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诞生与重建
1.历史渊源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简称俄共)是当前俄罗斯,乃至整个原苏联东欧地区最大的共产党。俄共成立于解体前的苏联,重建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截至2013年2月,重建后的俄共已经走过整整20年的历程。20年来,俄共以反对党的身份为探索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苦苦求索,历经坎坷,奋斗不息。
在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共产党,直接隶属于苏共,唯独俄罗斯除外。原因很简单,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苏共一直是以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共产党员为核心组成的政党。俄罗斯联邦的共产党员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苏共的主力。从一定意义上说,原来的俄共即苏共。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使苏联的“改革”走入歧途,同时使党内派别斗争日益激化,社会上民族分离主义情绪也不断加剧。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纷纷宣布独立,俄罗斯联邦的独立指日可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苏共内部自下而上出现了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呼声,尽管不同人有不同的目的。
1990年4月21日,倡议成立俄罗斯共产党的一些党组织成员在列宁格勒举行“倡议成立俄共代表大会”。其发起人是列宁格勒的一些国防企业的党委领导人,代表俄罗斯联邦的5个边疆区,37个州和7个自治共和国。大会决定组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据当事人后来讲,会议代表认为,在俄罗斯建立共产党组织具有战略意义,因为成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可以首先在俄罗斯联邦树起一道屏障,阻止党在思想上的蜕变,抵制戈尔巴乔夫的资本主义化的改良路线。
1990年6月19日,全俄共产党代表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幕。参加会议的有2768位代表。会议议程主要为两项:关于当前形势和成立俄共问题;关于苏共纲领和党纲草案。戈尔巴乔夫在题为《为俄罗斯和全国的命运负起责任》的报告中肯定俄共的成立是适宜的、必要的,认为俄共应成为俄联邦新的政治机制中的有机部分。他还强调俄共是苏共的组成部分。一些代表在会上批评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上瓦解了党,造成党内思想的混乱,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种种攻击放任自流,没有珍视苏联人民辉煌的历史,在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从这次会议主要发言者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俄共在成立之初,其主流倾向是同民主派划清界限,同时也警告戈尔巴乔夫:党和国家面临着被瓦解的威胁。
20 ~23日,代表会议以2316票赞成、17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将俄罗斯党代表会议改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决议,以2507票赞成和50票反对通过了《关于组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的决议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宣言》等。鉴于此时的俄共仍是苏共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政党,大会没有通过俄共的章程和纲领。当天,大会还选举出由153名成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在选举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时,出现了一些波折。苏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两位候选人是瓦连京·库普佐夫和奥列格·舍宁,而与会多数代表推举的则是苏共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第一书记伊·库·波洛兹科夫。经两轮投票,波洛兹科夫当选。
俄共成立不到一个月,1990年7月2 ~13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和新党章,改变了苏共的性质。这次大会上,各派斗争激烈,主要是所谓改革派与传统派之争,但民主纲领派并不占优势,他们决意与苏共分道扬镳。民主纲领派发起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等人在会上宣布退出苏共。
1990年9月4 ~6日,俄共成立大会第二阶段会议举行。大会增选了中央委员会,使委员增至272名,还选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大会在讨论筹委会拟订的《俄共行动纲领》草案时发生激烈的争论。草案指出,俄罗斯共和国和全国一样正在经历行政官僚体制多年造成的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危机。革命性的社会变革碰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矛盾和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过程中的失误和错误所致。改革的许多实践步骤是不连贯的,未遵循经过科学论证的纲领,不重视改革的社会主义本质和方向。改革成了反社会主义和反共产主义运动的保护伞。显然,俄罗斯共产党人这些批评的矛头所向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及苏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不同意这个草案,结果该草案未能提交大会表决。压力之下,作为一种妥协,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建议大会通过如下决定:俄共成员在一切行动中坚持苏共二十八大文件精神,遵循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章程和纲领性文件。然而,以筹委会成员伊万·奥萨齐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这个决定是俄共领导人向民主派做出的让步。
9月7日,俄共中央全会通过激烈争论选举了由18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除了波洛兹科夫在成立大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已当选为第一书记外,苏共普斯科夫州委第一书记А.Н.伊里因当选为第二书记,И.И.安东诺维奇、Г.А.久加诺夫、В.И.卡申、А.Г.梅利尼科夫、Н.П.希尔科娃、А.С.索科洛夫、А.М.布里亚奇欣和В.Н.叶妮娜等当选为书记。
至此,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形成了两派对峙的政治架构:激进民主派的叶利钦把持着立法机构苏维埃和政府,传统派的波洛兹科夫控制着共产党。此时,俄共有党员1000万人。尽管共产党内部存在不同倾向的派别,如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共产党人倡议运动派等,但大多数人都主张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然而,成立之初的俄共面临着复杂的局面。当时,俄罗斯乃至苏联政治斗争激化,经济形势恶化,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脱离苏联。俄共内部关于是革新社会主义还是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两种改革方针的斗争愈加激烈。以波洛兹科夫为代表的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断发文揭露民主派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危险倾向,而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则将其视为反对改革的阻力,必欲除之而后快。
1991年7月2日,作为俄罗斯联邦副总统的鲁茨科伊宣布成立俄罗斯共产党人民主党,并辞去俄共中央委员职务,这无疑是要分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叶利钦退党后更无顾忌,在1991年7月20日签署了非党化指令,禁止政党在俄联邦政府机关、苏维埃机构及企业进行活动,并责令俄最高苏维埃做出法院、检察院、强力部门和军队也照此执行的决议。这实际上是宣布共产党丧失了国家的领导权、军权!
1991年8月6日,俄共举行中央全会,研究新局势下的对策。在会上,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的报告中及其他委员的发言中都意识到苏联和苏共处于危急之中,对党和国家的前途表示担忧。鉴于俄总统已发布非党化令,俄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组织工作的迫切问题的决定。同时,全会将利皮茨基、鲁茨科伊、普罗塔先科从俄共中央除名,鉴于利皮茨基、鲁茨科伊违反苏共章程和旨在分裂党,全会决定将其开除出苏共。全会上各派观点争论激烈。波洛兹科夫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夹攻,“保守派”批评他不能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原则,民主派攻击他思想保守,缺乏灵活性。在各种批评声中,尤其是为避免党走向分裂,波洛兹科夫辞去了政治局委员和第一书记的职务。8月8日,戈尔巴乔夫提名的瓦连京·库普佐夫当选为俄共政治局委员并接替波洛兹科夫成为第一书记。库普佐夫自称“天生是一个中派分子”,既能与戈尔巴乔夫保持一致,也能与叶利钦打交道。全会以150票对35票选举他任第一书记,希望他能在多党制条件下保存党。库普佐夫当选后即谋求与叶利钦总统合作。然而,这次全会结束后仅仅11天,“8·19事件”爆发,短短的3天后即告失败,形势急转直下。
8月23日,叶利钦颁布了《关于中止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活动》的第79号总统令。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定”。8月25日,叶利钦又颁布第90号总统令,宣布苏共和俄共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均归俄联邦国家所有。之后,叶利钦总统又于1991年11月6日,即十月革命节前夕颁布了禁止共产党活动的第169号令。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至此,苏联解体。这一连串的举动极具讽刺意味。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生于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长在红旗下,由苏共一手将他们送上权力的宝座。然而,正是这样两个吮吸着苏联和苏共奶水长大的人,最后竟亲手埋葬了苏联和苏共。
2.俄共的重建
执政近70年的党突然之间被打倒在地,广大苏共党员能甘心吗?当然不甘心!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的第二天,即1991年12月27日,37名俄联邦人民代表向宪法法院提起申诉,要求审理叶利钦总统的三个“禁共令”的合法性。于是,一场官司打了起来。这就是轰动世界的“苏共案”。据时任俄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库普佐夫后来解释,俄罗斯共产党人通过法律程序上诉,不是为一时之需,而是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党。宪法法院的审理工作持续了近一年之久,最终于1992年11月30日做出了一个妥协性的判决。法院判定,总统令中关于中止苏共区委以上组织的活动符合宪法,但总统令中关于解散(按地域原则建立的)基层党组织的条款不符合宪法;承认苏共有权要求按法律程序返还其财产,但同时确认解散苏共领导机构的指令为合法,而且宪法法院没有宣布任何组织为苏共的合法继承人。这样的判决实际上否决了退还苏共财产的请求。根据这一判决,俄共基层组织可以活动,但上层组织必须根据俄联邦的法律重建。不管怎么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宪法法院的判决,使已遭取缔的俄共获得了重新组建的法律基础,有了合法存在和活动的法理依据。这对在剧变中遭受沉重打击的原苏东地区各国共产党而言,具有启示它们通过法律程序重新获得生存机会的重要示范意义。
其实,在共产党遭禁、“苏共案”审理的过程中,重建苏共和俄共的工作已经在悄悄地进行。俄罗斯虽有几个新成立的共产党,但遭禁的俄共仍是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党。广大共产党人把俄共看成重建统一的俄罗斯共产党乃至苏共的基石和希望,他们暂时搁置各自的分歧,有些人甚至离开自己的小组织,投奔到俄共的麾下,这一切为俄共的重建奠定了组织基础。
重建俄共的组委会直接由俄共中央书记处领导,实际工作主要由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党组织和劳动人民社会党的人承担,文件起草工作由奥萨齐等负责,在宪法法院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在法律上给予俄共筹建工作以大力支持。筹备工作几乎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经费都是由党员捐助的。叶利钦当局千方百计地阻挠俄共的重建,俄共领导人常常受到恫吓,他们的电话被监听。
俄共重建大会的筹备工作还遇到了来自内部的困难。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已经形成新党的各派在思想上很难达成一致。据库普佐夫讲,俄共与其他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分歧在于,俄共宣布自己是苏共的继承者,而其他共产党则不愿意背上这个历史包袱,不想与“名声不好”的苏共有丝毫瓜葛。最后,那些党都没有以整党的名义加入俄共,只是其中的一些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俄共。为了将各执己见的众多派别联合起来,组委会必须设法让各派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达成妥协,并形成方案。
1993年2月13 ~14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第二次非常(重建)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举行。大会决定将党更名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简称俄共)。由于各派观点难以达成一致,代表大会没有通过党的纲领,仅通过了一份纲领性声明,批准了党的章程及一系列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由148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委会原计划实行共同主席制,库普佐夫起主导作用。但阿尔贝特·米哈伊洛维奇·马卡绍夫将军谴责库普佐夫搞戈尔巴乔夫主义,要求直接由代表大会而不是中央全会选举久加诺夫作为党的唯一领导人,马卡绍夫还声称,如果库普佐夫不答应这一请求,他就不下主席台。结果,久加诺夫当选为俄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根据久加诺夫的建议,В.А.库普佐夫、Ю.П.别洛夫、С.П.戈里亚切娃、М.И.拉普申(农业联盟即后来的农业党领导人)、В.И.佐尔卡利采夫、И.П.雷布金(时任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党共同主席,后为农业党领导人,并成为第一届国家杜马主席)当选为副主席。
苏联解体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俄共党员人数减少了1/3,仅剩680万人,而且其中的一半在军队、国家安全部门、内务部工作,根据俄联邦总统令,这些人不得参加政党,被剥夺了成为共产党员的权利。这样,重建大会实际上只召回了不足1/10的党员,即60多万。但这次代表大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由执政党转变为在野党的俄共谋求生存和继续斗争的艰苦历程的开始。大会为俄共重建各级党组织及动员共产党人同现行制度做斗争指明了方向。俄共从此开始了作为反对派政党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