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改革与中国的长期发展

郜若素（Ross Garnaut）宋立刚 蔡昉

一 导论

2013年7月，我们出版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新模式》一书。自那以来，旨在创建中国经济增长新模式的改革突飞猛进。今年，我们结合新的情况，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增长新模式。中国希望通过转型，实现由中等收入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的转变。本书对新模式成功转变和运作所必需的改革给出了定义并进行了探讨，描述了成功之路上的诸多阻拦，分析了未能平稳“跨栏”时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辨析了中国在调结构、促民生进程中的诸多良机。

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批准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市场化改革计划。2014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规划了在资本、劳动力、商品和服务四个方面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的政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扩大消费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提高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村居民和非熟练城市工人的收入；减轻中国经济增长对本国和全球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以便加快进程，最终实施一种增长新模式。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11年间，中国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旧模式，迅速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1978年时，中国物质匮乏，超过半数的中国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到2011年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告别了基本生活必需品短缺的年代，过上了小康生活，更好地享受着现代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

与此同时，在旧的增长模式下，产能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长中的很大部分又重新变成投资，成为投资驱动型增长的新增量。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变成产业工人，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之间的发展差距持续快速扩大，但实际工资并无相应增长。新增收入过于集中在国家和私营企业家手中，扭曲了收入分配，使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驱动，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又过于依赖基础设施和重工业的建设与发展，并由此产生对于能源和金属的需求暴涨，从而对中国和世界的自然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在2014年出版的那本书中，我们曾经在导论一章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经济增长旧模式问题重重，需要检讨。自2005年前后以来，中国人口转型与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互相交织，劳动力日益稀缺和昂贵。中国经济增长由此进入转折期，结构调整的压力日益增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一年左右的经济紧缩也至此结束。克服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成为当务之急，增加收入和扩大就业成为优先课题，一些深化改革的措施也因此而推迟；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全年，通过进行财政和货币刺激，旧的增长模式得以暂时增强。2010年开始的经济增长让中国重拾信心，为深入讨论改革大计、形成经济增长新模式的早期共识创造了条件。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中，可以发现增长新模式的各种构成要素。

2012年以来，改革继续深入前行，且更有针对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新一届领导人已经决定加大改革的力度、深度和广度。中国在改革金融和劳动力市场领域、融入国际经济、利用财政政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高级官员进行反腐败调查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上述部分政策已经使中国经济运行的统计数据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巨大、构成复杂的经济体来讲，某些变化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中国经济增长已如预期有所放缓，年增长率从1992～2011年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旧模式的10%下降到2012年时的7%～8%，经济增长出现了由超高速增长向增长新常态的转型。劳动力短缺时代已经开始，但巨大投资在支出方面所占份额在目前已经有所遏制。维持巨大投资与放缓经济增速意味着生产力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要把增长率维持在7%～8%，则必须通过改革，扭转生产率下降趋势。内需如期扩大，但来自消费增长的内需扩大比重不高；工人工资和农民收入增长迅速，对缩小城乡差距有所贡献，但迄今收效甚微；如期实现了在能耗强度和排放强度上的减排要求，对环境产生的有害排放显著减少。在环境方面，中国已经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挑战都堪称巨大，使得它在2015年制定减少煤炭使用、降低能源消耗策略时必须有更为宏伟的目标。

现在，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国家过渡到中等收入国家，因此更有必要进行重大改革和结构调整，以实现可持续增长并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改革应当涵盖财政、劳动力、土地市场、公共财政制度和中国与国际经济的关系等诸多领域。本书带领读者领略中国最近在改革和结构调整方面的诸多进步，从整体上和诸多局部领域领会调整对经济表现的相互关系，提请注意中国政府在推动向经济增长新模式转变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些改革技术复杂，需要政府顾问提供大量相关信息和参考意见，需要领导人具备领导才能和政治判断力。唯有如此，才能规避诸多风险，实现稳定增长。相反，如果经济表现较差，这些风险将会破坏政治稳定。

除中国外，许多其他国家在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都陷入了困境。过去三十五年来，中国推进改革和经济现代化，取得了辉煌成就，因而在转型时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尽管如此，由于这一转型任务十分艰巨，认为中国向发达经济体转型会一帆风顺的任何假设都是不明智的。

一些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分析家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新一轮改革，认为中国面临诸多挑战。他们的这些独到见解将在本文中得到呈现。在之后的各篇文章中，笔者将分析中国进入改革和增长攻坚阶段时的独有优势，将讨论改革可能给中国带来经济下行和震荡的不利之处。读者可以借此发现中国经济取得早期成功和存在潜在问题的各种表象。

不过，我们首先应当了解的是，新一轮改革和向发达经济体转型面临的新挑战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顺应中国经济史的发展潮流的。

二 历史长河中的改革时代

与1978年以前的数十年相比，我们只知道，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所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经济日益发展壮大。

古代中国是世界文明的早期发展中心之一。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时期，首都长安（今西安）就在城市面积、人口数量、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方面与同时代位于亚欧大陆西部的罗马帝国并驾齐驱。汉朝历时四个多世纪，在政治上比罗马更为成功，在内忧外患的不断侵扰之下能够迅速恢复元气。远离战乱和政治统一有利于技术进步的逐渐积累和缓慢提高，人口增长消化了生产的周期性增长，因而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看，人均收入增幅不大。这就是传统的增长方式——一个直到18世纪晚期以前，全球文明都遵循的增长方式。技术、商业和管理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古代中国在这几方面都贡献巨大，但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而进入生产率可持续增长的新时代。

1700～18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0.85%，因而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增长都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数量所吞噬。人口增长率与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增长率并不同步。

在那些日子里，中国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在和平与繁荣的古代世界并非异常。18世纪晚期，在欧亚大陆西端的一些近海岛屿上发生了极不寻常的事情。英国确立了可持续增长的发展模式，使其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同时发生。让早期经济学家感到惊奇的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后，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反而下降了，因此能够维持并加快生活水平的可持续增长。如今，我们认识到这些发展变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开端。

1820年起，法国大革命、欧洲的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将欧洲大陆的旧秩序连根拔起，使得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得以扩展到西欧大部分地区。1820～1952年，除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外，欧洲在其余时间里大都处于和平状态。在这期间，欧洲经济年均增长1.71%，人均产值年均增长1.03%。在此期间，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游离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之外，经济年增长仅有0.22%，人均产值年均增长则下降到0.08%。

经济增长速度上的细微差距叠加一个多世纪后，中西之间在经济规模和战略力量方面出现了巨大鸿沟：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1820年的1/3下降到1952年的不足5%。

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起源于西欧。实现这一增长需要若干前提条件。中国在这一模式扎根于西欧时已经具备了这些前提条件。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现代化制度方面非常成功，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后来者。拥抱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意味着需要进行颠覆性变革。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有着业已确立并成功运行的政体制度。它们接纳现代经济增长模式，需要清楚地表明：可选路径就是进行颠覆性变革，这种变革一般是外来侵扰所迫，也有可能是因为经济增长致使战略力量增强的外来征服者所致。历史上，日本的政治精英们曾经达成一个长期共识，即与19世纪70年代外国入侵所产生的破坏作用相比，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颠覆性后果并不严重。75年后，中国政治精英才形成了类似共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明确表示要践行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后，历史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采取了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按常规方式衡量，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主要得益于产值中转为投资部分所占比重的大幅增加。1949～1978年，按照某些指标衡量，中国经济年均增长6%左右。不过，这种增长的性质使得该统计数字不能准确地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过分集中于工业领域的基本建设，尤其是过分集中于重工业。在资源分配方面缺乏市场调节，国际交换规模很小，生产效率少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少有改善。中国与最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1978年，中国决定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根据郜若素等学者（Garnaut et al., 2013）的描述，1984年前为中国改革的早期阶段，以农村为重点，以增强经济活力为中心；1985年起，中国开始对城市经济进行改革，改革的对象包括中央计划体制，改革开始时，其思路并不清晰，但随后的发展及所带来的成果却具有决定意义；1992年起，中国迎来了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的长期经济增长；经过有政府背景的经济实体之手，中国实行了大规模的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不仅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1997～1998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使其经济增长在21世纪初更加依赖巨额资本投入、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

改革使中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联产承包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富有活力的乡镇企业在人民公社的废墟上异军突起，农村经济充满活力。权力下放使地方政府能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经济；21世纪初期，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第一出口大国、第一大贸易经济体，在储蓄率领先全球的同时，中国还成了全球最大债权国和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据世界银行估计，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参见《金融时报》, 2014），中国将在201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企业所有权多元化后，要求进行复杂的制度创新，以确保对市场经济扩张进行有效规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大多数中国人开始过上小康生活。中国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浪潮。

改革中的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这一增长不仅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城市经济所占比重和高速增长的投资额方面，也体现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方面。中国在这期间取得的长期经济增长前所未有。根据1990年吉尔里-哈米斯元（Geary Khamis dollar）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来看，中国在1995年时人均产值已经达到2000美元。自那以后的十六年间，这一数字翻了两番，达到8000美元。与其他所有国家相比，中国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这一里程碑式的跨越（见表1）。老牌发达国家为此耗时大约一个世纪；比较接近中国这一速度的是其东亚邻国，即韩国（历时20年）和日本（历时17年）。

三 经济增长放缓和未来增长新源泉

2011年以前的改革年代中，中国和中国人民在依靠海量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旧模式中获得了巨大好处。正如郜若素等（Garnaut et al., 2013）指出的那样，旧的增长模式成功后，该模式下一些要素，如2005年以来出现的劳动力日益短缺和实际工资不断上升的积极作用逐渐弱化（Garnaut, 2010; Cai, 2014）。随着收入的日益提高，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的继续扩大、消费增长的放缓、对消费可选择性的不必要限制、公款消费的日渐高涨、本地和全球环境的持续恶化，中国人认为，增长旧模式的副作用越来越不可接受。其他一些副作用，如出口顺差继续扩大、房地产泡沫居高不下、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失控，也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

这些问题中，多数问题都是在改革中累积而成的，与市场导向的发展方式并无内在联系。相反，这些问题表明，市场机构和市场监管，特别是与要素市场和环境保护相关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监管，没有到位。

在经济增长新模式下深化改革，是通过现代经济转型走向成熟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中国劳动力在人口总数中比重的绝对下降，劳动力供给数量由增转减，使得这项改革更具紧迫性。“人口红利”消失后，资源的高效分配对生产率增长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分配对于促进生活水平的持续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新模式之下，资本积累的速度将会放缓，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重要地位将得到提升。但是，持续不断地提高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赖于该国要素的合理及有效配置，从而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的发生，而这又取决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经不可避免。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开始步入短缺阶段，存量资本增速放缓并被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部分抵消；或者在更大程度上表明，中国生产率增长已经进入下行轨道。在极端情况下，后者可能会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王庆等（Wang et al., 2010）指出，一个国家在其人均GDP（根据1990年吉尔里-哈米斯元计算出的购买力平价）达到7000美元时，人均GDP平均增速将显著下降。Maddison（2006）的数据显示，在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之后，40个经济体中，有31个经济体都出现了增速下降。在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之后的十年里，平均经济增速下降2.8个百分点。

中国在2008年迎来了它的增长拐点。当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的出口需求增速下降趋势不可逆转，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面临下行压力。危机爆发后，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扩张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就业与收入双增长，但仅仅暂时掩盖了从根本上提高生产率的改革呼声（Cai, 2012）。如今，坦然面对经济增长放缓已经成为践行经济增长新模式的新常态。

四 经济增长新模式的改革内容

中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一种强烈共识，即需要进行广泛改革，建立经济增长新模式。既定的改革方向就是重新调整政府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

在人口红利消失和存量资本增速下降的预期下，中国领导人决定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为了增强和提高劳动力供给的质量，中国政府已经宣布采取多种措施，包括放松独生子女政策；允许农民工成为城市常住人口，以提高城市劳动人口数量，使其在城市工作早期积累的技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Song et al., 2010）；加大教育发展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居民和农民工孩子教育的支持力度，以提高劳动力素质。

劳动力市场改革与社会保障、卫生保健和教育服务的改革紧密相连。这些改革，对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至关重要。

其他方面的改革重点是完善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以便更加高效地分配资本，并降低金融风险。这些改革，与机构改革紧密相连，旨在为民营企业松绑，促使国有企业提高资源使用效益。对于地方政府财政来说，其财政必须受到更严格的财政纪律约束，避免地方债务的过度膨胀，以免不断上升的地方债务破坏金融稳定。需要有效发挥土地市场的作用，提高经济效益，缓解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此外，中国还制定了涵盖领域广泛的改革计划，以提高法制运行状况，进行要素市场改革，提高市场监管质量。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制度变迁与发展过程，是一个在本质上必须循序渐进的发展历程（Perkins, 2013）。

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是，将中国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宏伟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要稳是这一指导思想的基本要求，其重要性已经为中国经济领域的成功改革所证实，并将继续发挥作用。中国政府将同以前一样，认为中国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阶段，政府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以弥补市场之过与实践市场之不及。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国有企业在建设基础设施、发展重工业和提供金融服务诸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问题，已经形成并将继续坚持这一共识。

然而，运用行政力量进行市场调节，可能不利于或干预某些市场，特别是要素市场的有效运行。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要维持一个合理的增长势头，就必须提高生产率，但国家的作用或对市场运行的行政干预会阻碍生产率的提高。当然，降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影响深远，一些行使国家权力的个人或既得利益集团出于个人目的会加以阻挠。这也正是目前阻碍改革的源头所在。

中国能否从人均GDP8000美元（按1990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基础上继续前行，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方面跨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取决于经济增长新模式下的深化改革。目前，中国领导人已经表示将在诸多领域强力推进改革，旨在建立以市场为主体的资源分配的新制度。新的一轮改革要求排除并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与此同时，金融领域改革的深入，审慎监管下的一些做法也会给经济的运行带来一定的风险，甚至可能会造成经济增长的下滑。经济增长的显著放缓，就业和收入提高上的压力是否会导致改革步伐的放慢并重新回到国家主导投资的旧模式上来？这种可能出现的经济增长的停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旧增长模式的回归，会降低中国在下一个十年前后成功转型为现代经济体的可能性。

在本书的其他文章中，可以看到对经济增长新模式下中国各方面深化改革的详细描述。

五 本书的结构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共21篇文章。第一部分讨论了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巨大力量。这些基本力量的相互作用，决定着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向前发展，并最终跨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第二部分讨论了中国国内和全球正在盛行的环境保护优先观念如何对经济发展某些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本书的第三部分详细论述了金融领域的改革。它是贯彻经济增长新模式的必备条件，具有效果直接、情况复杂、风险较大的特点。在论述了金融领域改革后，本书第四部分重点关注了要素市场，即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本书的第五部分共五篇文章，对决定生产力增长的重要因素进行了考察。

本书第一部分共有七篇文章，读者可以从中一览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新模式的全方位理解，包括：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变化、收入分配、所有制形式与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避免的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道路上的重重陷阱。

在本书第二章，陆旸和蔡昉解释了中国在最初的数十年改革中如何享受“人口红利”。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并且不可逆转，劳动力短缺由此产生。只有用“改革红利”取代“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才能继续维持。作者在增长核算框架内对政策引导的各种人口变迁情形进行了模拟，证明人口变迁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会产生显著差异。从改革衍生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保持合理的强劲增长至关重要。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有助于促进短期经济增长，但无助于长期经济增长。对于长期经济增长而言，全要素生产率至关重要。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日益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生产要素投入的日益增加。

陆旸和蔡昉两位学者认为：要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劳动力的数量和素质，提高生产率。文章讨论了下列重大政策的含义：应当尽快将“单独二胎政策”调整为“全面二胎政策”，以提高总和生育率；通过改革，创建更加平等的竞争环境，改善市场运行效率，这是提高生产率增长速度的重要必备条件；改革户籍制度，大幅度提高安置费用，使城镇化后的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享有的同等权利；制订计划，优先训练在职劳动者，提高创新速度，提高生产力的增长速度。

本书的第三章，王小鲁和周伊晓考察了中国经济的各种不平衡发展之处，并将其与特别低迷、直到最近仍在下降的中国消费支出份额相联系。大规模投资使得产能迅速扩张，消费增长不能与基本建设投产和产能同步增长，导致国内需求持续不足、许多领域产能严重过剩。他们认为，消费需求疲软源于一直居高不下、直到最近仍然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分配不公有多种原因，包括：劳动保护不配套、社会保障不到位、公共福利制度不健全；国有企业力量过于强大，垄断了资源，控制了市场；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对于数量巨大、规模日增的公共资金的不当使用；中国财政与资源管理制度漏洞、监管无力；法律权威地位缺失、缺乏透明度；金融交易监管缺位。

作者认为，最近开始下降并持续低迷的消费率，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对国外市场、金融危机后对于扩张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过分依赖有关。他们认为，无论是对于出口的过度依赖，还是对于财政与货币扩张政策的过度依赖，从长远来看都是不可持续的。应当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为此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在全社会改进收入分配制度，使全社会都能沐浴在公平的阳光之下。实现公平与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并不矛盾，相反，两者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Son Ngoc Chu和宋立刚在第四章中讨论了国家控制、企业家精神和资源分配之间的关系。作者研究了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下制度变迁对资本、土地、能源和公用事业效用的影响。通过对资本、土地和资源进行控制，国家收取了巨额租金，并将其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公共物品供给。有时候，这种做法成功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为政府与企业进行寻租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在某些领域，对于竞争性寻租活动已经造成产能过剩，并阻碍了私营企业的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在竞争激烈的产品市场领域，政府干预介入要素市场，对私营企业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更大了。不过，总的说来，在改革时期，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好势头。国家放松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力度后，私营企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对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都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东亚经济体相比，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畸高。Owen Freestone和Dougal Horton在本书的第五章中分析了造成中国高投资率的可能原因，探讨市场导向的深化改革会如何减少投资与刺激居民消费。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是最近数年过度投资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一些亚洲经济体也经历了从中等收入阶段向发展经济体的转型；它们在转型过程中，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都下降了大约10个百分点。以此为基础，作者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运用于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考察了十年内中国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下降10个百分点（同时考虑到居民消费的相应增加）的后果。他们认为，这一下降目标完全可以实现，并且不会破坏经济增长，也不会对同一时期旨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改革产生阻碍效应。抑制过高的投资比重，提升居民消费所占比重，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对生产资本再次进入投资的需求产生抑制作用，并增加服务消费，使出口小幅下降、进口小幅提升。

历史上，世界上有若干国家加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未能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在过去数年里，中国人展开了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大讨论。本书的第六章中，冯颖杰和姚洋通过对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国家之经历的分析，证明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他们的分析表明，中等收入国家要成功跨越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的条件通常包括：较高的储蓄率、强大并充满活力的制造业、较高的教育水平、有利于转型的人口结构（劳动适龄人口比例较高，人口抚养比例较低）、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上述大部分条件，中国都已经具有，但是公平的收入分配这一条件例外。作者因而得出结论，中国增长潜力巨大，但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以便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中国应特别注意对农村青年的教育和对农民工的培训。目前，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收益远远高于物质设施方面的投资收益，因此中国中央政府应当将其对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转为对地方教育经费的投资。

中国经济体量很大，但它的贸易伙伴经济增长缓慢，这就限制了中国向其贸易伙伴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空间。中国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的增加。本书的第七章，Rod Tyers和张莹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采取了财政扩张政策，加大公共投资力度，国内需求有所增加。不过，在未来的时间里，省级地方政府负债累累这一情形将会从源头上影响国内需求的增长。为实现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决定调整产业政策，修订贸易政策，完善土地所有权方面的法律，修改独生子女政策，建立与中央和地方各自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与税收制度，推进城镇化（改革户口制度）和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可以预计，因为大多数上述改革措施的原因，这些变化将会对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例外。

为了分析这些改革措施对中国短期经济表现的影响，Rod Tyers和张莹运用经济总体模型（Economy-wide Model），对工业和服务业领域17个寡头的行为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解释。通过该模型，可以考察产业改革、规制政策和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如果继续推行财政扩张政策，即使能够保证大量的公共投入组合，也不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重工业和服务行业中，改革潜力巨大，可以降低成本，增加产值，推动私人消费，提升现代部门的就业水平。资本和财政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作用则不太确定，甚至可能会产生负面作用，这取决于外国资产的可自由兑换需求是否正受制于目前的资本外流管制措施。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们对协调经济增长与保护自然环境这一新目标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重点关注。

在第八章中，张永生考察了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如何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他首先讨论了中国的情形，然后评论了它对较贫穷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传统观点认为，贫穷地区在发展道路上会遭遇不小的发展障碍，如地理位置偏远、交通条件不便、市场规模较小、资源禀赋较差、资本短缺、人才不足和技术落后。不过，这些不利之处大多已经被两个巨大的变化所抵消，即首先因为仍然处于不发达阶段，贫穷地区仍然保留着美丽的自然风景和浓郁的文化特色，这在今天是一种稀缺资源，对发展殊为有用；其次技术变化降低了边远地区的交通成本和通信成本，互联网缩小了边远地区与人类活动中心之间在教育与商业活动方面的鸿沟，能源多元化的成本因为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而降低。张永生强调，采取不同发展道路的贫困地区会发现，建立在优质环境基础之上的产业具有相当大的价值。

Frank Jotzo和滕飞在本书的第九章中提供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最新数据和2020年排放强度目标执行进程。作者指出，中国投资和重工业在经济活动中保持相对较高的比重，国内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建、对外出口的快速增长、在许多产业（尽管不是全部产业）和工艺流程中相对较低的能源效率使得中国的能源强度和排放强度高得异乎寻常。与此同时，它们也表明中国在进一步降低排放强度方面有巨大潜力。由于煤炭在中国能源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能源供应的排放强度相对较高，比美国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高20%，比欧盟平均水平大约高36%。中国的政策目标是降低煤炭在其能源供应总量中的比重。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早期成果，但前面的任务依然艰巨。

中国推行清洁能源的政策动机不仅在于要完成应对气候变迁的减排目标，也意在——也许更主要的目的在于——降低城市大气污染。这意味着，要持续提高能源效率，用其他能源代替煤炭，以遏制日益增长的煤炭使用量。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它将更加重视发挥市场机制在气候变迁政策和其他领域中的作用。碳排放交易计划已经启动，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形成全国性的碳排放定价机制；如果这一机制能够形成，它是否能够行之有效。中国需要在能源市场领域进行更多的市场化改革，才能使碳排放定价机制有效运行，才能对节能减排产生激励作用。

本书的第三部分对金融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金融领域改革情况复杂并暗藏不稳定的风险，但地位非常重要，因而势在必行。本部分共有四章，关注的问题范围广泛又各不相同。通过阅读这四章，读者可以了解中国在这方面的改革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黄益平、李冉和王碧珺在本书的第十章中回顾了迄今为止的中国金融领域改革历程，对其取得的成绩进行了评估，并对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加快金融改革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就中国金融现状来看，必须进行改革，没有其他选择，其原因有三个：一是过去的金融压抑曾经对经济增长产生过积极作用，但现在已经变成消极作用；二是金融压抑日益成为金融风险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因素；三是金融领域的许多政策限制已经正在被经济发展所消解，新的金融制度呼唤新的金融管制框架。中国政府的金融改革计划共有11个要点，包括：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普惠制金融机构、鼓励金融创新、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监管协调机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在金融领域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其中，又有两大重点领域：短期内是利率市场化；之后是货币国际化，包括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作者们认为金融自由化是一条充满荆棘之路：一方面，它能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金融动荡。要避免出现重大金融动荡，关键是在实行金融自由化之后要确保这一改革的配套措施完全到位，并且改革必须循序渐进。在资本项目开放之前，必须改革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必须消除利率错配，否则就一定会发生金融危机。加快金融自由化这个大方向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采取正确的方式。

Alexander Ballantyne、Jonathan Hambur、Ivan Roberts和Michelle Wright在第十一章中指出，中国目前的金融架构与20世纪70年代晚期、20世纪80年代早期放松管制之前的澳大利亚金融制度有些相似。本章详细回顾了澳大利亚的金融自由化历程，但用意不在于向中国推销澳大利亚模式。实际上，因为在发展阶段上，目前的中国与当时的澳大利亚在金融制度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作者希望本章能够帮助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从中吸取教训。本章全面描述了澳大利亚金融改革的后果，指出它背离了当初的改革设计和经济学教科书原理。本章重点讨论了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作者探讨了澳大利亚在金融改革方面的历史经验。从中可以看出，因为在金融改革中实行了金融自由化，澳大利亚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出现了通货膨胀，并在1990～1991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作者对中国情况进行了分析，讨论范围涵盖了20世纪80年代的银行制度改革、利率改革、资本管制改革和汇率改革，涵盖了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市场增长和银行部门的脆弱性，涵盖了20世纪90年代晚期和21世纪初的利率自由化措施，涵盖了20世纪90年代的汇率体制和资本管制。接着，本章讨论了正在演进中的中国金融改革议程。

作者们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澳大利亚金融管制的放松顺序可能不是最优选择。例如，在对冲市场和审慎监管框架等某些方面，中国的现行制度建设情况远远领先于20世纪70年代的澳大利亚。从广义上讲，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动力。放松国内金融管制，可以创造更多渠道，便利资本流动，降低资本管制效率，增加资本流动压力。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可以为更广泛范围内的金融领域改革创造需求，以便对新增的资本流动进行管理。改革有风险，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改革的风险远比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所面临的风险更大。

马国南和Robert McCauley在第十二章中对中国与印度的金融领域、改革需求和改革计划进行了比较。比较表明，印度金融领域开放程度远高于中国，两国都需要资本项目开放并且任重道远，两国在资本项目全面开放时都将面临国内资本大规模流入的压力。两位作者认为，中国决策者们在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时，需要考虑可能带来的动态变化和波动风险。

作者指出，一旦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短期资本净流入可能会伴随着中期资本净流出。起初，会有大规模的对内证券投资和银行资本流动，它们将相互交织但方式不可预告，国内金融制度中现存的不平衡状况将进一步加剧。金融不平衡与金融脆弱性一起，可能会在一个流动更加自由的环境里触发资本外流。决策者们不仅需要考虑即期货币市场收益率差额及其与汇率波动的关系，还要考虑中国信贷同时激增所带来的不可预知的后果。考虑这些，并不是反对渐进的资本开放，而是建议保持有力与到位的测量系统，以便让政府能够掌控全局。

第十三章中，Wing Thye Woo指出，就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有必要在金融领域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Wing Thye Woo详细讨论了发达国家在金融领域所经历过的影响深远、破坏很大的各种难题，认为中国有机会吸取前车之鉴，避免类似问题的出现。在吸取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不愉快经验教训时，中国应当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这一点，不仅对于防范金融败局、实现有效监管、进行适度规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掌握金融消防能力、扑灭金融领域的意外之火也具有重要意义。加强风险管理、保证有效监管是金融自由化的中心环节。

本书第四部分共有三章，分别考察了中国在土地、劳动力和外国直接投资领域的改革。

进入21世纪以来，与土地有关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其原因在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突飞猛进，对于土地的需求日益增加，但中国缺乏土地顺利流转机制，即使土地使用价值从低使用价值向高使用价值流转。陶然在第十四章中将讨论土地问题与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因为中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快速城市化已经导致数千万农民失去土地，但所获补偿并不充分。在现行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下，法律不允许农民将其土地用于非农用途。陶然讨论了中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产生的扭曲作用，包括在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可用性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工业用地中存在的浪费现象、房地产泡沫、2008年以来房地产投资所导致的地方债务激增。他指出，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为居民提供保障性住房和体面的生活条件已经极端困难。

陶然为以土地为中心的配套改革提出了一个新模型。为了消除城市化的扭曲效应，帮助中国完成其宏伟的经济转型，中国政府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土地改革，其中包括建立住房租赁市场，重点解决已经决定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2亿农民工的住房需求。为此，可以重建城市或郊区的村庄，以便这些村民可以合法建造住房，并将其租给农民工。中国政府也可以从中征收房屋出租税。从长远角度来看，征收物业税可以为农民工子女教育等城市公共服务提供资金支持。为了弥补这些措施所导致的潜在收入不足，地方政府也可以将部分工业用地改作住宅用地及商业用地，并就这一土地用途转换中的土地价值升值部分征税。只有实现真正的土地改革，将土地改革与户籍改革、地方公共财政改革相配套，才可能纠正目前这种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模式。陶然认为，拟议中的土地改革一揽子方案可能会带来某些希望，从而让中国成功转型到一个更加健康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上去。

在改革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大批农民流动到城市，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能在所在城市享受到完全的市民待遇。认识到农民工受到的这些限制，可以帮助决策者们在未来做出正确决策。孟昕在第十五章中讨论了这些限制的影响，分析了这些限制如何成为当今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潜在挑战。孟昕认为，对农村向城市迁移施加的这些制度性限制，无论是明示的，还是暗示的，都是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短缺的主要原因，使得工资涨幅超过生产率涨幅。孟昕讨论了中国新近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探讨了取消对农民工市民权利限制以增加城市劳动力供给质量和数量的可能性，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发展与中国未来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孟昕得出一个结论，即有关部门在制定《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时，没有充分了解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情况。对于那些目前仍然在从事农业劳动，但很快将成为农业部门富余劳动力的农民来说，目前进行的产业升级政策可能无法为他们建立有利的劳动力市场条件。

第十六章中，陈春来为读者展现了他在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到2013年底，中国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4万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作者对外国直接投资如何促进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进行了调查，并进行了实证研究。作者发现，在促进中国地方经济增长方面，外国直接投资采取的直接方式包括资本积聚和技术进步，采取的间接方式包括对地方经济的外部知识溢出效果。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地方经济状况和技术条件的影响。与欠发达省份相比，采用资本积聚和技术进步形式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发达省份能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虽然通过知识溢出，外国直接投资对发达省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而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欠发达省份，外国直接投资没有主动进行知识溢出，未能以此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不同省份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差异引起了决策者和学者们的关注。问题在于，不是外国直接投资扩大了中国发达省份与欠发达省份的发展差距，而是外国直接投资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相对较小。中国应当制定政策，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流向欠发达省份。要充分发挥外国直接投资在促进欠发达省份经济增长中的潜力，就需要加大对当地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同等重要的是，应当制定政策，促进各地之间的人口迁移和跨地区投资，以缩小地区在收入与生产方面的差距。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应当鼓励国内企业与进行直接投资的外国企业间的接触、信息交换、生产与技术合作、联合研发、产业关联活动和相互竞争，以提高和加快中国的技术进步，促进和加快知识溢出，使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

本书第五部分共有五篇文章，讨论了与生产率增长及其对中国向发达经济体转型的影响等各种问题。

Harry X. Wu在本书的第十七章中对中国经济的行业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将其与改革方面的争论相关联，特别是与降低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之改革相关联。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以来，在中国的所谓“战略产业”，再次出现了强化和扩大国有企业作用的趋势。加大政府对资源分配的干预力度，已经成为政策辩论的主要焦点，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政府干预的方式通常是制定特定产业政策和建立相关制度安排，因而需要审视中国经济中产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情况。在对中国进行增长核算时，本书将Jorgenson-Griliches框架运用于一个专为中国新建的产业级数据库，以便研究1980～2010年中国产业增长的源泉。

估算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中国工业领域在该阶段内的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年均增长仅为0.5%。虽然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半成品行业和成品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但在包括能源在内的生产资料投入的行业里，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处于下降状态。Harry X. Wu同时告诉我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并未持续提高，这与人们的预期刚好相反。与1992～2001年工业经济年增长率12.5%相比，中国在2002～2007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8.8%的历史最高水平，但在这五年中，中国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下降到1.2%。生产率之所以在此期间表现如此欠佳，可能是因为在资源分配中大型国有企业资源占用过多和地方政府干预力度过大。这一发现更加表明，中国通过深化改革，提高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新战略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吴延瑞、马宁和郭秀梅在第十八章中探讨了产业发展中的巨大地区差异。他们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研究了中国各地区各产业的生产率差距，考察了与中国制造业增长和结构变迁有关的问题。他们发现，从长期来看，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产值增长远远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但是，从21世纪头十年的下半期开始，由于政府出台了各种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产值开始迎头赶上。全国31个省市区中，大约1/3的省市区制造业产值增长速度为正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低于这个平均水平的省市区大多位于中国西部地区。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对于每个省份和地区的发展来说，政策的针对性至关重要。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要着力提高生产率，沿海地区要大力进行结构优化、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这样东、中、西部地区就会各有所获。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官方重点推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对于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过去十年的经验表明，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的齐心协力对于缩小各地区在生产率发展差距上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铁路系统的覆盖面积位居世界第三位，但其繁忙程度（每公里的百万运输单位量）却居世界首位，拥有迄今为止全球增长最为快速的高速客运运能。Robin Bordie、Stephen Wilson和Jane Kuang在本书的第十九章中对中国铁路的过往历史、目前面临的挑战和有关改革的讨论进行了描述。中国最近进行了重大机构改革，在2013年撤销了铁道部，组建了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铁路领域的改革具有挑战性，因为它必须平衡国家安全、经济效益、初级能源产品运输和社会稳定这些需求。铁路部门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在它那巨大的“效益与利润”链条上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并成为阻碍改革的主要力量。中国铁路总公司必须偿还债务，同时继续积极扩大服务规模。虽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铁路事业，但铁路本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国有铁路才能享受到的相关补贴又让其犹豫不决。要保持商业运营稳定，就必须提高运费，但在提高运费时，必须考虑派运的竞争——它们提供的运输服务更加灵活，如“门到门服务”。必须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同时尽力降低铁路运输成本，使铁路运输成为最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长距离运输方式。中国目前显然处于铁路改革进程的早期阶段。作者们比较了中外铁路制度。除印度外，中国、俄国和法国都告别了大部制管理模式。目前的发展趋势是在所有制上实行铁路私营化或者实行国有与民营的混合所有制，在管理上放松管制。不过，作者也指出，没有任何两个国家在所有制和监管安排方面会完全相同。每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监管都是各自过往历史、发展阶段和实行公共政策的一般方法的反映。

在第二十章中，张海洋与读者分享了他的真知灼见，回答了中国专利法和相关机构是否以及如何促进了相关研发工作，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发达经济体向中国的技术转让。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专利法的作用逐渐强化。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等学校、企业都对获取知识产权有较大的兴趣。近年来，在华专利申请数量与授予数量都迅速增加。作者对中国公司和外国公司在华持有的专利数量差异进行了比较。在国际层面，特别是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以来，中国依据《专利合作条约》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猛增。2013年底，中国已经超越德国，成为《专利合作条约》下全球第三大专利申请国。尽管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增长很快，作者还是警告，不能把专利等同于创新，其原因在于：创新发生在专利技术之外，许多专利从来没有在产业中应用——部分专利申请旨在获得政府补贴或者用于恐吓竞争对手。在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方面，各种专利存在着天壤之别。

高祥和姜慧芹在本书的第二十一章中对中国外商投资法律进行了全面考察。他们分析了中国外商投资法律与政策的基本框架、历史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经济国际化过程中，中国外商投资法律也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目前，中国各地区、各行业和各种公司机构都对外资日益开放。审批程序日益改进，并逐渐向国民待遇的方向迈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行为本身在中国外商投资立法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不过，作者们也指出，中国外商投资法律依然存在问题，如外商投资法律法规过于复杂、相互协调不够，外商投资审批程序复杂、有关规定含糊不清、缺乏透明度。因此，中国还需要做出相当努力，才能实现其外商投资法律成为中国法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中国正朝着这一目标奋勇前进。

（袁仁辉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