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下，亚洲地区的财富迅速累积，财富规模急剧膨胀，亚洲地区很可能在2014年超过北美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财富集聚区。然而，亚洲地区的财富管理能力远未跟上财富累积的速度，尤其是为高净值人群提供的私人银行服务在整个亚洲地区都呈现滞后匮乏之格局。这种格局既反映了亚洲地区整体金融服务水平的落后，因为私人银行是金融服务金字塔的塔尖，集中体现了一个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体系提供金融服务的范围、能力和质量；这种格局也反映了亚洲地区对私人银行的认识不足，甚至存在认识的误区——例如，许多人简单地将私人银行看作为“富人”服务的机构和业务，与“穷人”、与社会福祉无关。事实恰恰相反。确实，私人银行是为高净值客户提供相对特殊的金融服务。但是，在传递正确的财富观、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和社会公平、促进资本积累乃至经济增长等方面，私人银行都是积极而且非常重要的力量。

一 私人银行的渊源与界定

发端于欧洲的私人银行已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从时间上看，私人银行产生于瑞士，而后传递至欧洲，随之流传至北美地区，继而传递至亚太地区。在这几百年间，政策环境、经济形势、客户群体等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私人银行的内涵、外延也一直在变迁之中。对私人银行的定义既有着重于机构或组织形式的，也有着重于服务内容的。我们以为，私人银行既可以是指针对特定客户的特殊金融服务，也可以是指针对特定客户、提供特殊金融服务的机构。但万变不离其宗，特殊的金融服务——结构化财富管理是私人银行的本质。

（一）私人银行的发展历程

关于私人银行的起源，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15～16世纪，私人银行萌芽于欧洲，比较知名的如柯西莫·美第奇创办的美第奇银行，主要为当时的欧洲贵族提供财富管理及传承服务。后来，随着基督教加尔文派的兴起，许多受迫害的新教徒从意大利、法国等逃亡至瑞士日内瓦，他们带来了大量财富交给日内瓦的银行家们打理。于是，在声誉卓著的日内瓦银行家中，诞生了最早的一批私人银行家。另外一种观点是在17世纪，欧洲战事频繁，贵族们通常在外出打仗之前将财产托付给留守贵族管理，而这些留下来的贵族们便形成了早期的私人银行家。这两种说法虽有差异，但可以看出，传统私人银行通常以私人银行家为导向，所以时至今日，瑞士仍然将传统的合伙制私人银行称为私人银行家。

私人银行的产生得益于一系列因素：从需求方面看，包括例如规避风险、财产管理及其代际传承；从供给方面看，包括例如瑞士政治稳定、制度相对健全、地理位置优越等。除此之外，高度发达的商业贸易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瑞士私人银行的发展和繁荣，体现之一为财富形态的多样化，除了土地、房屋等之外，大量货币形式的资产急需保值增值；体现之二为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专业化。

随着欧洲商品经济、商业贸易的发展，富裕的个人和家庭对法律、税收、融资等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私人银行逐渐传递到欧洲其他国家，例如法国、英国、卢森堡、列支敦士登、比利时等。欧洲私人银行客户一般以财产继承群体为主，例如国王、贵族、富裕家族等，这决定了财富具有明显的代际传承特征。与此相对应，欧洲私人银行也通常具备世代传承的特点。例如英国顾资银行（Coutts）创办于1692年，迄今已传承了三个多世纪。这些继承“旧财富”的高端富裕群体的主要目标在于维持现有及未来的生活水准，所需私人银行服务主要是财富管理、遗产规划等。

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北美地区海运贸易的蓬勃发展，美国开始崛起。在此期间，大量财富被创造出来，并形成了一大批富裕人士，美国早期的私人银行业务应运而生。之后，美国相继经历19世纪30年代的房地产业、70年代的铁路业、90年代的钢铁及铁路和石油业，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汽车和石油业、80年代的石油及零售和房地产业、90年代的信息技术业的发展，每一阶段都涌现出不同的新富人群，使得大型银行（花旗银行、JP摩根银行等）的私人银行服务迅速成长。北美地区的“创富”特征使富裕人士的投资趋于激进，也促使私人银行业务呈现以产品为主的“投行模式”。

20世纪60年代起，亚太地区经济开始腾飞，先后涌现出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受经济强劲增长的推动，亚洲富裕群体规模急剧膨胀。欧美国家的主要私人银行陆续进入亚太财富管理市场，本土私人银行也开始起步，并逐渐形成了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等区域私人银行中心。在财富“西出东移”的趋势下，亚太地区有望超过北美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财富管理市场。但与欧美国家不同，亚洲尤其是华人富裕群体比较崇尚勤俭节约、亲力亲为，所需私人银行服务通常为信息咨询、融资、离岸业务等。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财富随之大幅增长。在经济、社会变迁过程中，先富阶层逐渐产生了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的需求。国内私人银行雏形始于1996年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成立的私人银行部，只要客户存款余额超过10万元便可享受多种财务咨询服务。随后，工行、建行、农行积极跟进，“理财金账户”“金秘书理财”“乐当家”“金钥匙”等品牌相继推出。不过，当时的私人银行业务等同于现在的理财零售业务，即为特定客户提供理财服务。2003年，“两法一规”的正式推出将国内信托业引入正规发展阶段。为了规避信托公司缺乏销售渠道的“跛脚”现象，中融信托成立私人银行部，功能与目前信托公司建立的财富管理中心类似。2007年，大批中资银行的私人银行部开业，中国开启了私人银行“元年”。

（二）私人银行的界定

虽然国内外的私人银行业务可谓历史悠久，但截至目前，有关私人银行的定义仍未达成一致观点。瑞士私人银行家协会给出的定义以企业的组织形式为导向，即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可以是单一所有权、注册合伙制、有限责任合伙制或股份有限责任合伙制等，要求其中至少有一位应承担无限责任的合伙人，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全权管理资产、遗产和资产安全等。符合该定义的机构也称为传统私人银行，例如瑞士的隆奥银行。

美国众议院给出的定义则是以服务内容为导向，即向拥有高净值资产的私人客户个别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包括接受存款、贷款、个人信托、遗嘱处理、资金转移、开立转服账户以及其他一切不向公众普遍提供的金融服务。上述定义与传统私人银行相对应，被称为现代私人银行，例如花旗银行的私人银行服务等。目前多数私人银行市场的界定以此定义为参考标准，例如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等，区别仅在于客户准入标准、市场准入条件等方面。

我国对私人银行的界定专指商业银行提供的特殊服务流程，即商业银行与特定客户在充分沟通协调的基础上，签订有关投资和资产管理合同，客户全权委托商业银行按照合同约定的投资计划、投资范围和投资方式，代理客户进行投资和资产管理操作的综合委托投资服务。由于这一界定来自银行监管部门，所以，其专注于商业银行而未顾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做法可以理解。但是，在混业经营的格局下，显然应该以金融服务或者金融功能来界定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私人银行服务；即使从组织角度来考察，也应该关注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设立的私人银行（部门）。

从国际上两大主流定义来看，瑞士私人银行家协会和美国众议院的定义虽各有侧重，但并非矛盾，因为绝大部分私人银行服务都是在特定的组织形式下、由特定的机构完成的，并且，都是针对高净值客户这类区别于一般金融服务对象的客户。所以，结合私人银行的特殊组织形式和特殊金融服务对象，我们认为，私人银行是在一定组织形式下、针对高净值客户开展的结构化财富管理（Structured Wealth Management）活动。这里，私人银行在组织形式、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上区别于一般金融服务。私人银行既可以特指针对特殊服务对象的特殊金融服务，也可以特指针对特殊服务对象、提供特殊金融服务的特定金融组织形式。无论如何，服务的内容——结构化财富管理都是本质。结合业内实际，私人银行业务是指金融机构为客户个人及其家族企业和相关基金会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综合化金融服务和全方位非金融服务的经营行为。私人银行业务的服务对象是人，并由此延伸至人（客户）背后的家庭、家族及家族企业等，服务范围涵盖以人为本的各种业务需求。私人银行业务是全功能、全覆盖与全天候的。

结构化财富管理源自结构金融。根据殷剑峰（2006）, “结构金融是一种金融中介活动，其中，通过金融中介将原始金融资产集合成一个资产池，然后，对资产池的收益和风险特性进行重新构造，形成新的证券即结构金融产品并出售给投资者”。结构化财富管理以高净值客户为服务对象，通过特殊的组织形式（如家族办公室）将高净值客户的原始资产（金融资产、实物资产、社会资本等）集合起来构成一个资产池，并对资产池的收益和风险特征进行重新构造，进而形成新的权益结构。结构化财富管理和结构金融都是一种金融中介活动，但是，前者除了强调特殊的客户对象和特殊的组织形式之外，还体现在结构化财富管理中的“财富”内涵更加丰富——除了金融资产之外，“财富”还包括实物资产、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等。从提供服务的流程上看，与结构金融类似，结构化财富管理的流程主要包括四个关键步骤：打包、构造、风险隔离、权益重构。

1．打包

打包就是私人银行从高净值客户处获取委托资产，并进行集中化管理的过程。委托资产既可以是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也可以是房地产、商品等实物资产；既可以是基础类证券，也可以是衍生类证券。私人银行将客户分布在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处的资产汇集到一张财务报表中，结合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实现对其金融资本、家族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的优化配置。

2．构造

构造的过程就是私人银行在注重高净值客户需求和个性化服务的基础上，将资产池中的资产重新分割为收益和风险不同的部分，然后据此对客户的资产池进行优化配置，构造新的资产管理组合。在这个过程中，往往还需要工具创新，以创造不同于原来资产池的风险、收益特征。

3．风险隔离

风险隔离的目的是在高净值客户的委托资产和其他资产之间设立一道“防火墙”，让委托资产池与其他资产的风险暴露无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通常采用两种方式：第一，投资于特殊的避险产品；第二，设立一个特别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第一种方式较为常见，比如借助寿险产品的特殊功能来实现破产隔离、规避税负等。但是，当客户的需求多元化时（例如代际传承、子女教育、财富增值保值），特殊的避险产品便“独木难支”。此时，无论在灵活性方面，还是在风险隔离的实际效果方面，第二种方式都显得略胜一筹，比如设立家族信托、慈善基金等。

4．权益重构

权益重构是指将受托资产与委托人和受托人（私人银行）的资产隔离开来，重新构造受托资产的所有权和收益权结构，是否权益重构是结构化财富管理区别于传统财富管理的关键特征。以家族信托为例，私人银行受高净值客户委托，设立家族信托，代为管理、处置家族财产。在此情况下，所有权和收益权互相分离，信托资产与原始权益人（高净值客户）、私人银行均处于风险隔离状态，收益权则按照客户意愿进行分配，以此帮助高净值客户规划财富传承。

二 私人银行与其他金融业务的差异

与传统财富管理相比，是否进行权益重构是私人银行最关键的特征。在传统财富管理业务中，金融中介机构只负责提供投资咨询、投资产品和交易渠道，财富的所有权仍然掌握在客户手中，相应地，财富管理的收益和风险也由客户自主承担。然而，在私人银行业务中，商业银行、家族办公室等机构通过设立信托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将受托资产剥离于客户其他财富，以避免将来客户或家族企业遇到风险时，受托资产被用于承担无限责任。从法律上看，客户将个人资产委托给受托人（信托公司）之后，这部分资产便归属于信托公司，客户不再拥有对这部分财富的控制权。

除此之外，私人银行与传统财富管理业务的差异还体现在业务对象、客户准入、产品服务、人力资源等方面。

（一）业务对象的差异

一般情况下，传统财富管理业务以“物”为对象，例如银行存款、证券、衍生品等金融资产。财富管理机构通过构造适当的投资组合，帮助客户实现降低风险、财富保值增值的目标。而客户在获取投资收益的同时，也对财富管理的风险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私人银行则秉持“以客户为中心”原则，完全按照客户需求进行“私人定制”。

具体来看，私人银行业务对象的独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二者的财富的内涵和外延，二是前者“人”在私人银行业务中的关键地位。

由结构化财富管理的服务流程可知，高净值客户委托的财富在形式上更加丰富，既包括传统意义的个人金融资产，也包括家族资产、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例如家族关系、声誉、企业家个人魅力等。私人银行将客户分布在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处的资产汇集到一张财务报表中，并结合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实现对客户金融资产、家族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的优化配置。

私人银行的存在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所谓People Business），成功与否也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足够密切（或私人银行/银行家与客户关系的密切程度）。在获取客户、挽留客户的过程中，私人银行秉持一切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原则，通过倾听、建议、实施、跟踪等步骤，不断加强与客户的沟通，并及时了解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从而真正按需开发、设计、整合产品服务，帮助客户实现财富保值增值、代际传承等目标。

（二）客户准入的差异

不可否认，传统财富管理业务也可能会以“人”为中心，但是结合资产规模对客户进行细分，可知其对客户准入并没有过多限制，这些客户一般具有数量庞大、可投资资产规模小、需求单一等特征。私人银行服务的“人”则是高净值客户，尽管具体标准因“行”、因地而异，但他们通常具备可投资资产规模大、需求个性化和多样化等特征。

具体而言，私人银行客户与传统财富管理客户的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二者的客户准入标准不同，二是前者对“了解你的客户”的强调。

根据定义，私人银行客户是一个高净值群体，而这其中细分为许多不同的群体。常用的分类方法以可投资产为基础，例如美国私人银行客户需要拥有100万美元以上的最低可投资产，中国香港地区私人银行客户则需要拥有至少300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的可投资产或至少100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由该私人财富管理机构管理的可投资产。近年来，私人银行机构更加倾向于采用多重细分标准，例如财富来源、职业、生命成长周期、生活地域等，这一趋势在大数据（Big Data）技术的潮流下更加明显。

作为私人银行与客户接触的第一道程序，客户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已经成为“了解你的客户”（KYC）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确保投资适当性的重要举措。尽职调查包括两种方式，一是一般客户尽职调查；二是增强型客户尽职调查。如果私人银行机构认为可以有效识别和核实客户、客户代理人和受益人的身份，且洗钱/恐怖主义融资风险足够低，则适用一般客户尽职调查方式；但对于外国政治人物、非常住居民等高风险客户，则需采用增强型客户尽职调查方式。

（三）产品和服务的差异

传统财富管理业务一般以“产品”为中心，即通过向客户销售产品来获取利润，也仅仅针对客户在生命周期某个阶段、某个金融需求提供服务。在此模式下，产品服务类型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难以提升客户的忠诚度。私人银行则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定制的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实现财富管理目标。与传统财富管理业务相比，私人银行的产品和服务具备全方位、私密性、个性化特征。

1．全方位

私人银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产品和服务，体现之一为产品和服务类型的多样化；体现之二为产品和服务覆盖客户或家族的整个生命周期。从本书第二篇可以看到，一方面，私人银行提供的产品服务不仅包括投资顾问、家族信托、离岸保险、慈善基金，还包括一系列增值服务，例如，高尔夫球活动、品酒会、艺术品欣赏会等。借此，私人银行能够提高赢利水平、拓宽客户渠道。另一方面，私人银行提供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涵盖了从继承遗产到接受教育，再到管理财产，进而规划遗产等整个生命周期。

2．私密性

保密制度是私人银行发展的重要保障。16世纪，为了避免泄露新教徒的财产状况，瑞士私人银行家逐渐建立起可以替客户保密并可相互约束的行规。1713年，日内瓦会议进一步颁布银行法规，规定银行职员（雇员、代理人或监督员）有责任记录客户信息，但是禁止将客户信息透露给其他人。到了1934年，瑞士政府通过《银行法》，从而将银行保密制度提升到法律层面。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等主要私人银行市场也陆续通过银行保密法，从制度上保证了私人银行客户的利益。2008年后，欧盟、美国等针对税收、洗钱/恐怖主义融资等问题对保密制度进行抨击，但由于银行保密法律并未变化，保密制度仍然是私人银行赖以发展的基础。

3．个性化

由于高净值客户需求的多样性、个性化，私人银行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更多定制化的特征。一般情况下，私人银行客户需求因财富来源、人生阶段、所处地域等不同呈现一定差异，为了提出针对性、专业化的最佳解决方案，私人银行机构一方面积极引入第三方产品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组织内部力量（依托金融集团优势）量身定制产品及方案。产品和服务是私人银行维护客户关系的纽带，也是私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通过构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产品和服务体系，私人银行可以在服务客户的同时，提高品牌价值（brand value）并建立长期客户关系（Long-term Client Relationship）。

（四）从业人员素质的差异

传统财富管理比较强调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例如专业知识、营销技能等，其中，对金融产品、金融市场和相关法律的了解是从业人员开展业务的前提保证，营销知识则是从业人员“获客守客”必须掌握的基础技能。私人银行对从业人员素质有着更高要求，在专业技能这些“硬知识”之外，还需具备一些“软知识”。以私人银行家为例，所需素质有三：一是学历，既包括专业知识，如会计、法律、税务等，还包括专业技能；二是资历，即具备跨地域、跨机构、跨市场或跨业务经验中的一项或多项；三是人生阅历丰富。

简言之，私人银行从业人员的素质可总结为两个方面：手艺人和朋友。

“手艺人”，顾名思义，是指具备一技之长的人。对于私人银行而言，手艺人的角色要求私人银行从业人员具备多元化的知识储备、丰富的从业经验、高超的行业技能，在协助客户实现财富保值增值、财富传承、财富保障等目标的同时，能够有效规避和防范风险；风险管理团队则能充分利用各种风险管理技术，有效识别、度量、控制和防范风险。

私人银行从业人员定位之“朋友”，实质在于对待客户的忠诚、诚实、守信。经验表明，私人银行家必须具有长远眼光，逐步与客户建立信任关系，这样才能让客户敞开心扉，并有可能参与到客户的生活之中，例如子女教育、其他家族事务等，从而提高客户的忠诚度。故而，私人银行通常严格要求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从上至下”传递正确的待客理念。

三 私人银行的意义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正确的财富观，但是，这样的观念主要依靠的是个人的修行、家族内部的训导，而非有效的正规社会组织。私人银行是传递正确财富观的主要社会组织形式——这与许多人简单地将私人银行看作为“富人”服务的机构完全不同。事实上，通过传递正确的财富观，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私人银行为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提供了巨大的正能量。在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帮助“穷人”的同时，通过管理“富人”的财富，促进有效合理的资本积累，因而私人银行也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最后，就一个金融机构或一国的金融体系而言，私人银行反映了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能力和品质，是整个金融服务业的金字塔塔尖。

（一）传递正确的财富观

私人银行是传递正确财富观的有效社会组织形式。在欧美发达国家，高净值资产人士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对私人银行在财富保值增值和财富传承方面的作用具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愿意接受私人银行提供的私密性、个性化服务。例如，欧洲的高净值客户在继承财富的同时，通常也会继承私人银行机构，并全权委托其进行资产管理；北美地区高净值客户中创业致富的人群比例较高，他们在管理财富的模式上比较激进，更加注重私人银行在财富保值增值方面提供的服务。

在创造、继承财富过程中，一些高净值人士逐渐形成独特的财富观，例如卡内基倡导将富人的剩余财富返还社会，并身体力行资助教育事业和医疗事业。而私人银行的服务理念能够将这些正确的财富文化传递下去，途径之一是向家族后代传承，途径之二是向社会大众传递财富文化。

在亚洲，高净值人士对私人银行的认识便没有这么深刻，尤其是在新兴的中国、印度等市场，由于金融服务的能力和品质所限，客户并不熟悉私人银行、家族信托等概念，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去了解以确定合作关系。同时，亚洲、尤其是华人中的高净值人士受儒家文化影响，更加崇尚亲力亲为，通过在家族内部传递勤俭节约的理念来传承和运用财富，他们并不愿意将自己的财富完全委托给私人银行打理，也不愿意跟私人银行分享私密性信息。

中国的高净值人士集中于改革开放催生的“创一代”，未来五至十年国内将有大量企业家面临财富和企业的传承问题。长期以来，“富不过三代”一直是困扰华人高净值人士的难题，其实质在于“创一代”在传承财富的同时，并未将对待财富的正确理念和企业家精神等无形资产传递给下一代。

参照国外经验，可知私人银行通过全方位、定制化的金融解决方案能够帮助客户实现财富、财富理念的传承。当前，国内私人银行机构/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中以财富增值类为主，财富保全、财富传承和财富保障性服务居于配角，如何传递正确的财富观、为社会服务更加不被重视。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国内高净值人士对私人银行助推财富传承、财富文化传递的认识不足，原因之二则是私人银行机构/部门处于早期的成长阶段，产品和服务水平有限。简单地说，对于经济发展程度刚达到上中等经济体水平的中国，创造财富的动力强劲，合理管理、传承和运用财富的能力和意识却亟待提高。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力促进私人银行业发展，有助于形成健康的财富文化。

（二）推动慈善事业，保持社会和谐

除了传递正确的财富观之外，私人银行也是促成社会公平和谐的重要手段。在欧美发达国家，个人或家庭在慈善事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经济社会的发展、私人财富的增加、金融服务水平的提升拓展了慈善的传统内涵，并使其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财富管理工具。随着慈善组织种类及数量的增多、慈善捐赠形式的多样化，慈善的选取需要综合考虑税收安排、遗产规划、控制权要求、家族参与程度等因素，越来越需要专业机构的参与。目前，慈善服务已成为境外私人银行服务的重要内容，私人银行基于开放式的财富管理平台，向客户提供全方位定制化的慈善服务。

国外慈善捐赠种类包括终身收入捐赠、遗产捐赠、慈善信托、家族慈善、“另类”慈善捐赠等，通过多样化的慈善形式，私人银行可以在满足高净值客户的退休计划、遗产规划、财富传承等需求的同时，推动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猛，从2013年数据看，全年社会捐赠总量约1100亿元，各类捐赠总价值突破1363亿元，但也可看到，企业法人捐赠仍是主力，约占我国年度捐赠总额的69%。而根据招商银行-贝恩公司《201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一些高净值人士（8%），尤其是超高净值人士（约15%）希望私人银行提供参与慈善事业的渠道。现阶段，高净值人士主要选择自己，或通过朋友圈，或委托信赖的组织或个人开展慈善活动，直接通过私人银行机构参与慈善活动的比例并不高。

国内公共慈善组织（如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大多具有政府背景，并且似乎愈发缺乏公信力，私人慈善机构则面临筹款限制、注册和运营困难等制度性障碍。在此背景下，公益信托、家族基金会等为国内高净值人士提供了参与慈善活动和具体项目运作的新视角，也成为私人银行慈善服务的重要突破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2001）第63条，公益信托的信托财产及其收益，不得用于非公益目的。然而，目前国内公益信托仍处于探索阶段，公益性质和类公益性质的信托计划也屈指可数。家族基金会作为私人银行服务的重要工具，能够帮助客户实现财富保护和转移、遗产避税、养老金计划、慈善事业等目的，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家开始通过“家族基金会+海外信托”的架构安排来实现家族企业的管理、控制和传承。

在公益信托和家族基金会之外，国内私人银行还能够通过更多工具推动慈善事业，例如家族信托、慈善基金、遗产捐赠等，但需要政府的制度支持，其一，健全信托制度，真正体现信托“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原；其二，优化税收政策，充分发挥税收优惠对私人捐赠的激励作用；其三，完善慈善立法，规范国内的慈善生态系统。

（三）促进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增长

作为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的主要服务形式和组织形式，私人银行在宏观层面推动了本国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可以看到，经过多年发展，瑞士、新加坡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离岸私人银行市场，通过提供个性化的高端金融服务，从周边国家吸引了大量资金涌入，这除了凭借稳定的政局、高素质的从业人员、严格的保密制度，还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以新加坡为例，2013年资产管理规模（AUM）约1.82万亿新元，其中77%源自新加坡之外的国家，在资产投向方面，约67%的资金被配置在亚太地区。

移民投资也成为各国吸引资金、刺激经济的重要法宝。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陷入疲软，主要国家陆续调整移民政策。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移民国家向来受移民关注，为了获取更多投资，相继提高移民门槛；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则创造移民满意的政策以吸引高素质投资者。事实上，移民的目的不外乎寻求更丰富的教育资源、更安全的投资环境、更高的生活品质等，而这些恰恰是私人银行的核心功能之一。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财富规模、高净值人群大幅增加。2012年，全球净储蓄规模约8万亿美元，其中我国净储蓄达3.26万亿美元，占比高达41%。然而，如此巨额的资金并未完全用于发展国内经济，原因之一是移民投资，原因之二是资产转移导致的资本流失。

改革开放初，国内出现了第一波移民潮，20世纪90年代，“海外留学热”又催生了第二波移民潮。这两次都是以“穷人”移民为主体，主要目的是到发达国家“淘金”“镀金”。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尤其是2008年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大涨，创造了一大批富裕人士，也逐渐形成了以境外投资移民为主的第三波移民潮。根据《2013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约60%的高净值人士、70%的超高净值人士正在考虑或已经完成投资移民。

资本流失对国内经济增长、税基及宏观政策均产生负面影响，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期也会形成冲击。在此背景下，推动国内私人银行发展，能够缓解资本流失、促进资本积累。因此，需要鼓励、规范国内私人银行机构发展，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将更多潜在客户及其资金留在国内市场；同时，为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不断降低金融创新限制，通过完善金融产品体系吸引更多配置资产。

（四）引领商业银行转型，推进金融体系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对于一家金融机构或整个金融体系而言，私人银行是金融服务业的金字塔塔尖，具备全方位、高品质、个性化、私密性等特征。一般情况下，私人银行业务占用资本少、赢利水平稳定、综合经营风险相对较小，能够反映出一家金融机构或一国金融业提供综合服务的范畴和质量。

近年来，国内银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商业银行获取利差收入的稳定性不断下降，加之技术创新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迫切需要进行业务转型，而转型的要义之一便是降低利差收入、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显然，商业银行拓展增值性的私人银行产品和服务能够明显优化其业务及收入结构。

私人银行能够改善客户服务，提高整体竞争力。其一，私人银行业务占用资本少、附加值高，有助于商业银行深度挖掘客户；其二，私人银行业务能够作为商业银行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试验田”, 2013年9月，兴业银行等11家商业银行试点理财资产管理业务，推出私人银行业务，这将极大地提升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能力，提高品牌价值；其三，私人银行业务是弥补财富管理需求缺口的重要元素，2013年末国内可投资资产规模约80万亿元，资产管理规模约40万亿元，其中私人银行管理资产仅为3.6万亿元，如此庞大的财富管理缺口，将成为商业银行整体竞争力的无限动力和潜在源泉。

商业银行内部的私人银行部门还能够与其他业务部门进行资源共享，实现合作共赢。例如，与零售银行合作，表现为零售部门向私人银行部门推荐客户（Client Referrals）；与资产管理部门合作，表现为资产管理部门为私人银行部门提供合适的产品，同时私人银行部门分销资产管理部门的相关产品；与投资银行部门合作，在企业初次募股、发股配售上得到高净值客户的认可和支持。

大力发展私人银行业务不仅为商业银行带来了发展机遇，也给一国金融体系顺应综合化、国际化、集约化趋势提供了必要条件。

私人银行的发展能够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在国外市场，私人银行机构类型多样，包括银行系私人银行（单一型、全能型、混合型和投行主导型）、非银行系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独立财富管理机构等。就银行系私人银行而言，组织模式也包括独立运营的“事业部”模式、旨在积累客户的“大零售”模式、“大资管”模式等。多样化、灵活性、高效率的特殊组织形式丰富了金融体系的层次，助推了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形成。

私人银行的发展有助于金融体系创新。高净值客户需求的全方位、个性化、私密性决定了私人银行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金融创新过程，体现之一为产品和服务创新，如家族信托、慈善基金等；体现之二为金融机构创新，如家族办公室等；之三为经营理念的创新，如以客户为中心、按需定制等。

私人银行的发展助力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目前国内仍然实施分业监管、分业经营模式，尽管商业银行财富管理部门销售的理财产品已经实现了综合化服务，但业务体系略显单一，与国外同行相比仍将处于竞争的不利之地。国外经验显示，私人银行的发展离不开适当的宏观金融监管环境。伴随着金融混业经营趋势，分业监管模式已经远不能胜任，综合监管模式成为大势所趋，私人银行的发展为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提供了契机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