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研究背景

人口的迁移是人口学研究三大主题之一，指的是人口发生跨地域的空间变化。自有历史以来，人类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迁移流动，形成了当今人口分布的格局。19世纪末以来，不少学者根据人类迁移行为总结出迁移规律，提出一系列与迁移相关的经济学理论模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更多学者关注迁移方面的微观研究和相关理论，其中包括迁移动机和决策，迁移的选择性和迁移对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

历史上中国人口的迁移主要是从中原地区向四周流动和从北向南流动两种走向，主要迁移活动的发生多与战乱和自然灾害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的迁移流动则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总的走向仍是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沿海一带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务工经商为主的从农村向城市、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的人口流动逐渐兴起，至今已形成了历经两代人经久不衰、规模日益增长的人口流动，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和平时期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如此长期持续和规模日益增长的人口流动，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促进了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同时还增加了农村居民和家庭的收入。此外，人口流动不仅使流动者的工作生活发生改变，还影响到他们的家庭成员、亲友以及他们所居住的社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人口流动的调查和研究相继开展。初期研究较多围绕人口流动现象和流量、流向等宏观规律描述，主要关注点为“人口的流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研究也从对人口流动宏观趋势和模式的关注、对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关注，深入到对“流动的人口”及各相关群体的关注（如近年来对留守家庭成员的研究），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进一步得到拓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对微观理论和模型的分析，更多的学者对流动者本身以及流动对流动者的影响展开研究，尤其关注流动者在流入地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段成荣等利用1982年以来的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人口流动状况，总结了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流动人口的普遍化、流动原因的经济化、流动时间的长期化、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年龄结构的成年化、性别构成的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流动方式的家庭化和学业构成的“知识化”。20世纪80年代以婚迁、随迁和投亲靠友为主的流动人口中妇女占多数，90年代则转变为以外出务工为主的流动，年轻力壮的男性占了主要比例，而进入21世纪以后，女性外出务工人员迅速增长，2000年的女性流动人口中有48.9%的女性因“务工经商”而迁移流动，该比例仅比男性低12个百分点，此外以实现家庭团聚的流动日渐增多，男女两性在流动人口中的构成逐渐趋于平衡。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例从1990年的44.5%上升到2005年的49.7%，规模达到7000多万人。

进入21世纪以来，更多中西部农村的劳动力加入到人口流动的潮流中，更多家庭成员随着农民工进入到流入地，更多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的年轻一代改变了流动人口的教育构成。而相对于这些变化而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似乎依旧。如果说，近年来的一系列政策变化和不同城市采取的措施，旨在改善流动人口的状况，而且有些政策和措施已经初见成效；但令人遗憾的是，尚有多年积累的问题没能得到有效解决，而新一代的“农民工”又面对新的问题和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人口流动方面的宽松政策为农村居民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流动的经历有利于这个群体人力资本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各种政策、机制和条件的限制又妨碍了流动者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的进一步提升。

本研究将健康和教育视为人力资本的主要元素，从流动人口发展和人力资本建设的视角，了解与流动人口健康和教育有关的现状及揭示问题，对人口流动与这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并注重分析近年来公共政策的变化对改善流动人口健康和教育的影响，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与人口流动相关问题的解决和流动人口状况的改善。

二 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主要研究内容

根据近年来中央和各地有关人口流动的相应政策变化、现有研究成果和可获得的数据，本项目将研究的重点确定为流动人口的健康和教育以及相关政策问题。研究从流动与个人发展的视角，将流动与人力资本相联系，揭示和分析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因此，本项目的关注对象是流动人口，并将健康和教育视为人力资本的主要元素，从流动人口的发展和人力资本提升的视角，对人口流动与健康和教育的关系进行研究。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流动者的健康和教育现状，流动经历对健康和教育状况改善的影响以及存在问题，并注重分析近年来公共政策的变化对改善流动人口健康和教育的影响；最后根据这些现状与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对流动人口的界定，从基本概念来说，居住地发生空间位置变化者为迁移者，而中国的居住空间位置变化与户籍相关，一般将居住空间位置变化、户籍登记也发生相应变化者称为迁移者，而户籍登记没有发生变化的称为流动者。还可按照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城乡划分将流动者细分为城-城、城-乡、乡-城、乡-乡流动者四个群体。城-乡流动在中国流动人口总体中比例很小，城-城流动和乡-乡流动者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又往往不同于乡-城流动者，且乡-城流动在流动人口总体尤其是劳动力流动中占主要成分，而他们在流动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也最为突出，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主要为乡-城流动人口。

（二）主要研究方法

本研究应用了综合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1）文献研究和政策综述。包括对流动人口调查和相关研究主题的成果综述和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政策综述。

（2）现有数据分析。利用已有调查数据和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相关数据围绕研究内容展开深入分析。

（3）定量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根据项目需求开展小规模问卷调查。课题组与深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以及北京市丰台区人口计生局合作，在三地开展了流动人口健康、公共服务需求及服务利用的问卷调查。

（4）实地调查。课题组在深圳、北京和呼和浩特三市，在流动人口、社区工作者和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中开展了深入访谈，并实地考察了流动人口的工作场所、居住环境和社区服务中心。

（三）研究策略

基于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和主要研究内容以及现有研究条件，课题组在研究中采取了以下研究策略。

（1）本研究以课题组主要成员的已有研究为基础，注意知识的积累和研究的延续性，并关注和考虑未来深入研究的方向与议题。

（2）在实地研究收集数据时，把握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实地操作的灵活性，在可行的前提下，尽力保证收集数据的可靠性。

（3）将课题研究与其他横向研究/合作研究项目结合，扩展研究内容和覆盖面，克服经费不足的困难。例如，课题组负责人和课题组主要成员作为专家参与了全国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全过程，并负责受流动影响群体的调查问卷设计、抽样设计和数据分析；课题组主要成员成功申请到并按计划完成美国社科研究理事会（SS-RC）的小额资助项目，与深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研所密切合作，顺利完成深圳调查；此外，课题组还借鉴了上海社区环境与居民健康调查问卷，并将深圳调查研究结果与上海调查的流动人口样本进行比较。

（4）与地方研究机构或政府部门合作，在学术研究的同时兼顾地方需求。如课题组应北京市丰台区邀请，协助设计流动人口公共服务需求调查，除了将该调查数据应用于本课题的研究外，还为丰台区撰写了调研报告。

（5）考虑到不同地区在流动人口政策及执行力度方面的差别，选择有不同特点的地区开展调研，体现研究地点和研究案例的多样性。

（四）实地调查介绍

1．调查点（样本城市）的选取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流动者在流入地的社会经济生活特征及人力资本发展状况，本课题组选取深圳、北京和内蒙古三个具有典型意义且特征各异的人口流入地进行了实地抽样调查。

深圳市是东南沿海最大的人口流入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深圳市特区经济政策和大量就业机会的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不断涌入深圳市。与其他主要的人口流入地相比，深圳市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规模严重倒挂，户籍人口仅约相当于流动人口数量的1/6。这些独特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使深圳市成为研究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本发展不可或缺的典型案例。与深圳市相比，北京市流动人口总规模与之接近，但北京市的产业和经济结构、人口分布等特征与深圳市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考察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发展状况对于全面理解人口流动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北京和深圳两个人口主要流入城市外，本项目还选取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两大人口流入城市（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作为典型的人口流入样本点。与北京和深圳相比，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的城市人口规模较小，其经济结构突出反映了该区域是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以及特有的丰富矿产资源、地域特征和风土人情等要素。此外，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吸引的流动人口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多数流动人口来自华北地区，且以内蒙古自治区内流动人口为主。在不同类型的人口流入地中，呼和浩特与包头两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等城市的人口流动特征，因而本项目选择这两市为第三个典型调查点。

2．抽样方法

本项目调查的目标人群为：年龄为16～54岁、户籍登记地不在样本城市、来样本城市务工经商6个月及以上的流动人口。

考虑到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强、相对缺乏准确完整的抽样框等特征，本项目选用了多阶段分层配额的抽样方法。首先，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包括小普查数据）中各样本城市的流动人口分布特征，选取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其次，在选中的区中，选取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社区、街道和工厂，尽可能使这些社区、街道和工厂在社会经济、环境方面的特征（如街道的地理位置、社会经济条件、工厂的类型）多元化；再次，在选中的街道和工厂按照事先确定的比例对流动人口进行配额抽样。本项目的三个样本点抽样方法具体如下。

（1）深圳市调查首先选取流动人口相对集中但社会经济特征各异的三个区：福田、宝安和龙岗，其中，福田是深圳市政府所在区，也是深圳经济特区的中心；宝安和龙岗是深圳经济特区外迅速发展的两个区，近年来吸引的外来务工人员规模不断扩大，聚集了深圳市绝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然后，在这三个区根据流动人口居住和工作场所的分布特征抽取了不同类型的街道7个、工厂12个；在选中的街道和工厂中，按照流动人口年龄、性别、职业等分布特征确定配额原则，抽取并调查了符合条件的流动者共1025人。

（2）北京市调查选择了流动人口居住相对集中的丰台区，然后按照流动人口在各街道的分布比例兼顾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职业等分布特征进行配额。北京市调查设计总样本为3000人。

（3）内蒙古流动人口调查中，首先选取呼和浩特和包头两个流动人口较多但经济与就业结构各异的城市，呼和浩特市是内蒙古自治区行政首府，包头市是自治区内第一大城市，这两个城市聚集了内蒙古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在这两个城市根据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职业分布特征进行配额抽样，设计调查样本量为800人。样本规模的确定考虑了流动人口的分布特征和实际调研经费等资源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本项目调查的三个样本点中，被访流动者的基本社会经济等特征与普查数据较为吻合。

3．问卷内容

根据各调查点的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及地区社会政策与服务的发展特征，三个样本点采用了核心模块相同但各有侧重的调查问卷。这些问卷的核心模块均包括了被访流动者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包括户口特征、教育状况、工作特征、婚姻状况、家庭特征等）、流动者的身心健康状况（包括一般健康、慢性疾病、心理健康和压力量表等）、卫生保健服务需求和利用状况（接受全面体检、生病就医状况、医疗保险等特征）及流动经历等。

除主题模块的问题外，各问卷也包括了一些特殊主题和意义的问题，以反映各调查点流动人口面临的特殊问题或可能存在的特殊需求。具体而言，除核心模块的问题外，本项目在北京市的调查问卷中增加了与北京市流动人口服务均等化工程相关的问题，如健康和计划生育均等化服务的利用状况、相关培训的经历和培训需求等；在内蒙古的调查问卷中增加了流动者生殖健康状况、卫生保健知识培训的需求及实际培训经历、个人详细的流动史等；在深圳市调查问卷中详细询问了流动者在流入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特征、健康知识与职业安全知识、个人日常健康行为、社会网络与支持等内容。

4．调查实施

本项目的实地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各调查点的基层职能部门、研究机构合作展开，分别于2010年5～6月与深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合作组织了“环境与健康：深圳外来务工人员调查”, 2011年9～11月与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合作实施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健康服务需求”调查，2011年9～11月与北京市丰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组织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调查。调查均采用面对面调查方法，由调查员询问并填答，或由被访者在调查员的指导下自行填答。三个样本点最终收集的有效样本分别为深圳市1025份、北京市3007份和内蒙古803份，共计4835份。

三 主要研究成果综述

（一）人口流动概况、相关调查与政策综述

本研究成果的第一部分，根据最近发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介绍了中国人口流动的现状，并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相关调查做了综述，回顾了1949～2010年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相关政策。

通过分析“六普”结果并与此前人口普查或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到人口流动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以往的特点，但也有所变化：（1）流动人口在规模上继续扩大，新加入的青年劳动力和在流入地长期定居的中年人口积累都导致了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2）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20～24岁，以往流动人口中15～24岁年龄组的女性规模显著大于男性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流动人口在青年阶段的性别结构更趋于平衡；（3）更多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青年加入了流动的行列，同时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距缩小；（4）从务工经商原因流动的年龄模式看，女性与男性几乎同时加入流动者的行列，所不同的是女性比男性早两年退出这个行列；（5）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一方面延续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跨省流动者以农村户籍人口为主的模式，另一方面在省内流动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以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就业，流动人口的受教育和就业构成已经呈现多元化的趋势；（6）与此前的年龄别流动模式相比，在十几岁的年轻人中，男女两性都有所改变，女青年显然推迟了外出时间，而男青年的外出时间则提前了，以往农村女性早于男性外出打工的模式正在改变；（7）与2005年相比，随父母流动的儿童虽然有所增加，但多数流动父母仍未带儿女同行，“留守儿童”现象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有关人口迁移流动的调查数据主要来自全国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人口迁移流动的专项调查和全国其他调查中有关人口迁移流动的信息。这些调查大多涵盖了乡城流动人口，收集的信息主要围绕迁移流动的规模、流向、外出经历（如就业、居住、社会保障、经济状况、社会融合等）、外出原因等，各种专项调查还包括迁移流动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人口迁移流动的调查在抽样方法和调查指标方面不断改进，尤其是最近20年，调查内容日益丰富，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研究提供了更多条件。虽有利因素不断增多，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主要有：（1）大多数研究以一次调查数据的描述性分析为主，对长期数据的动态分析和因果分析较少；（2）更注重研究人口迁移流动对流入地的影响，而对流出地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3）缺少多学科的合作研究；（4）数据共享较差，许多调查数据未能充分有效利用。特别是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难以获得，对于构成复杂的流动人口而言，仅从目前发布的汇总数据很难进行深入分析。

对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政策回顾，可按照不同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主要政策取向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1978年，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政策；（2）20世纪80年代，相对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3）1989年至20世纪末，流动人口的管制政策；（4）2000～2010年，以服务为主体的社会融合政策。该回顾特别总结了21世纪对人口流动有影响的标志性政策，尤其是2007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对流动人口“公平对待、搞好服务、合理引导、完善管理”的工作方针。中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亦重视“三农”问题，由于中国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农村流向城市，农村的发展和建设也对人口流动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影响人口迁移政策的回顾，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历史时期流动人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变化，并可能应用实证方法分析这些政策对流动人口的影响。

（二）流动与健康

该部分收入了分别完成于2005年和2009年的两篇与流动相关的健康问题研究综述，列举了流动人口中的主要健康问题，讨论了与流动和健康相关的政府角色及公共政策、雇主、卫生部门、社区和流动人口自身在改善流动人口健康问题中的作用（见图1）。流动人口主要由青壮年构成，这个年龄段的主要健康问题大多是工伤或意外伤害、传染性疾病、生殖系统疾病及心理疾病等。本项目的研究重点为流动人口的居住工作环境与健康状况分析，流动人口的健康服务利用，流动妇女的生殖健康，尤其关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健康服务需求。该部分的内容除两篇综述性文章外，全部来自对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研究。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主要内容之一。鉴于目前存在的巨大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从医疗卫生条件较差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向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迁移流动应当能够提高流入者的整体健康水平，有利于流动者人力资本的提升。但以往不少研究指出，由于我国卫生医疗保障和服务的相关制度不能适应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形势，流动人口并不能享受与当地居民相同的医疗卫生服务和保障，使流动人口在为各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付出了健康成本并面临较高的健康风险。

在当前中国人口流动的形势下，健康与流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首先，流动人口是一个相对健康的人群，迁移的选择性决定了健康的个体更有能力移动，而有健康问题的流动者更有可能退出流动返回家乡。因此，不少调查研究虽然指出流动人口的各种健康风险，但在应用健康指标测量状态时，流动人口的健康往往要好于非流动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流动人口的健康服务需求。其次，健康状况有一个积累过程，健康或不健康的现状与个体的经历相关，而不一定与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密切联系，通过一次性调查所了解到的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很难进行因果关系的分析。再次，流动经历有可能损害流动者的健康，也可能改善流动者的健康，流动对健康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入地的相关政策、公共服务提供和流动人口的工作生活环境，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人群之间具有较大差距。仅限于一个地区或某个特定人群的调查，较难判断这种影响的方向，从而影响研究结论的科学性。最后，近年来各主要流入地开展了各种项目促进流动人口的基本健康服务均等化，采取措施改善面向流动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这类快速的政策变化促使相关调查研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但学术研究都需要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才能开展现场调查，事后还需要分析和撰写报告，至研究成果发表时，现实状况有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学术研究的滞后性影响了对相关政策和实施效果的评价。

流动人口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与工作生活环境的关系，是以往研究中较少涉及的主题。通过2010年在深圳市开展的调查研究，课题组分析了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生活环境特征与身心健康状况，分析了工作和生活环境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身心健康的影响。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深圳外来务工者的工作环境中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利条件，他们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

（2）外来务工者多数居住在当地农民修建的楼房中，居住区环境与住房内的宜居条件均较差。

（3）外来务工者有不同程度的身体和心理问题，尽管其总体健康状况较好。

（4）不利工作条件与居住环境对外来务工者的身心健康存在重要的负面效应，从不同变量对健康状况的解释力可以看出，相对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些环境效应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5）良好的健康行为与生活习惯对外来务工者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尽管这些因素对于缓减不利环境带来的额外健康损耗作用有限。

（6）流入地的社会网络支持，如家人的陪伴等，对外来务工者的健康状况同样具有重要的保护效应。

研究表明，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倡导良好的保健行为和生活习惯、创造条件促进外来务工者的社会融入，对于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都具有重要意义。

与流动人口相关的调查大多集中在沿海和东部地区，如北京、珠三角、长三角等地。课题组选择了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进行调查，希望能对中部城市的情况有更多了解。通过在两个市展开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我们收集了流动者个人及家庭的基本情况、个人健康状况、健康知识、认识与行为、卫生保健服务利用状况、卫生保健服务需求状况以及较为完整的流动史。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流动人口的健康具有较强的选择性特征，大多数人的健康状况较好，但流动人口的慢性病患病情况不容忽视。流动人口中较为常见的慢性病包括肠胃疾病、贫血、专科疾病、支气管炎/肺炎/哮喘、关节炎/血管炎。同时，流动人口慢性病的患病类型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患专科疾病和贫血的比例高于男性，而男性患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的比例高于女性。

（2）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受超长时间工作、过度疲劳和不健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的影响，身体经常出现肩/颈/腰部酸痛、肌肉和关节发僵或僵硬、眼睛酸胀、反应能力下降、失眠、胃部不适和头痛头晕等不适状况。

（3）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对更为隐蔽，但应引起足够重视。男女两性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差异，相比较而言，男性频繁经历各种亚健康心理感受的比例明显更高。这可能与男女的职业分工和工作环境不同、倾诉和交流个人心理感受的行为不同有关。

（4）流动人口对基本卫生保健知识的掌握程度不高，尤其是对专门保护从事有毒有害工作的劳动者权利的法律知晓率最低，只有23.4%的人知道正确答案。

（5）流动人口的健康保健意识较强，但受居住地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低和医疗保险报销额度有限，以及怕影响工作和没时间等因素的影响，仍有30.4%的人从未进行过常规体检，一些人在生病时拖着不去就医，或者选择到私人医院就诊。在所调查地区，私人诊所是流动人口就医的首选。

（6）已婚育龄流动妇女是在居住地接受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服务的主要人群，她们接受的主要服务是妇科检查、上环/取环和孕检。做过流产手术的流动妇女中，超过一半的人在术后未能得到充分休息。

（7）只有9.3%的流动人口参加过有关卫生保健知识的培训活动；与流动人口表现出的培训需求相比，已开展的培训活动远远未满足其培训需求，尤其是在家庭急救/用药常识、妇科/男科/性传播疾病防治知识、孕产/育儿知识、科学养生知识和心理健康知识等方面的差距甚大。

（8）用人单位是培训活动开展的主要组织者，卫生/计生部门尚未承担起培训活动开展的责任；男性参加培训的情况好于女性，女性获得的培训机会较少。

此外，通过分析本次调查获得的流动史信息，我们还发现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出现一些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流动性”开始下降；开始流动的时间呈现低龄化趋势；流动现象趋于长期化。

通过综合分析2010年深圳市和2011年北京市丰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和座谈、访谈内容，课题组重点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妇女的健康服务需求。经过课题组分析发现，尽管越来越多的流动妇女能够在外出务工地享受到多项卫生保健服务，但从政府投入和服务提供的角度出发，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如：（1）面向流动人口的服务尚未形成长效机制；（2）现有的服务提供模式以“资源配置型”为主；（3）未婚者和层次最低的流动人口是现有服务开展的盲点人群；（4）部分流动人口仍缺乏服务信息的收集和保健意识；（5）生育保险尚未覆盖流动妇女。针对这些问题，课题组提出如下的政策性建议，以期逐步改善新生代流动妇女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1）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流动人口长期滞留于城市，很多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城市人”，同时，越来越多的新生代流动妇女倾向于在流入地生育孩子，将对流入地的孕产期保健/服务和流动儿童免疫接种服务提出更多需求。因此，切实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立以常住人口为依据的管理体制，才能避免区别对待所形成的社会排斥，防止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严重滞后，这对我国未来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2）创新面向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服务提供和管理模式。在我国经济社会急剧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以“资源配置型”为主的卫生服务提供模式已暴露出诸多问题，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因此，政府应创新公共卫生服务的供给模式，即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核心，针对不同人群特征来制定服务内容、方法和手段，形成用“服务带动管理”的新模式。同时，应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电视/报纸、手机、网络）来开展服务与管理工作。

（3）服务的提供应惠及所有流动人口。目前，一些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还缺乏正确认识，思想较为保守，导致服务提供不到位，覆盖范围有限，特别是将大量未婚人群和最底层流动人口遗漏于服务体系之外。因此，应设计面向所有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服务，并重点关注上述两个群体。

（4）面向流动人口的服务活动开展应以社区为载体。社区是一个兼具管理、服务、监督以及教育等多种职能的复合体，是流动人口最集中，也是社会支持资源的主要聚集地，是人们情感交流的场所和归宿。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总是要依附于某个固定的社区，本次调查结果也显示社区组织是他们参与各种培训活动的主要机构。因此，从社区层面入手，面向流动人口开展各种服务或培训活动是较好的途径。同时，政府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应重点向社区倾斜，解决体制内社区资源不足的问题，扭转社区责重、权缺、利少而产生的“非法管理”或“无力作为”的局面。

（5）加强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的宣传教育和社会倡导工作。首先，需要增强广大流动妇女，尤其是受教育水平低和收入低的妇女的健康知识、保健意识和权利意识，促使她们养成日常锻炼、卫生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积极参与到公共卫生保健服务中来，引导她们在身体不适时能主动及时就医、积极治疗。其次，需要进行社会倡导，使政府官员、企事业单位和私营部门的管理者、社区基层干部等认识到让流动人口在城市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创造良好的社会健康环境。

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问题长期受到关注，但聚焦男性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书收入了2004年的一项调查结果，介绍了在北京从事建筑业和工商服务业的男性流动青年使用避孕套的情况，并分析了主要影响因素。这项调查发现，流动男青年，尤其是未婚男青年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曾经使用过避孕套，而且很多人都意识到避孕套预防性传播疾病的功能，流动男青年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相关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都显著影响避孕套的使用。研究结果显示，流动人口中存在较大的潜在服务需求；而在影响行为方面，知识和态度比经济收入有更重要的作用。

对人口流动与健康和流动人口健康问题的研究，涉及健康和流动的各个方面，深入研究需要有多学科的协作，而对政府项目和政策的评价，则涉及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合作。课题组在这方面只是进行了初步的尝试，相关研究还有待深入和加强。

（三）流动与教育

在讨论流动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时，研究者往往将受教育程度看作是流动的条件，即假定迁移之前已经完成了教育，并认为教育对迁移有促进作用。如对迁移选择性的分析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容易被迁入地城市所接受；在中国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中，有研究发现教育与流动可能性呈现倒U形关系，即受教育程度较低和较高者向外流动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本项目的研究重点是探讨流动与人力资本积累和提升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讨论相关政策和措施该如何更有效地发挥迁移流动的积极效应，如通过培训增强流动者的能力。

该部分的研究内容既包括人口流动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如人口流动与教育回报的研究综述和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研究，也包括对流动人口的教育现状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流动状态对流动者子女义务教育的影响，以及流动者接受培训的现状与他们的需求分析。

人口流动与教育回报关系的研究向来是人力资本和劳动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为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与投资效率、劳动力市场特征、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视窗。目前，关于我国人口流动和教育回报状况的研究关注的重点大致包括农村地区流出人口相对于非流动居民人力资本回报的改善程度、流动者与城镇居民人力资本回报的差异，以及影响人口流动与教育回报关系的制度和非制度因素。这些研究为相关领域的文献积累提供了可能，并极大加深了决策部门及社会各界对各时期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教育回报状况的理解。

不过，与人口流动现象的复杂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多元性有关，现有研究中仍存在值得进一步分析与深入探讨的问题，如：（1）经济型人口流动现象具有重要的选择性特征，进入流动群体的往往是年轻、健康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因而，考察人口流动对人力资本发展及其回报状况的影响必须找到合适的分析方法。（2）人口流动对个人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既包括人口流动现象的间接效应（或外部性），也包括个人流动机会、流动经历的直接效应；同时，宏观人口流动现象与个人流动决策对人力资本回报的影响互不独立；现有关于中国人口流动与教育回报的研究往往仅侧重于一个层次，不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人口流动与教育回报的关系。（3）流动现象本身具有多样性和动态变化特征，而我国城乡居民的教育结构也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因此，结合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本回报关系的不同影响因素，考察这些人口流动的动态演变特征对于预测和评估未来各地区社会经济以及劳动力市场发展的趋向具有重要意义。（4）受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系的影响，我国现阶段的人口流动现象具有重要的外部性，人口流动对教育回报状况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留守者（包括流动者子女及流出地青年）的人力资本积累与回报，从而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力资源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效应。因而，系统深入地考察人口流动与教育回报的关系及其动态变化特征，仍然是当前及未来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部分的第二篇文章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详细分析了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及其与未迁移人口的差距，反映了流动与教育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与未迁移人口相比，迁移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明显较高。从分年龄的情况来看，几乎各年龄组迁移人口的受教育水平都要高于相应年龄组未迁移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从迁移率的角度分析，受教育水平越高，迁移率越高。总体上，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更容易发生迁移。

（2）目前中国的人口迁移基本上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受教育水平对迁移有着明显的影响，不同流向受教育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城市中多数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迁移人口选择的目的地是城市，农村中多数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迁移者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人们在受教育水平以及由此衍生的知识和技能的大背景中选择自己的流向。总体看来，比较几个流向的迁移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以“城-城”流向为最高，其次为“城-乡”流向，再次为“乡-城”流向，最后为“乡-乡”流向。

（3）从事较高层次职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高于其他层次略低职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反过来，所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员往往也有较大的比例从事层次高的职业。迁移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与其职业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

“流动人口的教育现状与贫困”综合论述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和以农民工培训为主的成人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并分析讨论了这种现状对贫困的影响。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在输入地受到制度排斥，被迫推向市场；而在输出地，则表现为现有农村教育的缺失。我国对农民工的培训开展得较晚，还存在着培训力度不够、培训需求错位等问题。平等受教育机会的缺失不仅阻碍了农民工及其子女人力资本的提升，还影响到他们的就业、收入以及贫困的代际传承和对未来生活的期盼，甚至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来自2004年在北京进行的一项调查，之所以在成果中包括这篇报告，是因为当时了解到的几乎所有问题目前依然存在（除了政府的政策已有多次变化），尤其是对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决策过程的归纳对当前的流动家庭来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当年报告中所提及的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所存在的种种障碍依旧，与几年前相比，流入地政府虽已履行了更多的责任，但仍远远不够。不少城市仍然有大量流动人口子女（尤其是农民工子女）徘徊在正规义务教育大门之外，或者被迫选择留守在家接受教育（这一点也可以从2010年分年龄流动人口构成反映出来）。对这种长期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还需要反复强调。

对流动者的在岗培训或其他形式的培训，是增强个人发展能力的一种方式。“我国流动妇女的培训现状及培训需求分析”主要根据2005年在北京和成都对青壮年流动妇女的问卷调查，对流动妇女的培训现状及需求进行了研究，并从她们的自身需求和现有培训机制出发，以期探索出适合流动妇女培训的有效模式。研究发现，不到1/3的流动妇女在外出之前或外出期间接受过各种形式的培训，但是流动妇女的培训需求与接受过的培训内容存在明显的错位，该调查还发现流动妇女对法律知识和非农技能培训的需求最为强烈。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反映流动妇女个人特征的年龄、文化程度和经济收入的变量对其培训行为和培训需求具有显著的影响。年龄较轻、文化程度较高、经济收入较好的流动妇女更可能参加过培训，且有更强烈的培训需求。在企事业打工的流动妇女相比于从事其他工作的流动妇女，参加过培训的比例更高，培训需求也更高。工作时间太长、没有空闲时间是多数流动妇女不想参加培训的主要考虑因素。

本项目除了在宏观上研究当前人口流动状况及对国家相关政策的综述外，主要关注点仍是流动人口、他们的健康和教育以及流动与健康、教育的关系。当相对自由的迁移流动为城乡居民，尤其是为农村青年提供更多发展机会、提高个体和家庭收入的同时，我们更希望看到迁移流动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具体而言，是改善这个大规模群体的健康状况、增加受教育机会。此外，本项目的多数实证研究在介绍现状时，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流动人口在健康和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些是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而有些则是延续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老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将会严重影响中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中国良性城市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