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的欧美史学发展有两次重大转变，一是自1960年代以来的新史学或社会史挑战了传统史学，逐渐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主流；二是1980年代，新文化史取代新史学中的社会、经济与人口史成为学界的宠儿。为了要和19世纪末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t）的古典文化史做区别，1989年美国新文化史家亨特（Lynn Hunt）在《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的导论中首次将这种史学研究类型称为“新文化史”。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在访谈录中说道：“新文化史的史家们大多认为，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影响历史的发展，他们的行为展现了他们的特点，微观史家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这点。”新文化史的最新发展方向是在文化里包含了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主题。

然而上述现象大多发展于1980～2000年这20年间，史学界对于近十年的新文化史的发展则关注较少。但美国学界近来的发展，就已有很大的转变，格利克曼（Lawrence B. Glickman）曾指出，新文化史已经在美国获得空前的胜利。从1980年代至1990年代是新文化史兴起的时代。到了2001年，弗农（James Vernon）已经宣称“我们现在都是文化史家”。这同时显示在文化史拔得头筹的同时，曾经具有独特性的文化史在迈向21世纪时，其形象却越来越模糊。在中国史方面，近来罗威廉（William T. Rowe）所写的一本清史新书《中国最后一个王朝》（China's Last Empire），也指出美国的清史研究目前当家的是新清史学派，研究取向就是新文化史走向或文化转向，同时也可称为“内亚转向”或“中亚转向”，研究的主题已经由以往的社会史时代的下层民众转变至宫廷。

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和王晴佳在《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一书中也提道，冷战之后的历史书写有以下几点的变化：（1）文化转向及语言学转向导致了所谓的“新文化史”的兴起；（2）妇女史与性别史的持续扩大；（3）在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建立起新的联盟；（4）对国别史研究的挑战；（5）世界史与全球史的兴起。在这五个研究方向的转变中，又以新文化史及全球史的影响最为显著。至于台湾的新文化史走向，这与《新史学》的推动有密切关联。《新史学》的创刊究竟对于台湾史学的文化转向影响如何？是否真如有些学者所说，影响甚微？我们认为唯有仔细去分析其中所收录的文章，才能更精确地解答上述的疑惑。以下本文仅就2000年之前的《新史学》所收录的文章，探讨当代台湾史学的文化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