一个观察要素——组织化关联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分析，在基层社会的公共体系中，个体结构位置的改变产生的广泛政治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