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镇化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机理：三种理论解释
从经济学视角解释城镇化，主要可以借鉴发展经济学、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相应的，本部分将引用上述理论，分内生和外生两种因素，对三个领域中有关城镇化与服务业互动机理的研究做一系统回顾。
（一）内生因素分析
1．发展经济学的解释：生产结构及消费结构变动视角
（1）生产结构变动视角。
最早注意到产业结构变动与城镇化发展之间联系的研究来自钱纳里和库兹涅茨。钱纳里等（1988）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各国劳动力配置和城镇化率进行研究后得到，二者的变动趋势较为类似：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配置于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力比例也在不断加大。把钱纳里经济结构标准变动模式中有关服务业和城镇化的发展数值抽出来单独进行比较，可以得出城镇化发展进程早于服务业的结论（高敏，2006）。经济发展早期，当人均GDP为250美元时，城镇化已完成一半，而服务业就业在人均GDP为450美元时才完成一半。也就是说，城镇化的起步早于服务业，当城镇化达到中等水平以后，服务业才会实现较快发展。库兹涅茨（1989）在考察经济增长中由经济结构变动引致的结果时，指出产业的不同属性会导致产业结构变动对城镇化产生不同影响。生产方式、所需技术及产业关联度等因素决定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为了实现规模经济，只能存在于城市中；因而，当主导产业由农业逐步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时，劳动力、资本投资和居住地点也随之向城市转移，表现为城镇化进程加快。地理学家国松久弥（1971）的研究也指出，工业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将逐步减弱，而服务业的提升作用则将逐步增强；城镇化过程，说到底就是工业、服务业聚集的过程。
Singelmann（1978）观察了1920～1970年工业化国家劳动力转移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发现城镇化推动了农业型经济向服务业型经济转变，从而最早在文献中提出城镇化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假说。该假说成为其后国内许多学者研究的基点，如郑吉昌（2005）的统计研究表明，城镇化与服务业的相关性要强于城镇化与制造业的相关性；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将导致工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逐渐降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直接转移到城市服务业中，从而在客观上加速城镇化进程，特别是人的城镇化进程（曾芬钰，2002）。彭荣胜等（2007）通过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实证考察了影响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要素，结果显示，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转移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服务业发展；河南服务业就业容量显著偏小、比重严重偏低的根本原因，是服务业内部构成的不合理，这直接导致服务业增长未能反映在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上，从而在整体上制约了城镇化进程。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研究了技术进步在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互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如Murata（2002）、Davis和Henderson（2003）。这些文献指出，技术进步使得作为中间投入品的机械、化学肥料等在农业中大量使用，从而导致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并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这部分劳动力，推动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一些研究显示，较之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服务业与城镇化的联系更强；而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服务业在生产率提高方面是病态行业，脱离了工业化的城镇化被称为“拉美模式”，即“过度城镇化”和“没有工业化的城镇化”。这些发展经济学家指出，服务部门生产率的变化率在三大产业中是最低的（Fuchs, 1965），服务劳动密集的内在本质使得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比制造业更难实现（Baumol, 1967），由此，随着城市工业的扩张，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大量流向城市，在工业吸纳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进入生产率低下的传统服务部门。在刘易斯的人口流动模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不仅流向了城市工业，还流向了城市的非正式部门，主要就是传统服务行业。其背后隐含的意思是，城镇化与工业化是协调统一的发展过程，而由于服务业部门效率低下，由服务业带动的城镇化则是不长久的、低效率的，无法持续推动经济增长。此后，托达罗（1999）也明确指出，当城市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时，大量剩余劳动力将在小规模的、效率低下的、无益于经济增长的传统服务行业就业，从而导致贫困的城镇化。正是基于以上考虑，绝大多数研究对拉美国家的城镇化模式均秉持了否定的态度。然而，建立在对一系列现实观察基础之上的一些新近研究则表明，先行国和后进国之间存在着结构成长偏差，由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成长的外部环境较之发达国家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这将导致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起步时点提前。所以，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发展与城镇化的联系更强，完全是正常现象。
（2）消费结构变动视角。
基于消费结构变动解释城镇化与服务业关系的逻辑是，城镇化将导致消费者和生产者对多样化服务的需求增加。经济收入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加，使得消费者倾向于追求多样化的物质与精神享受，其对于购物、住房、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体育娱乐、旅游度假、法律诉讼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需求促进了城市服务业的蓬勃发展，继而带来了就业机会与人口的增加，从而促进了城镇化。
消费结构的转变，也将对产业结构和城镇化的关系产生影响（库兹涅茨，1989）。城镇化过程产生了越来越多农村不存在的商品和服务，改变了经济总体的需求结构，从而促进了服务业发展；而发达的服务业在城市中的集聚，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迁移至城市，从而推动了城镇化进程。Chang等（2006）对中国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也表明，农村部门自给自足决定了其对服务业的需求有限，城市生活则倾向于引致居民对于运输、零售等服务业的需求，城镇化能够刺激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的增加。Au和Henderson（2006）指出，城镇化对服务业产生规模效应的来源，是人口集聚过程中服务投入的多样性。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聚，不但产生了大量对服务业的引致需求，而且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特征，也为服务业集聚产生规模经济创造了充分的市场基础。与此同时，服务业与其他产业强关联度、强融合力的特性，使得服务业在本地的集聚会通过乘数效应改变整个地区的投资及就业结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转换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葛宝琴，2010）。
2．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劳动分工与人力资本视角
（1）人力资本视角。
许多研究还应用新经济增长理论所关注的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来解释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作为最早提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经济学家，Lucas（1988）认为不同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将带来不同类型的专业化人力资本，从而使得区域的知识外溢效应得以发挥，并内化成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对于以知识密集为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来说，投入要素的高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含量，将在城市中产生极大的外部性，并促进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特性，导致生产性服务要素成为制造业导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主要途径，人力资本积累、日益专业化和迂回生产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经济过程（格鲁伯等，1993）；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以金融、商业、教育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对人力资本专业化要求较高，更倾向于集聚在城市，而人力资本状况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直接连接着服务业与城镇化。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总水平越高的城市，其厂商的生产率越高（莫雷蒂，2012）——通过影响城市集聚经济效应的发挥，人力资本将对服务业与城镇化的互促发展产生影响（Black & Henderson, 1999）。
（2）劳动分工视角。
新增长理论近年来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是，把总体收益递增归因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认为劳动分工的演进会扩大市场规模，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贸易依存度和内生比较优势，从而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消费者服务业与分工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其增长主要受居民需求偏好变化、闲暇时间增多等因素的影响，故与劳动分工相联系的新增长理论文献，同样致力于解释生产性服务业与城镇化之间的联系。
Daniels和Bryson（2002）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主要源于全球化引致的更加复杂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从产业链角度看，贸易壁垒消除异己低成本国家的竞争，迫使发达国家不断推出新产品，产品竞争由此逐渐延伸至产前和产后的服务环节；不断增长的外包服务、不断加快的技术更新以及外部合作者的持续加入，使得每个企业可以仅从事自身最具竞争力的环节，这使得生产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而服务环节的逐渐外包也使产业链上的各企业增加了对知识密集型服务，如科技研发、营销、企业管理等外部服务的需求（Aslesen et al., 2004）。正如黄少军（2000）所指出的，后工业社会，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并不是最终需求，而是劳动分工深化、技术不断进步和管理方式持续变革导致的对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品的需求增加；随着工业生产方式由大规模、标准化的福特制转向小规模、个性化的弹性生产，管理和市场运作环节将逐渐转移出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各经营主体在城市的地理集聚，可以在客观上降低由分工产生的协调费用，故而城镇化内生于分工的深化——而从这个层面上说，服务业同城镇化一样，都是劳动分工深化、演进的结果，同时又具有推动分工细化的作用。因此，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和城镇化的共同演进格局必然形成，劳动分工是服务业与城镇化内在联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高敏，2006）。
3．新经济地理学的解释：规模收益视角
城市经济最突出的特点在于聚集。集聚经济简而言之就是一种空间规模经济，Marshall（1890）提出后逾百年的时间里，空间维度一直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直至以Krugman、Fujita和Venables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理论假设上，开创性地将“冰山”成本结构代入Dixit-Stigliz模型，在数理上构建了生产和消费的一般均衡，并以此揭示产业活动均衡的空间分布模式。当地理上的紧密接近能为企业与工厂产生外在利益时，就出现了集聚经济。
Rosenthal和Strange（2004）将集聚经济分为三种层次上的外部性：产生于相似产业空间集中的外部性称为产业层次上的集聚经济，技术相似度越高则外部性就越强；地理范围上的集聚经济产生于地理上的空间接近，因而随距离增加而衰减；时间层次上的集聚经济则因时间滞后而减弱。目前的实证检验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层次上，表现为城市化经济与专业化经济。服务业同制造业一样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正如Davis和Henderson（2003）所指出的，从农业转向工业再转向服务业，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转移使得企业和工人集聚到城市可以获取规模效益，这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服务业一方面受益于制造业的垂直分离，另一方面受益于城市化经济所产生的范围经济，因此相对于制造业受益于地方专业化，城市化经济对服务业的影响通常更为显著，当然这也因行业而异。Graham（2008）对英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分析，就证实了服务业更受益于城市化经济所产生的多样化活动；而一些服务行业如金融业的地方化经济还是普遍存在的（Brulhart & Mathys, 2008）。但是，对于服务业与地方化经济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确定的结论，典型的研究如郑吉昌等（2005）从供给视角探讨了城市独有的推动服务业发展的机制，并将其概括为规模上的聚集效益、地理上的优势效益和环境上的外部效益；Goldhar和Berg（2010）更是在研究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时发现，在服务业力图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来获得数量增长与更多利润空间的同时，其自身也越来越呈现出传统制造业的特征。
长期以来，集聚经济一直以“黑箱”的面目出现，集聚经济的来源与作用机制的问题未能得到较好的解释，直到产生新经济地理学。该理论指出，集聚经济是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与特殊的运输成本结构及其所产生的本地市场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表现为集聚力和分散力之间的此消彼长，而这些效应在马歇尔的产业外部性理论中体现为劳动力蓄水池作用（Labor Pooling）、中间投入共享（Input Sharing）和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Daniels（1985）指出，尽管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使得服务企业减少对面对面交流的需求，但历史、传统、权威等其他因素，加之劳动力蓄水池、信息外溢等经济因素都将成为服务业向城市中心集聚的推动力量；Illeris（1989）则基于马歇尔外部性理论，直接将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集聚的原因归结为享受人力资源的“蓄水池”、获得更多上下游企业的联系机会。
（1）劳动力蓄水池效应。
所谓劳动力蓄水池作用，就是产业使用相同类型工人所导致的工人在企业和产业之间便利的流动。集聚经济将降低企业异质性对用工需求的冲击（Krugman, 1990）；劳动力会为了增加与企业接触的机会而选择在企业集聚的地方工作，即使这需要承受更低的工资（Ellison & Glaeser, 1997）。从Krugman的中心-外围模型出发，Helsley和Strange（1990）建立了一个城市劳动力供给匹配模型。该模型假设厂商对劳动力的技术需求与其自身的技术水平是不匹配的，且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劳动力将在企业提供的工资与自身支付的培训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博弈结果是，工资水平的纳什均衡和均衡厂商数量都是工人总数量的递增函数，也就是说，城市规模越大则劳动力蓄水池就越大，同时均衡的厂商数量与工资水平也越高（朱铃，2012）。
目前，以Overman和Puga（2010）、Rosenthal和Strange（2001）以及Ellison等（2011）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都已经证明了劳动力蓄水池是集聚经济的主要来源。多数实证研究都以技能、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等指标来描述劳动力蓄水池效应，仅有少部分文献以服务业为对象，但同样证实了劳动力蓄水池效应的存在。Daniels等（1991）和Chang等（2006）的研究直接指出，城镇化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必需的要素条件；较多受教育和有经验的技术人才在城市集聚，构成了服务业在城市创业和经营的劳动力供给基础（Daniels& Bryson, 2002）。蒋三庚（2006）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分析了服务业在城市集聚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节约效应。从供给方面看，当某一服务企业在城市集聚后，便会形成一个具有同样技术背景的人才或劳动力市场，这种人才市场的形成有助于企业应付服务递送时的一些不确定性，并以较低成本利用当地的基础设施；从需求方面看，提供差异化服务的企业会降低消费者的搜寻成本。企业集聚形成后，其成本优势将吸引新企业不断进入，使得该产业在城市中的规模不断增大。
（2）中间投入品共享效应。
新经济地理学用产业的前向、后向联系及其所产生的运输成本节省来解释集聚经济；而当集聚过度时，拥挤效应将会提高投入价格同时降低产品价格，成为使集聚分散的反作用力。这种所谓中间投入品，当然不仅包括中间投入的有形产品，更包括各种中间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根据可贸易度的大小，服务业也会随着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产生的中间投入品效应在城市中形成集聚。
通过模型构建，Abdel和Fujita（1990）发现多个部门对差异化中间服务投入的需求，构成了多样化城市形成的原因。Puga和Venables（1996）则模仿D-S模型，构建了一个供给方中间投入品的多样化模型，并指出中间投入品的多样化将显著影响最终产品生产率，而最终产品生产率的提升又会反向吸引更多中间投入品厂商的集中，从而在理论层面揭示了中间投入品共享效应对服务业和城镇化互动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中，由于找出投入产出相关性的同时还要兼顾关联产业的地理接近性，因而对于中间投入品效应的测度一直是模型设计的难点。Rosenthal和Strange（2001）最早采用了中间投入需求率这个相对指标来分析产业间联系对集聚经济的影响，而Jofre-Monseny（2011）和Ellison等（2007）则构建了更加精准合理的绝对指标，对中间投入品效应予以刻画（朱铃，2012）。从已有实证文献看，不少研究都证明了基于共同投入共享效应的集聚经济的存在，而中间投入品效应则是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紧密相关的。从服务业层面分析，Combes（2000）指出对于中间投入品广泛而巨大的需求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溢出，导致大多数服务业部门的就业增长受益于产业多样性及就业密度；Naresh和Gary（2001）在分析金融服务业时指出，服务业在城市集中有利于获得专业化的劳动力和金融服务企业之间的支持性服务，从而在分工的同时有效控制交易费用，实现成本节约，此外，还可以减轻由于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Senn, 1993）。从最终用户的角度看，服务业生产和消费的即时性以及不可储存的特点，使得人口规模成为服务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城市拥有大量的人口和经济组织，使之成为服务业发展的天然场所（张家俊，2010）。虽然随着信息技术和服务外包的飞速发展，服务业的即时性假设已被极大削弱，但中间投入品共享仍然为我们理解服务业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较好的视角。正如Learner和Storper（2001）所指出的那样，作为生产性服务业潜在顾客的主要集中地，大城市拥有的大公司总部、国家经济管理机构和大型国有企业是生产性服务的重要需求方，定位于大城市，将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企业与客户经常性的面对面的接触。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性服务企业聚集于大城市，更多的企业将随之加入，从而形成大城市与服务业聚集且繁荣的因果循环关系。
然而，Moularet和Gallouj（1993）指出，这种传统解释在高附加值和知识密集型等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增长和发展方面已显示出局限性；由此，一种更适用于解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的知识溢出理论应运而生。
（3）知识溢出效应。
从交流外部性、新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扩散及累积的角度看，知识溢出效应指的是知识、信息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溢出和扩散及其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具有随距离增加而衰减的特点（朱铃，2012），故而成为除劳动力蓄水池和中间投入品共享外的另一种集聚经济的微观来源。
Duranton和Puga（2001）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引入集聚经济分析框架，把产品的生产划分为实验和大规模生产阶段，强调多样化的城市化经济对新知识创造和生产的影响。在产品的初次研发阶段，必须要对生产流程进行多次实验，而对创新源的接近将极大地节省实验成本。Jovanovic等（1989）建立了一个异质性的劳动力模型，假设居住在城市的低技术工人将通过向高技术工人学习而获得更高收益，当高技术工人的相对生产率足够高，且学习密度函数是关于高技术工人数足够高的函数时，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都会向城市地区集中。而在实证研究方面，知识溢出效应的度量一直是个难题，目前比较常用的指标如基于投入产出关系或技术相似度产业间的研发投入、专利引用或者新技术的采用情况（如Audretsch & Feldman, 1996）。
交流外部性模型以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交流为投入，而此种交流必须付出相应的运输成本，运输成本则与地理距离显著相关。所以，企业之间的地理集聚将减少交易成本并获得交流外部性，而这对于重视面对面交流的服务业意义更为重要。由于土地租金函数是呈钟形分布的，为了获得交流的外部性，企业倾向于在土地租金较高的经济中心集聚，而服务企业的竞租能力相对制造业更高，故地租与交流成本的均衡点位于城市中心。服务企业对知识和信息的依赖程度比制造企业更高，知识的外溢和信息的共享就成了推动服务业集群形成的又一大因素（刘奕，2009）。Keeble和Nacham（2002）从集聚利益特性差异的角度出发，认为制造业主要是从产品需求和供应的角度来寻求集聚收益，而作为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服务业，则主要是从学习和创新等方面获得集聚利益。城镇化能够提高当地劳动力市场知识流动的频繁程度，从而增强服务业的知识外溢，这有助于从原有企业中分离出新企业，外在表现为服务业发展。一些学者在研究技术创新型中小企业时指出，服务业在城市的集聚有助于使企业进入一个“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的过程，而这种效果是通过本地劳动力在企业间的流动、消费者-供应商之间的技术和组织交换、模仿过程等实现的（Camagni, 1991）。知识的外溢效应和集体学习的互动过程，使得每个服务业企业获得知识更加容易，尤其是获得隐性知识，经革新后使其显性化，创造出高于原来的新知识形态，从而使得“集体学习过程”逐渐演变为一种地区的“创新环境”（Keeble et al., 2000）。服务业集群这种区域企业结构方式为隐性知识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更为普遍的是，城市形成的网络效应使得各服务企业员工之间能进行非正式交流，让企业捕捉到新技术和新机会。这些非正式交流既可发生在工作环境中（所谓餐厅效应，Cafeteria Effect），也可发生在城市中的非工作环境中，如社交及休闲活动中；而这些非正式交流的机会可以是当地政府或机构组织的，也可以在酒吧、俱乐部、咖啡厅等地方偶然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对于创新网络的形成也非常重要，许多隐性知识可以通过劳动力的流动而获得，新员工在新工作环境中与同事的交流会形成知识重叠效应，进而创造新的知识。Keeble和Wikinson（2000）强调服务业的“集体学习过程”对城镇化中创新环境的演化很重要，而城镇化能使服务业集群中的企业更有效地提高创造性和学习、分享及创新的能力。Keeble（2001）对欧洲高技术服务业的实证研究就证明，具有活跃的集体学习过程的企业在创造新产品方面会表现出超凡的优势。研究表明，这种基于个人联系的网络，是在隐性知识难以准确定价且难以在科层组织中传播的背景下，获得信息的最有效的组织方式。
（二）外生因素分析
1．政府因素
以上的分析中，各个要素均是作为一种内生的力量影响服务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然而，作为外生因素的政府作用和经济政策，同样会对服务业与城镇化的关系施加影响。如Davis和Henderson（2003）指出，政府实施的如贸易保护政策、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价格控制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是通过先对各产业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产生影响，进而间接影响到城镇化发展的。Alexander（1970）在调查了位于悉尼、伦敦、多伦多等城市的事务所后发现，生产性服务企业在城市集聚的主要原因，除了便于与外部组织的接触、接近顾客和消费群体、接近关联企业等，还包括有利于和政府机关接触、决策者集中等。高敏（2006）指出，人口制度、土地制度、城市规划制度、公共政策（如收入分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服务体系都深刻影响着城镇化与服务业之间的协同发展。顾乃华（2011）通过理论分析和对由23个省份样本、252个城市样本构成的二层数据模型进行检验，指出经济转型期城镇化进程是影响城市服务业增长速度和占比的重要因素；城市归属的省的制度和政策，通过改变城镇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间接作用于服务业速度和占比，从而印证了制度引致的服务业区域不平衡现象的存在。
在促进服务业的区域均衡增长方面，政府的力量同样不容小觑。汤爽爽等（2013）对法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区域规划对服务业发展引导作用的研究表明，法国通过有意识的就业布局引导了全国人口流动走向，推动服务业（尤其是教育、科研方面）资源在规划的大、中城市中的发展，乡村地区则定位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旅游业。面对巴黎地区过度集中的质疑，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实行的“平衡型大都市”及其衍生政策，使得科研、教育、创新等部门在巴黎大规模集聚的同时，形成了巴黎地区以外的一系列重要功能极点——图卢兹的空间研究、里昂的医学研究、格勒诺波尔的能源研究节点，而大学教育的分散化更是创造出里昂、图卢兹、格勒诺波尔、波尔多、里尔和蒙彼利埃这些重要教育节点。
2．社会文化因素
影响服务业在城市集中的原因还有社会文化等因素。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服务业集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接近全球网络（Moulaertand Gallouj, 1993），这也是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国际化都市中心的重要原因（Sassen, 1994）。与许多制造企业不完全相同的是，某些行业的服务企业（如法律、会计等咨询行业）全球化过程更加艰难，因为它们更多地依赖于本地化的人际网络、口碑、公信度（刘奕，2009）。服务企业选址于著名的城市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声誉，加强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信任（Naresh & Gary, 2001）。实证研究表明，居于CBD的中小服务企业明显在客户收益、海外业务、协作安排和专业员工招聘方面比不在CBD的同等企业更为国际化，且开放性更强、与全球经济的互动更为频繁、拥有更多的市场机会（Nachum & Keeble,1999）。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FIRE（金融、保险、房地产）集聚在高等级城市CBD的原因，除了享受集聚经济带来的外部性之外，一些研究还指出了CBD象征作用对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如Pandit、Cook和Swann（2001）认为金融企业总部位于大城市CBD的原因是增加信誉的同时，降低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选址于城市CBD可以增强信誉，它更像是一种对于质量的预期和假设，或是高质量服务的俱乐部门票，放弃CBD本身就意味着自贬身价，而这对于高层次服务业来说是致命的（Shearmur & Alvergne,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