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精英心态的渊源

精英心态是权力主义者的心态写照，权力主义者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权力追求者，他们拥有文明社会的典型思想和技能，但心态上坚持非理性的或反理性的信念。他们既是普通人又不想成为普通人，既追求人格独立又倾向于盲从权力和权威。因历史和现实等原因，史学研究者呈现不同程度的精英心态。

（1）传统史学的神谕性和资政性。以传统史学精神撰写的中国历史，主要是记载国家大事，史学的功能是资政。正如刘志琴所说：“古代中国史学的资政性和史官制，使得官史所记载的内容，绝大部分是统治者的政绩训令，文治武功，礼仪大典，星变灾异，生产经济和征伐边务等国家和皇家大事。……代代相承，文献档案累积数千年不断。但也由于这一点，资政成为治史的第一要义。”“史书主要是为帝王提供统治的经验，为一姓王朝服务，史书成为君主、官员、士大夫治理国政的教科书”，“史书有神谕的性质……阅史者主要是天子”。

（2）传统史学家地位高，责任神圣。古时“史与巫不分，写史的被奉为神人”“史书的编纂者是最高统治者推行政令的得力助手，这样的史官实际上是国家的职能机构，它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兴废，只要有国家体制的赓续，史官的设置就相沿不变”。传统史学和史家的地位造成的后果是深入骨髓的使命感和精英意识，不屑于研究俗文化、大众文化，而专注于所谓的“雅文化”。所以“文人雅士崇尚大雅脱俗，与世俗生活有一定的疏离，有识之士也往往以大雅化俗的态度，居高临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心态，看待俗文化”。

史学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主题、宗旨和功能全面被解构，史学“从神谕性、资政性向教育性转型，从史学对政治的关系来说是弱化了，而从对人民的受惠来说，又扩大了史学的服务价值”。“史学走向民众，促使史学著作从少数人阅读变为大众读物，这是方向性的大转移”。其变化之大“足以颠覆传统史学，这种解构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却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由此相应的是写史者和阅史者的身份也随之改变，写史者不再具有曾经的高端社会地位，阅史者也从达官贵人转向平民大众。总之，经历了一场“从上到下”的巨变，社会文化史便是诞生、发展于这场“自上而下”的史学研究转向中。

当代史学研究者虽然已经没有传统史学家的崇高社会地位，但仍不失为精英阶层。大众和精英，是立足于社会学的角度对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们的称谓，前者一般是指生活在社会下层并且文化水平较低的社会成员；而后者虽然不以地位为主要判断依据，但文化教养的高下明显是最突出的判断标志。史学研究者对精英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的传承，使史学研究者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的自我期待，所以造成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形式虽然引入了“庶民研究”，但其研究的内核仍承袭着精英研究的思维，并且“用消极的行为方式对偏见的对象实施行动，当这种倾向在外显的行为中表现出来时，歧视也就发生了”，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偏见、歧视等行为。“自觉”是指研究者主观意识未转变，仍然对“下层”的研究不屑一顾，即使开展研究，也怀有歧视、支配“下层”甚至猎奇的心态；“不自觉”是研究者主观意识到精英心态会妨碍其研究的客观性，但是内心深处隐含的自己不能觉察的精英心态导致其研究方法的权威性倾向；实践中，“不自觉”的表现相对多一些。这种精英心态是源于传统史学中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具有稳定性、连续性、持久性，其信念与价值观为特定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所接受与认同，并且内化为社会行动主体的精神，正如李慎之先生说：“它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它是不变的，或者是极难变的，如庞朴所说的是一种惰性力量（或曰惯性力量）, ‘任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文化传统应该是稳定的、恒久单一的。它应该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研究者的精英心态思想在实践中至少会导致以下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