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村镇概况

第一节 古村分布

广西很早就有人类居住，但出现较为稳定的群落应该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或者新石器时代早期。在新石器时代，广西先民已进入农耕阶段，特别是平原河谷地区，农业和渔猎都比较发达。他们使用木石工具和陶器，用野麻织布，同时驯养禽畜。从考古工作者发掘与清理的文化遗址看，当时广西先民的定居聚落多则三四百人，少则一二百人，这可以算是广西早期最为原始的村落雏形。村落的基本建筑设施，大多是简单修理的岩洞或是巢居型屋宇。

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今广西右江盆地、十万大山河岸、梧州周边的西江河谷地带、桂中岩溶地区等都有人类活动，而且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人类群居场所。进入新石器时代，“洞穴贝丘”、“河旁贝丘”和“海滨贝丘”等广西早期人类较为稳定的居住场所，广泛分布于广西各地。与此同时，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已经出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获得改善；大量的陶制品和其他日用工具也被广泛制作和使用。可以推测，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制作业的出现，对原始村落的形成、稳定与发展，当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夏、商、西周时期，今广西地区的岭南与中原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密切。《诗经·大雅·江汉》记载：“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有史书更是认为，在西周时期，今广西地区已是周王朝的统治范围。秦始皇加兵岭南，设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广西以行政区划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的政区系统。尽管当时的广西地区地广人稀，但稳定的村落应该所在多有。

秦军遭到西瓯部族的顽强抵抗，进退两难，整整“三年不解甲驰弩”, “伏尸流血数十万”。这说明当时今广西地区已有一定数量的人口，足以阻挡秦军南进。平定岭南以后，秦始皇迁徙数十万人到岭南各地戍守及定居，其中一部分人落脚于今广西地区，这对当时该区域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都有很大影响。至秦末天下大变，广西地区虽然没有明确的户口资料，但秦朝及其以前迁徙岭南的中土人士不在少数，这些南迁的北方人当有很多生活在今天的广西地区。当时南海蔚任嚣说：“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史载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桂林监翁谕告瓯骆有40余万人口降汉，时桂林郡约有四分之三地在今广西境内，粗略以桂林郡四分之三人口数作为桂林郡在今广西境内人口数，当有30万人口。区区30万人口。当时的广西地区虽仍属地广人稀，但随着不同地域人员的交流增强，可以推测广西当时村落的建设有一定程度的进步。只是岭南气候湿热，以土、木为主要建筑材料的民居难以持久保存，在广西至今尚未发现秦及其以前所建而且延续至今的村落。但广西古代村落构成的重要元素——干栏式建筑，却成为壮、侗、水、毛南、仫佬等百越系民族民居的典型传统风格。

大约到了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生活在今广西地区的骆越人吸收了铸造铜鼓的技术，并且形成了使用铜鼓的习俗。铜鼓除了作为伴歌伴舞的乐器外，还主要作为祭祀和礼宾重器。铜鼓的广泛制作和使用，也从侧面证明了最迟在春秋末期或者战国初期，今广西地区的村落已经较为稳定和发达。只是广西交通不便，极大地影响到了村镇的形成和发展。

进入汉代，随着广西土著与其他地区的人民，尤其与南迁岭南的北方人融合程度的加深，广西的农业、养殖业和手工业得到较大发展，这有利于村落的进一步发展。在汉初南越国时期，今广西地区已较为广泛地使用牛耕和铁制农具，兴修水利设施。这些都是古代农业、村落建设达到一定高度的标志。到西汉后期，广西地主庄园经济已经较为发达，以地主庄园为核心的村落已经较为普遍，反映出当时广西的村落建设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经过汉代漫长的发展，今广西地区的行政区划日趋稳定，行政机构进一步完善，绝大多数乡村的基层建制进一步得以稳固，许多地方还出现了豪强大姓雏形，雄踞一方。广西古村进一步发育和成熟。

广西汉墓出土的铁制农具不仅形制齐备、数量众多，而且地域分布广泛；广西各地汉墓经常出土陶井模型，说明当时今广西地区人民已经广泛使用凿井饮水和凿井灌溉的生活与生产方式。在广西合浦出土的一处西汉后期墓葬中，有展现大型、成熟的地主庄园经济的随葬品，说明至迟在西汉后期，广西已经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地主庄园经济形态。而当时较为成熟的地主庄园经济，往往与较为成熟的村落建设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政权更替频繁，战争惨烈。今广西地区远离中央政权中心，相对而言较为安稳，社会经济尤其豪强地主经济所受冲击较小，村落发展进程较为平稳。这一时期，北方豪族及其部族迁居岭南的并不少见，北方一些普通流民也迁居广西。在汉文化较为发达的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中央王朝大量封给广西地方官吏食邑，加上官吏、豪强出资购买，豪强地主庄园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村落规模的扩大及村落建设的进一步完善；而在本土文化相对浓郁的地区，俚僚聚族而居，雄长统摄，父死子继，其统治形式与中土贵族没有太大的差异，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较为闭塞、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村落建设。

自晋至陈，中央政权封给各级官吏的食邑都有定数，但实际封赏数远大于规定数。南北朝时期的宋朝始安公封荔浦县侯佃客五百户，梁朝萧正德封临贺（今广西贺州）郡王邑二千户，陈朝淳于量封谢沐县（今广西贺州）侯邑五百户，樊猛功封富川县侯邑五百户。《北史·蛮僚传》记载，南朝时期岭南地区的俚僚“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

隋朝结束了割据纷争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隋朝中央派驻今广西地区的官员，注意团结当地族人首领，促进了土著群体与北来汉人的进一步融合，这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广西一些不甚发达地区的村落建设。隋朝之后的唐、宋两代，应该是广西村落发展的重要时期。隋炀帝大业二年（606）首开科举考试制度，唐朝袭隋朝科举考试，并逐步完善，形成了科举洪流，广西地区自然也被卷入。其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将儒家正统文化尤其读书为官的思想带进广西各地，使广西的读书向学之风迅速浓厚，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广西村落建设的文化内涵。至今保存较为完好的广西古村，绝大多数都具有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形成了“村寨苦心求学的氛围孕育了村中杰出子弟、村中杰出子弟的突出成就激励村中的读书热情”等常见模式。

广西科第从初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李尧臣首登进士后，便连绵不断，至清代达到鼎盛。唐代至清代，广西共有文科进士1125人，其中状元10人。状元之中，“三元及第”者2人，而唐代至清代，全国科考三元及第者仅13人。科考及第的士人，不仅来自文化较为发达的桂林等地，也有许多来自桂中、桂南以及桂西等当时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其中有许多还应该是世居广西的骆越后裔，例如宜州的韦姓、区姓，融县的覃姓等进士。此足见儒家文化在广西的兴盛，以及儒家文化对广西诸地的深远影响。而且可以推想，大凡能够孕育举人、进士的村寨，其村寨整体建设，无论是教育还是建筑，当有可观之处。富川瑶族自治县的秀水村、灵川县的江头村、玉林市的高山村、灵山县的大芦村，即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而且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古村。

此后盛行于广西多个地区的土司制度，对广西较为偏远地区村镇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土司治所是区域政治中心，往往还是区域的经济中心。明、清两代是广西古村建设的黄金时期。一方面，朝廷为了加强对广西地区的统治，派驻了大量的军队，增加军屯人数，客观上加强了汉文化对广西边远地区的影响，加快了各民族之间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的东部、北部移民大量迁入广西，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促进了广西农村的建设。现存较有规模的广西古村，有许多就是明清时期由湖南、江西、浙江及广东等外省移民迁居发展起来的。这些移民不仅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商业经营及文化教育等带进广西，还将原居地的建筑风格带入迁居地，与当地的干栏式建筑风格结合起来。这种经过融汇创新的民居建筑风格，在今天的古村，例如西林县的那劳、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等地体现得极为明显。

明朝中央十分重视在广西加强军事统治力量，先后在广西设立21个千户所、30所巡检司，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在广西布兵12万。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卫所制度的崩溃，以及在广西的官军日渐散失，朝廷在广西大量招募土兵以充作耕兵，继续屯田工作。这样的屯田制度与此前的卫所屯田制度一样，除了赋予村寨结构方面的新形式和新内涵外，最重要的是强化了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但这两种屯田制度——包括卫所屯田和耕兵屯田发展到大量侵占农民土地时，在一定程度上则破坏了被侵占地村寨原来的建设秩序，对原有村寨的建设与建制模式造成了伤害。

明末清初，广西成为南明政权重要的抗清基地，惨烈的战争在广西持续较长时间。广西又是吴三桂叛清主战场之一。战祸连年，致使当时的广西地区社会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人口急剧减少。清朝康熙年间以后，清朝政府在广西实行招民垦荒政策，外省大量农民涌入广西，形成了经济型移民的高潮。移民中以湖南、江西和广东等省汉人居多。移民迁入地逐渐由交通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向较为落后的地区转移。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在广西西部、南部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措施，迁入红水河流域及左、右江流域的汉民大量增加。外省汉民在带来生产技术、生活习俗的同时，也将民居建筑风格带进上述地区。因此，在现存广西古村民居中，有许多古村的建筑风格具有丰富的汉式民居元素。

广西古村落的分布与局部地区政治、文化的发展成熟度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但与村落中稳定的生产生活资源、人才、所出人才回馈乡梓的模式，以及村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机制等因素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广西古村的分布具有散漫性和不规则性，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强依附性等特征。广西古村较为均匀地分布于广西各个地区，更多地依赖家族尤其家族中杰出人物的力量。

广西古村应该是传统的农耕经济、杰出人才的乡土情结与青山秀水的完美结晶，而且具有鲜明的家族文化色彩。因此，广西古村大多是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化的有机融合，村屯文化往往具有较为深厚的家族文化渊源，或者说古村文化是家族优秀文化传统在独特的自然生态中孕育与壮大的。

广西古村的形成，往往与族人的文化素养、对栖息繁衍环境的寻求、家族发展潜力的积聚和壮大、家族的聚力与张力等情形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追根溯源，广西古村由初建至兴隆，大多伴随着极为朴素的生态和谐理念。这其中固然有可能掺杂一些堪舆文化观念，但更多的是与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山水之利。

所以，广西古村的分布基本上与局部地区奇山秀水相重叠。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家庭或家族的基本发展潜力，更多仰仗于局部的山川之利的追求，而非被社会大局濡染，即广西独特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传统农业的发展，交通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村落的定位。因而，广西古村往往与政治中心保持相应的距离。

从地理位置而言，广西古村往往与局部地区的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保持相应距离，而且有许多处于幽静僻远之处。这不难看出古村的创建者追求静远恬淡、躲避尘嚣烦扰的审美境界。富川瑶族自治县的秀水村、灵川县的江头村、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村、西林县的那劳村、灵山县的大芦村以及玉林市的高山村，皆为远离尘嚣的净土，堪称世外桃源。所以，与广西古镇相比较，广西古村沿袭的是一条追求质朴悠远、蝉噪蛙鸣境界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