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城市物质与社会空间互动关系研究综述

第一节 城市空间结构理论研究

一 城市空间结构概念与内涵

（一）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

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是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区域实体，是各种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的综合体（周一星，1995）。城市作为一个完整统一的系统，其各组成部分或各要素之间并非处于无序状态，而是通过一定的关联方式有组织、有规律地凝结在一起，形成一定的结构。这种城市结构不是单纯抽象的概念，它必然通过城市所在的地域空间体现为城市空间结构。

城市空间结构一般多指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在西方又称城市内部结构。城市空间结构作为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不同学科、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不同，对城市空间结构概念的界定也存在一定差异。

富勒（Foley L D）是试图建构城市空间结构概念框架的早期学者之一。他从四个层面提出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框架：第一，城市空间结构包括文化价值、功能活动和物质环境三种要素；第二，城市结构包括空间和非空间两种属性；第三，城市空间结构包括形式和过程两个方面，分别指城市结构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空间作用的模式；第四，城市空间结构具有时间特性（Foley L D，1964）。韦伯（Webber，1964）从城市结构的空间属性（包括形式和过程两个方面）角度指出，城市空间结构的形式是指物质要素和活动要素的空间分布模式，过程则是指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各种交通流。相应地，城市空间被划分为“静态活动空间”（如建筑）和“动态活动空间”（如交通网络）（唐子来，1997；周春山，2007）。

波恩（Bourne L S）试图用系统理论的观点来描述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他描述了城市系统的三个核心概念。一是城市形态，指城市各要素（包括物质设施、社会群体、经济活动和公共机构）的空间分布模式；二是城市要素的相互作用，指城市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把城市要素整合为一个功能实体，不同功能节点之间的“流”表示城市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城市空间结构，指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把各个子系统整合成为城市系统。波恩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定义不仅指出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构成要素（既有物质要素，又有经济、社会要素），同时又强调了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Bourne L S，1982）。

布罗茨（Brotchie）认为城市空间结构是居住和非居住城市活动的模式及其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它们所在的建成环境来体现的（Brotchie，1985）。贝里（Berry）认为，城市空间结构就是城市的内部结构，包括居住方式以及社会经济方式（Berry，1994）。凯塞尔（Kaiser）认为，城市空间结构涉及城市地区的物质要素与土地使用的秩序和关系，城市空间结构是三种主要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即活动体系、土地开发体系等在时空中的持续（Kaiser，1997）。诺克斯（Knox）指出，城市空间结构反映了城市运行的方式，既把人和活动集聚到一起，又把他们挑选出来，分门别类地安置在不同的邻里和功能区（Knox，2000）。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往往反映出不同学科对这一概念具有的不同理解。

建筑学主要强调实体要素在城市空间上的反映，偏重于城市自然要素、建筑、设施等在空间上的组合方式。夏祖华、黄伟康认为最基本的城市空间构成方式只有两种，实体围合形成空间或实体占领形成空间，这两种都是通过实体物质的设置或组合构成的城市空间（夏祖华，黄伟康，1992）。赵和生认为，可以通过建筑、树木、地面、灯杆、座椅等实体要素构成不同尺度、不同形状、不同形象、不同特征和不同氛围的城市空间（赵和生，1999）。

城市规划学更多强调城市结构与城市形态的相互联系。李德华认为，城市结构是城市功能活动的内在联系，是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及空间各组成部分的高度概括，是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抽象写照（李德华，2001）。黄亚平认为，城市空间结构是指城市的物质与非物质要素，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分布与联结状态（黄亚平，2002）。陈鹏认为城市空间结构不是城市各种功能在空间上的简单组合或者随机分布，而是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陈鹏，2009）。

城市经济学往往偏重于城市功能与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的研究，蔡孝箴认为，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内部功能分化和各种活动所造成的土地利用的内在差异而形成的一种地域结构（蔡孝箴，1998）；郭鸿懋等认为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建成区内的土地功能分区结构，或是城市内部功能分化和各种活动所连成的土地利用的内在差异而形成的一种地域结构（郭鸿懋等，2002）。江曼琦则认为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功能组织在地域空间系列上的投影，表现了城市各种物质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特征和组合关系（江曼琦，2001）。

城市地理学对城市空间结构的认识也并不完全统一。武进强调城市内部存在不同的功能分区，它们相互组合共同构成整个城市的结构（武进，1990）。胡俊认为，城市空间结构是在特定地理条件下人类各种活动和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反映，是城市功能组织方式在空间的具体表征（胡俊，1995）。顾朝林认为，城市空间结构是从空间的角度来探索城市形态和城市相互作用网络在理性的组织原理下的表达方式（顾朝林等，2001）。柴彦威认为城市空间结构是各种人类活动与功能组织在城市地域上的空间投影，是城市地域内部各种空间的组合状态（柴彦威，2000）。朱喜钢将城市空间结构理解为城市物质要素在多种背景下所形成的城市功能组织方式及其内在机制相互作用所决定的空间布局特征（朱喜钢，2002）。冯健认为，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就是作为城市主体的人，以及人所从事的经济、社会活动在空间上表现出的格局和差异（冯健，2004）。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空间结构概念的界定，大体呈现出了建筑空间、功能空间以及社会空间三种属性形态及其空间组合，这三种空间形态实际上可以总结为城市物质空间（物质要素占据的空间）与社会空间（社会群体生活居住的空间）的集合。因此，本书认为城市空间结构是指城市各个要素（包括各种物质要素与社会要素）的空间分布形式，同时包含了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二）城市空间结构的内涵

1.城市空间结构的构成

顾朝林认为城市空间结构具有五大构成要素，分别为节点、梯度、通道、网络、环与面（顾朝林，2000）。其中，节点为城市中不同功能的地块组成的实体空间；梯度是由于节点的存在而形成的城市核心向外缘的空间梯度；通道则是各个节点之间形成的能量疏散、流通的通道；节点与通道组成了城市空间的网络系统；环与面是由网络的边界构成不同的环，由环生长成各具特色的面。江曼琦从密度、布局、城市形态三个方面解释了城市空间结构的要素内涵，认为密度表现了城市内部不同地段土地利用的强度；布局是指城市地域的结构和层次；城市形态则是指城市空间结构的整体形式，是城市空间布局和密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城市形状和外观的表现（江曼琦，2001）。

通过对城市空间结构概念的解析和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描述，本书认为，城市空间结构的构成应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①活动元素，指城市日常活动中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元素，如设施、机构、社会群体、经济活动等；②组织元素，指城市各种活动元素的组织规则，如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等；③机制元素，指各种活动元素得以组织和运行的影响机制，如经济运行方式、政府行为等；④形态元素，指城市活动元素在各种组织规则和运行机制影响下反映出的点、线、面等形态特征的空间组合；⑤时序元素，城市空间结构具有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演化特征。

2.城市空间结构的特征

城市空间结构的内涵特征丰富，主要反映在城市空间结构具有的系统性、开放性、动态性和复杂性几个方面。

①系统性

城市空间结构具有系统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城市空间结构的各组成要素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组成要素通过一定规则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支撑着城市发展的基本和非基本活动。从系统论角度来看，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中的多种要素在空间上的组合方式及其内在的相互作用机制。同时，城市空间结构还包括若干子系统，如城市的人口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文化空间结构等。

②开放性

贝里（Berry）曾将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定义为“城市体系研究”和“作为体系中的城市的研究”（Berry，1964），这一定义反映了城市与区域之间是不能相互脱离的，彼此有着能量的输出与交换。同样，城市空间结构也不是封闭的，它在影响区域的同时，也受区域的制约作用。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区域与区域城市的概念已经出现，城市与区域的“边界”日渐模糊，承载城市空间结构的地域范围被不断扩大，都市区、郊区化、多核心等空间结构形态的出现不断地反映出城市空间结构开放性的特征。

③动态性

生产力在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其生活的场所也由原始的村庄聚落发展到今天的国际大都市。城市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变化过程，同样，城市空间结构也具有动态性的特征。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动态变化过程，从单核心到双核心再到多核心，从老城区到新城区（开发区）再到都市区，受多种要素影响，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始终处于不断发展与变化的过程。

④复杂性

由于城市空间结构的组成要素多样，且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复杂多变，因此，城市空间结构还具有复杂性的特征。同时，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演化，城市空间结构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受市场化、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日趋复杂，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不断作用于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空间也是在复杂多变的各要素综合影响下处于不断地重构的过程。

3.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城市空间发展实践表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是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经济因素突出表现在对城市经济功能变化的影响上。如我国城市近年来出现的“退二进三”的变化趋势，促使功能空间表现出城市中心CBD的形成，外围依托工业项目的城市蔓延，城市空间规模不断扩大，城市边缘开发区成为城市中最活跃的空间地域。社会因素主要反映在人口和社会阶层的变化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方面。城市人口增长、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等通过对住房和相关设施布局的影响，进而对城市空间结构变化产生影响。技术因素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较大，突出反映在交通和通信工具的变革所产生的效应上。交通方式的不同，城市居民的出行时间和能力也不同，因此，从距离上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制约。北美的城市发展历史表明，现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交通和通信水平提高的结果（Glaab A，Brown T，1967）。制度因素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往往通过土地制度来发挥作用。西方国家的城市受市场因素的影响，通过地租、地价反映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态变化。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制度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则表现为土地的功能分区、单位制空间等。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等都对城市空间结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4.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

西方国家不同的理论对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动力机制有着不同的解释，包括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文化-政治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解释。从我国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实证研究来看，不同学者对我国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张庭伟指出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变化是城市内部、外部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物质空间反映。他将影响城市的社会力量总结为“政府力”“市场力”“社区力”，并构建了三种力量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三个模型，分别为合力模型、覆盖模型和综合模型（张庭伟，2001）。

石崧总结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认为动力主体是政府、城市经济组织和居民，城市空间结构在自组织与被组织的过程中受到多种力量的作用，最终的结构形态是多力平衡的结果（石崧，2004）。付磊通过上海市的实证研究指出，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和制度空间结构的交互作用过程构成了城市空间发展和结构演变的综合机制，亦即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是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由制度转型推动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重组，以及结构体系之间的互动作用，通过各类经济组织、城市居民和各级政府的互动行为机制而实现的空间化过程（付磊，2008）。

二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发展演变

（一）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阶段进展

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与人文地理学哲学思潮的发展及相关学派的产生与发展密不可分。随着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反映不同时代背景与特征的典型代表。概括起来，大致可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1.思想形成阶段（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初）

该阶段主要是各种城市空间结构思想的出现与形成时期，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城市的急速发展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模式。如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Owen）、傅立叶（Fourier）提出的“合作新村”的市镇模式，马塔（Mata）的“带型城市”，霍华德（Howard）的“田园城市”，戛涅（Garnier）的“工业城市”，赖特（Wright）的“广亩城市”，柯布西埃（Corbusier）的“光辉城市”，沙里宁（Sarinen）的“有机疏散”理念等，这些理念对城市空间的布局与形态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后期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形成的启蒙思想。

2.理论萌芽阶段（20世纪20年代中至20世纪40年代末）

该阶段城市研究的生态学派兴起，以帕克（Park）为首的芝加哥学派从城市社会生态学的视角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标志着城市空间结构系统研究的开始。后期学者伯吉斯（Buregess）、霍伊特（Hoyt）、哈里斯（Harros）、厄尔曼（Ulman）等人基于城市土地利用提出了同心圆、扇形和多核心三大古典模型，曼（Mann）、埃里克森（Ericksen）等在他们的基础上对三大古典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同心圆加扇形的空间结构综合模式以及折中理论。同时，城市社会地理研究也开始成为热点，史域奇（Shevky）、贝尔（Bell）、莫迪（Murdie）等从人的经济地位、家庭类型、种族背景三个维度提出了城市生态结构理想模型，成为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理论基础。

3.计量化、模型化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60年代末）

受地理学“计量革命”影响，该时期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大量应用实证主义、计量方法和数学模型，对城市结构与形态的研究也从单纯的定性描述转向定量分析，同时，更加强调区位和空间的分析。典型代表是新古典主义学派对城市经济空间、土地利用、居住区位模型等的研究，如阿隆索（Alonso）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解析了区位、地租和城市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先后出现了米尔斯（Mills）的密度梯度模型、贝鲁克纳（Brueckner）的城市经济理论模型以及克拉克（Clark）的人口空间分布模型等。另外，艾伦（Allen）的自组织模型、齐门（Zeeman）的形态发生学数学模型，以及弗洛斯特（Forrester）的城市演变的生命周期理论也都是该时期的代表性成果。

4.多元化理论研究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

这一时期，行为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种人文地理学研究思想不断涌现，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人口分布的多核心模型、郊区化与城市蔓延、行为空间与意向空间、信息化与网络空间、社会空间分异与极化、性别与社会空间、后现代空间等研究不断兴起，城市空间结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内容日益深化，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体系日趋成熟与完善。

（二）我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阶段演化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是对西方理论方法的引进和介绍，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成果也极少，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主要开始于80年代以后。概括起来，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成果介绍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

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主要是对西方成果的介绍与引入，我国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成果如虞蔚的“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与规划”（1986）、李小建的“西方社会地理学中的社会空间”（1987）、沈玉麟的《外国城市建设史》（1989）、崔功豪的“中国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特征及发展”（1990）、陶松龄的“城市问题与城市结构”（1990）、李永文译的“社会空间的研究方法”（1993）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许学强系统地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对广州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开辟了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的先河（许学强等，1989）。

2.研究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末）

在充分借鉴国外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逐渐形成许多“内生”成果。主要是基于我国国情，对城市空间结构开展了广泛的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大城市用地扩展与郊区化、城市空间结构动力机制、大城市空间形态、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等。与此同时，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主要是借鉴西方城市社会空间分析方法，对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描述性研究。

3.蓬勃发展阶段（21世纪初至今）

2000年以来，我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进入蓬勃发展阶段，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研究热点不断出现。主要表现在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逐渐成为新的热点领域，研究内容集中在社会空间分化、居住空间分异、住房空间结构、城市贫困空间等方面。同时，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研究也逐渐丰富，出现了一些新的热点，如创意产业空间、CBD功能与空间结构、信息时代的城市经济空间、高新技术产业与城市空间结构等。总体来看，围绕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内容不断细化，研究成果不断丰富。

三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视角

综观国内外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内容体系，可以发现，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论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人口与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物质空间结构（侧重于土地利用空间和产业功能空间）和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三个方面。

（一）人口与城市空间结构

1.西方理论研究进展

西方学者对人口与城市空间结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内部的人口迁居与人口的空间分布上。围绕这两个方面形成了许多理论模型，如人口迁居原因模型、人口密度距离衰减模式等。

①城市人口迁居

人口迁居在西方城市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源于人口的迁居会导致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如由于城市内部人口的迁移所发生的郊区化、逆城市化、绅士化等过程。周春山、许学强系统总结了西方国家城市人口迁居的研究进展，并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该阶段形成了城市人口迁居的入侵演替理论、过滤理论、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和互补理论；第二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该阶段主要集中在运用空间分析、数量模型、行为分析等方法对城市人口迁居的研究；第三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现在，该阶段对西方绅士化等现象进行了介绍（周春山，许学强，1996）。

从研究内容来看，西方学者主要集中在对城市居民迁居的类型、主体、原因、决策行为、目的地及空间方向等方面。罗西（Rossi）提出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通过对不同阶段家庭人口变化与迁居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一个人一生中可能发生5次迁居（成长、离开家庭、结婚、有孩子、年老）（Rossi，1955）。阿贝努胡德（Abu-Lughood）和费利（Foley）创建了将住宅位置与住户在家庭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相联系的模式，并在构建模式的运动原因上，结合了人的成长过程和迁居（Johnston，1969）。贝尔（Bell）从家庭生活方式角度对迁居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不同家庭类型具有不同类型的迁居动机，他划分出了家庭型、事业型、享受型、社区型4种家庭类型，不同的家庭类型会因为不同的需求而做出不同的迁居决策（蔡莉，许美林，2005）。摩尔（Moore）研究了迁居者的决策行为，认为迁居行为源于内部的生命周期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外部则来源于住宅和邻里等居住环境的变化（Moore，1971）。

克拉克对迁居原因进行了分类，提出了相对综合的迁居原因模型（如图2-1）。他将迁居的原因分为自发型和强制型两大类，前者是指为了改善居住环境、适应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而主动迁居；后者则是指住房破坏、住房被占、离婚、家庭等原因引起的被动迁居（Clark，1983）。戈利奇和斯蒂森（Golledge & Stinson）提出了居民迁居的“价值期望”模型（如图2-2），该模型认为个体和家庭的特征、社会和文化规范、个人的特性、机会构成、信息五个因素是导致居民迁居的主要原因（Golledge & Stinson，1997）。

图2-1 城市居民迁居的原因

资料来源：Clark & Onaka，1983。

图2-2 城市居民迁居决策的价值期望模型

资料来源：Golledge & Stinson，1997。

②城市人口分布

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郊区化过程和人口密度分布模型两个方面。霍尔（Hall）通过将城市演变划分为六个阶段来反映城市人口分布的变化过程，这六个阶段依次是流失中的集中、绝对集中、相对集中、相对分散、绝对分散、流失中的分散。前三个阶段以向心集聚为主，后三个阶段以离心分散为主。从相对分散阶段开始，郊区人口开始增长，郊区化过程出现，至绝对分散阶段，郊区人口将超过中心城区人口。在最后一个阶段，都市区的人口大量外迁，一部分被郊区吸引，另一部分则向非都市区扩散转移，都市区的人口总量开始下降，标志着城市进入了逆城市化阶段（Hall，1984）。

从定量研究来看，围绕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形成了许多理论模型，如单核心模型、多核心模型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克拉克（Clark）于1951年提出的负指数函数，又称人口密度距离衰减模式，指出随着从市中心向外距离的增加，城市人口密度趋向于指数式衰减，即人口密度与距离之间是负幂指数关系，其数学表示式为：

D（x）=D₀exp［-γx］　　　　　　（2-1）

式中：D（x）为距中心商业区x处的人口密度；D₀为中心商业区的人口密度；x为距中心商业区的距离；γ为倾斜度，γ越大表明随着距中心商业区距离的增加，人口密度下降得越快，反之亦然。在克拉克提出人口密度负指数模型后，支持克拉克模型的实证研究进入一个繁盛阶段。为了准确描述现实中的城市人口密度分布，众多学者又尝试了各种函数类型，如正态分布函数、线性函数、γ函数、二次函数等。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城市人口分布与空间结构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人口地理学或人文地理学教材对此略有涉及，有的对方法论略有介绍。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人口与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城市人口分布研究

中国城市人口分布的实证研究最早开始于广州，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郑静等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对人口构成的多个方面的空间形态进行了分析，发现广州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并呈现出同心环型、阶梯型、中心型、对角型、随机分布型等多种空间形态，但对这些形态形成的机制分析不足（郑静，许学强，陈浩光，1994）。魏清泉、周春山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人口空间分布的趋势、特征和类型，并根据广州人口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了相应的城市规划对策（魏清泉，周春山，1995）；随后，周春山、许学强进一步总结了广州人口空间分布的地域类型，认为广州市人口分布正从年轻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周春山，许学强，1996）；罗彦、周春山又系统总结了50年来广州人口分布及其城市规划方案比对特征（罗彦，周春山，2006）。总体来看，广州人口分布的实证研究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研究内容的丰富性等特征，同时又与城市规划紧密结合，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②城市内部人口迁居研究

周春山、柴彦威、冯健等是国内城市内部人口迁居研究的主要代表学者。周春山总结了人口迁居理论，并对中国城市人口迁居特征、迁居原因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迁居者本身、社区因素、经济发展、人口政策、土地制度和住房政策是人口迁居主要影响因素（周春山，1996）。柴彦威、史中华等利用问卷调查法对天津、深圳等城市内部人口迁居的迁移方向、迁移距离、迁移类型等属性特征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迁移原因及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主要对策（柴彦威，胡智勇，仵宗卿，2000；史中华，柴彦威，刘志林，2000）。冯健、周一星基于千份问卷调查结果对北京城市内部居民迁居空间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单位福利分房和原居住地拆迁是居民迁居的主要原因（冯健，周一星，2004）。总体而言，国内城市内部人口迁居研究成果还较少，而已有成果往往集中于居民迁居属性特征的描述上，对迁居机理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③城市人口密度模型研究

近年，国内对城市人口密度模型的研究逐渐开展，王法辉、沈建法和王桂新等通过对北京、上海人口密度分布研究，认为人口分布基本符合负指数函数（Wang F H，Zhou Y X，1999；沈建法，王桂新，2000）。陈彦光借助最大熵方法对克拉克模型进行了推导，并对其进行了验证分析（陈彦光，2000）。冯健、谢守红、吴文钰等根据克拉克模型对杭州、广州、上海等城市人口密度空间分布进行了模拟分析（冯健，周一星，2000；谢守红，宁越敏，2006；吴文钰，马西亚，2006）。吕安民、林飞娜等则基于遥感和GIS方法对城市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开展了研究（吕安民等，2006；林飞娜，赵文吉，张萍，2008）。与国外相比，我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较为落后，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相关模型的解释与验证上，实证研究与理论总结都十分薄弱。

④大城市人口郊区化研究

借助人口普查资料，结合城市人口分布及其变动规律，国内学者对北京、广州、上海、杭州、武汉、西安等大城市人口郊区化过程、模式、驱动机制及发展趋势等开展了广泛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大城市已经进入以人口郊区化为代表的城市郊区化阶段，且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加强。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郊区化特征的凸显，大城市人口郊区化领域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化。

（二）城市物质空间结构

1.西方主要理论及研究进展

西方城市的物质空间结构研究早期反映在城市的静态结构形态中，往往强调以宗祠、王府、市场等为核心的空间结构布局以及规整化、理想化的静态结构形态。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建筑师希波丹姆（Hippodamus）强调构筑棋盘式的道路网为城市空间骨架。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维特鲁威（Vitruvius）在《建筑十书》中设想了蛛网式八角形的城市结构模式。

工业革命后，城市的快速发展引发了许多问题的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城市结构与形态模式。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Owen）、傅立叶（Fourier）提出了“乌托邦”“法郎吉”“合作新村”等理想的城市空间组织方案。1919年，英国的霍华德（Howard）提出建设“田园城市”的空间结构形态。1931年，法国学者柯布西埃（Corbusier）提出了提高城市空间密度的“光辉城市”思想。1932年美国的赖特（Wright）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分散的、低密度的城市空间形态模式，即“广亩城市”思想。另外，马塔（Mata）的带形城市、戛涅（Gamier）的工业城市、沙里宁（Sarinen）的有机疏散理论等都是这一时期提出的典型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物质空间结构形态的研究从定性描述逐渐转向定量分析，该时期的新古典主义学派、行为学派、空间学派等从不同视角对城市空间结构开展了研究。其中，运用新古典经济理论解析区位、地租和土地利用之间关系的竞标地价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理论。阿隆索（Alonso）在《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中提出了地租竞价曲线（bid-rent curves）（如图2-3），他认为，每一种土地利用类型（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居住用地）都应该有一种竞标地租曲线，反映他们预备为距中心商务区距离不同的地点支付的价格，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竞标曲线依次平缓，其地租价格随距市中心距离的远近也依次下降，且下降趋势依次趋缓（Alonso，1964）。另外，米尔斯（Mills）和贝鲁克纳（Brueckner）运用数学方法在阿隆索的基础上也提出了相应的城市结构模型（Mills，1972；Brueckner，1978）。

图2-3 阿隆索的城市土地竞标地租模式

资料来源：Alonso，1964。

20世纪60年代，部分学者从城市空间的物质属性角度对城市空间及其形态演化进行了分析。琼斯（Jones）根据建筑年代、使用功能、建筑形式等建筑物的特征，对城市物质环境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在空间上总结出了城市风貌的地域分布模式（Jones，1958）。康泽（Conzen）曾提出“边缘带”（fringe belt）和“定位线”（fixation line）的概念，他认为“定位线”是城市物质空间发展的障碍，如自然因素（河流）、人工因素（铁路、高速公路）和无形因素（土地产权）。一定时期内，城市物质空间的扩展将会受到上述条件的制约与束缚，但最终会打破这些界线，产生新的城市边缘带，直至遇到新的定位线，城市物质空间的布局模式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与制约的过程中形成的（Conzen，1960）。斯麦思（Smailes）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物质形态的演变是一种双重过程，包括向外扩张和内部重组，分别以“增生”和“替代”的方式形成新的城市形态结构，而替代过程往往既是物质性的又是功能性的，特别是在城市核心地区（Smailes，1966）。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区域化、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等对城市物质空间结构的影响成为西方城市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该时期出现的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紧凑城市（compact city）、多中心城市（polycentricity）、信息城市（information city）、比特之城（city of bits）、网络城市（network city）等反映了新时期、新背景、新因素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同时，在各种因素影响下也形成了新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模式。卡斯特（Castells）出版的《信息城市》（The Information City）和《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是该时期的典型研究成果，他将都市形式的最新演变描述为由传统的城市空间组织——“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向新空间逻辑下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的转变（Castells，1989；曼纽尔·卡斯特，2001）。

2.我国研究发展现状

我国城市物质空间结构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内容集中在我国古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发展与演化等，主要代表性成果有董鉴泓的《中国城市建设史》（1982）、叶骁军的《中国都城发展史》（1987）、俞伟超的《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1985）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我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态、特征和演化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武进的《中国城市形态：结构、特征及其演变》（1990）、胡俊的《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1994）等。2000年以后，我国学者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研究视角更为广阔，多学科综合性特征更加突出，研究手段与方法更加多样化。这一时期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顾朝林的《集聚与扩散——城市空间结构新论》（2000）、江曼琦的《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经济分析》（2001）、柴彦威的《中国城市的时空间结构》（2002）、朱喜钢的《城市空间集中与分散论》（2002）、黄亚平的《城市空间理论与空间分析》（2002）、冯健的《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2004）、周春山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2007）等。

从我国城市物质空间结构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城市物质环境的质量评价、城市土地利用与空间形态、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规律、城市的产业空间结构与商业空间结构等。

①城市物质环境的质量评价

汪和建、梁伟对城市物质环境的质量评价开展了研究。汪和建对城市物质环境进行了概念和类型的界定，同时分析了影响城市物质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方式、城市人口水平和人口流动、城市区位、城市主体行为，并建立了城市物质环境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汪和建，1994）。梁伟考察了城乡物质环境建设，并主要针对农村物质环境进行了量化研究（梁伟，1998）。吴启焰借鉴西方建造环境供给结构观点，对南京市及我国其他城市都市景观演化进行了评价与实证分析（吴启焰等，2001）。

②城市土地利用与空间形态

崔功豪以南京为例，探讨了中国城市边缘区的发展过程、社会经济特征、用地形态和空间结构等（崔功豪，武进，1990）。顾朝林等研究了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的特性，对大城市边缘区的经济功能、经济特征以及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特征和地域空间结构进行了细致探讨（顾朝林等，1995）。史培军等利用遥感图像研究了深圳市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过程，认为经济特区的开放政策、城镇人口的增长、外资大量涌入以及以房产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是深圳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史培军，陈晋，潘耀忠，2000）。刘盛和等采用GIS的空间分析技术，对北京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时空过程进行了空间聚类和历史形态分析，揭示了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空间分异规律及时空迁移模式（刘盛和等，2000；刘盛和，2002）。

③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规律

杨荣南从经济发展、自然地理环境、交通建设、政策与规划控制、居民生活需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分析了城市空间扩展的动力机制（杨荣南，张雪莲，1997）。张庭伟认为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动力为政府力、市场力和社区力（张庭伟，2001）。石菘则从行为主体、组织过程、作用力、约束条件等多层次逐步深入探讨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动力机制（石菘，2004）。顾朝林等提出城市空间演化一般遵循地域分异规律、空间渐进推移规律、空间填充规律、城市-区域空间演化规律四项规律（顾朝林等，2000）。赵荣从城市规模、行政职能区、城市经济职能、居住区四个方面总结了唐代以来西安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主要特点（赵荣，1998）。黎夏等利用CA模型模拟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空间发展布局（黎夏等，2002）。赵燕菁总结了过去二十年深圳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规律（赵燕菁，2004）。

④城市产业空间结构研究

张晓平，刘卫东等基于我国大城市开发区发展状态，提出了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的基本类型，包括双核结构、连片带状结构、多极触角结构等，并指出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主要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外部作用力、城市与乡村的扩散力和开发区的集聚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张晓平，刘卫东，2003）。阎小培、姚一民等围绕第三产业、信息产业对广州城市发展的影响、城市地域结构的类型及其变化、办公活动的时空差异等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阎小培，姚一民，1997；阎小培，1999）。娄晓黎等对长春市产业空间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城市功能分区与产业空间结构的基本框架（娄晓黎，谢景武，王士君，2004）。

⑤城市商业空间结构

徐放研究了北京的商业服务地理，对北京商业服务进行分类，对商业服务中心进行分级，并探讨了影响商业中心区位的因素（徐放，1984）。宁越敏围绕商业中心的范围、分类、等级体系、影响因素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上海市区商业中心的区位问题（宁越敏，1984）。高松凡回顾了北京市场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对市场空间结构演变及影响因素等进行了分析（高松凡，1989）。李振泉等研究了长春市的商业地域结构（李振泉，李诚固，1989）。杨吾扬对北京零售商业和服务业的形成机制和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对未来北京商服中心和副中心进行了预测（杨吾扬，1994）。仵宗卿（2000）对北京市商业活动的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北京市商业活动的地域结构和商业中心的空间结构（仵宗卿，2000）。阎小培等研究了广州CBD功能特征与空间结构，探讨了中国特大城市CBD功能与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阎小培等，2000）。

（三）城市社会空间结构

1.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社会空间一词作为专门术语，最早是在19世纪末期由法国学者迪尔凯姆（Durkheim）提出来的。根据李小建的总结，西方社会地理学中的社会空间具有不同视角的概念内涵，主要包括作为群体居住区域的社会空间、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社会空间、作为个人行为和网络组织产物的社会空间、作为地区空间的社会空间以及作为文化标志的社会空间（李小建，1987）。无论哪种解释，毫无疑问的是社会空间自20世纪初就已经成为西方城市研究中的重点领域，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则是西方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成果丰富，形成了基于多个学派的研究体系。早期成果集中体现在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的研究，后期，结构学派、行为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新韦伯主义学派等不断出现，研究内容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方法手段更加多样。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人本主义、结构主义等思潮和激进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内容进一步分化和细化，研究内容反映在社会极化、居住空间分异、种族隔离与集聚、行为与感知空间等多个方面。近年来，在全球化和“后福特主义”背景下，当前国外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全球化和“后福特主义”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影响及城市社会空间的转变（Izhak Schnell，2005）；对产业转变在城市社会空间形成中所扮演的作用与概念模型的研究（Coiacetto E，2007）；研究“绅士化”（Gentrification）对城市社区和邻里重组的影响（Loretta Lees，2000；Walks，R.A，2008）；对城市“防卫社区”及其与相近邻里关系的研究（Coy M，2006；Manzi T，2005）；对女性、移民、单亲家庭等城市特定人群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Sundstrom R，2001；Katleen Peleman，2005；Mona Domosh，1995）；对东欧及俄罗斯“后社会主义城市”（post-socialist cities）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Sykora，1999；Thomas att，2001）等。

从研究方法与手段来看，较为常用的主要包括三种，第一种是社会区（Social Area Analysis）的方法，通过人口普查资料抽取影响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变化的主因子，代表人物是史域奇和贝尔（Shevky & Bell）；第二种是从人的行为出发，通过对人的日常生活行为的分析来研究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特征，代表人物是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Hagerstrand）创立的时间地理学方法体系；第三种是借鉴心理学等理论方法对城市不同群体的心理认知进行描绘，并站在被研究群体视角看待问题，即从“局外人”角色转向“局内人”，借此探寻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发展演变规律（Herbert S，2000；Rankin K N，2003；姚华松，薛德升，许学强，2007）。

综观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发展历程，影响最为深远的主要还是社会区的分析，这种研究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的一种范式，是解释与描述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最重要的研究手段。最早研究城市社会区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史域奇（Shevky E）、威廉斯（Williams M）和贝尔（Bell W），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利用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城市人口普查数据中的职业、受教育程度、生育率、女性从业人口、年轻无子女家庭、住房类型、黑人/其他人种/外来白种人数量等人口属性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归纳出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状况和种族状况，这些状况是上述两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主要因子，进而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划分不同城市社会区，分析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布特征（Shevky，1949；Bell，1955）。同时，他们总结了城市社会的三种趋向，即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变化、功能分化和社会组织复杂化，以及不同的社会区因素形成不同的社会空间类型：社会经济状况的空间分异呈扇形；家庭状况多体现为同心环结构；种族状况一般呈分散的群组分布。这三种社会空间类型叠加在一起，就是现实中的综合的城市社会空间，它们表现出高度的差异性和异质性特征（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1997）。在史域奇（Shevky）与贝尔（Bell）之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进入了实证积累阶段，基于社会区分析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大量开展，实证案例涉及北美和欧洲各主要城市。

2.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长期以来，工业化、城市化一直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在此目标导向下，城市物质环境建设、功能设施更新、土地利用布局、产业空间集聚得以被重视。国内学者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建设的物质层面，社会空间长期被忽视，对社会空间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相对滞后。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和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扩大、城市住房矛盾等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得以兴起，并迅速成为城市地理研究的热点领域。

①研究阶段进展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80～1990年的研究兴起阶段；1990～2000年的研究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的研究丰富阶段。

1980～1990年的研究兴起阶段。该阶段主要以引进西方城市社会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主，李筑、虞蔚、李小建等是较早对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进行探讨的代表人物。在阐释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理论同时，借鉴因子生态分析方法，部分学者对我国广州等城市开展了实证研究。该阶段研究成果较少，且主要偏重于对国外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的介绍，但此阶段研究意义重大，它正式揭开了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序幕。

1990～2000年的研究发展阶段。该阶段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获得较快发展，研究内容更加广泛，人口空间结构、社会分化与极化、社会空间结构、行为空间、城市环境质量等都有所涉及；因子生态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统计分析方法、行为分析方法等在研究中都得到应用。实证研究地域也进一步拓展，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为例开展了广泛研究。该阶段是我国城市地理学快速发展时期，借助学科发展机遇，城市社会地理实现快速发展；另外，我国城市中逐渐突出的社会问题也成为促进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发展的主要因素。

2000年以来的研究丰富阶段。2000年以后，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进入迅猛发展阶段，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成果日趋丰富。其深层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全面转型，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在此阶段逐渐显露，如社会极化、城市住房、农民工流动、居住分异、城市贫困等为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更新为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居住与就业空间、生活环境质量、行为空间、意向空间以及其他不同视角下的社会空间研究得以广泛开展；研究方法与手段也更趋多元化，传统的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半结构式访谈法、GIS的空间叠加分析法等得到广泛应用；实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北京、广州、上海、深圳、南京、西安、天津、长春等大城市的社会空间研究持续开展。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真正进入了丰富多彩的阶段。

②社会空间结构研究视角与内容

虞蔚是国内最早对社会空间开展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介绍西方城市社会空间规律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定性分析了上海社会空间特点、形成条件及其与社会空间规划的关系（虞蔚，1986）。从此以后，国内学者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法、问卷调查法、质性研究和深度访谈法等对国内主要大城市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内容则主要集中在社会区分析、社会空间特征、社会空间结构影响因素、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社会空间结构形成机制及社会空间治理等方面，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通过总结可以发现，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基于两个视角，一方面是基于因子生态分析的社会空间宏观结构解析；另一方面是基于微观视角的社会空间实证研究。

基于因子生态分析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因子生态分析引入国内城市地理学后，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的主要手段，而大量、丰富的人口普查数据为其方法应用的实现提供了数据来源，可以说，基于因子生态分析的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地理研究的一种范式，在此框架下，大量实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许学强，胡华颖，叶嘉安，1989；郑静，许学强，陈浩光，1995；顾朝林，王法辉，刘贵利，2003；冯健，周一星，2003；吴骏莲等，2005；周春山，刘洋，朱红，2006；李志刚，吴缚龙，2006；徐旳等，2009）。这些学者主要对广州、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思路主要是基于因子生态分析法得出社会区类型，根据社会区空间分布，概括提出社会空间结构模型，这类研究大多集中在对社会空间结构状态的描述与解释，部分学者也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对其形成机理的深度研究。

基于微观视角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基于微观视角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尺度的微观，研究地域范围不再以整个城市为对象，而是选择在城市中的某个功能区域或城市社区。如李志刚等选取了上海三个典型社区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了上海社会空间分异在微观空间层次上的现状、特征和主要机制（李志刚，吴缚龙，高向东，2007）。冯健则对中关村高校周边居住区社会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冯健，王永海，2008）。由于微观层次数据较难获取，这类研究侧重于采用问卷调查或访谈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内容更加具体和细化，达到了从微观视角透视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规律的研究目的。

另一方面，体现在研究群体的微观层面，不以整个城市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而是对城市社会群体进行细分，研究某一特定群体的社会空间结构。如李志刚等对广州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的特征和形成原因的分析（李志刚等，2008）；袁媛对广州户籍贫困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及分异机制的研究（袁媛，薛德升，许学强，2008）；魏立华、王桂新等利用区位商的分析方法对广州、上海的从业人员社会空间的研究（魏立华等，王桂新，魏星，2007）；以及付磊对上海市外来人口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特征与机制的研究（付磊，唐子来，2008）。这些研究对象都是细化了的城市社会群体，有助于从能动者层面认识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规律。

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第一，目前大量研究成果集中于城市社会区的划分与特征分析，虽然部分研究涉及形成机制分析，但研究不够深入，并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上；第二，研究以静态分析为主，基于特定时段的社会空间研究成果较多，缺少动态分析；第三，研究案例主要限于上海、广州、北京、南京等少数城市，缺乏对其他地区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和不同城市社会空间的比较研究，这不利于对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的整体认识；第四，理论方法的创新与中国模式的综合研究成果较少（周春山，2006），缺乏对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的形成机理与成长模式的理论研究。理论的匮乏使学术界对我国城市社会空间诸多问题的解决显得“力不从心”，但国内学者已经意识到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正在从结构描述向机制解释的转变（魏立华，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