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和FDI日益增加。通过对外贸易，弥补了外汇缺口，获得了我国经济增长所需的产品设备，通过吸收FDI弥补了国内资金缺口，储蓄和外汇的“双缺口”已经不再明显，经济增长的资本要素短缺问题已经得到缓解。对外贸易和FDI不仅带来了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还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了我国人力资本的提高。因此，对外贸易和FDI除了具有资本效应、技术溢出效应，还有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同时，我国目前总体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只有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发展势头，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可持续增长。而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和环境污染少只能依靠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取决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新形势下我国寻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寻求技术进步的突破口。但我国劳动力丰富，人力资本却相对短缺。因此，有必要通过对对外贸易和FDI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研究，为我国提升人力资本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选题的理论及实际意义；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拟突破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以及相关概念界定。

第二章是对外贸易和FDI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理论溯源，主要是对对外贸易理论、FDI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进行简单回顾，在此基础上介绍对外贸易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和FDI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最后是对上述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和评价。

第三章首先介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并总结了对外贸易的特征：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规模大幅增加；货物贸易结构和服务贸易结构得到了明显改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外贸易主体多元化，外商投资企业居主要地位；对外贸易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分布越来越不平衡；对外贸易市场分布多元化；货物贸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收入贸易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自由贸易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其次，介绍了我国FDI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并总结了FDI的特征：规模不断扩大；区域分布及其内部分布不平衡；产业分布及其内部分布不平衡；来源多元化；外商独资化倾向日益加强，并购比重有所下降。再次，介绍了我国人力资本开发的现状，得到以下结论：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效率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东部和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及其效率差距增大，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及其效率差距也有所增大，且三大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主要是低层次的。最后，从外资企业在我国吸纳的就业人数方面介绍了外资企业在我国的人力资本开发情况。

第四章将对外贸易和FDI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纳入供给和需求框架中进行分析，认为对外贸易和FDI促进人力资本提升的机理均是通过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来增加人力资本及其效率。就需求效应而言，对外贸易和FDI通过工资信号机制和经济增长的投资信号机制提高了人们接受教育后可以增加收入的预期。就供给效应而言，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模仿竞争机制、边干边学机制、国际技术贸易溢出机制、国际服务贸易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来促进人力资本存量及其效率的增加。FDI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直接参与教育和培训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及其效率，并认为在目前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环境里，对外贸易与FDI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与人力资本的提高相互关联、相互交叉、相互重合、相互补充。最后，本章探讨了对外贸易和FDI促进人力资本增加的局限性。

第五章利用我国1983～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对外贸易和FDI与人力资本进行因果分析和比较分析，发现对外贸易和FDI是人力资本、高等教育程度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效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效率不是对外贸易变化的Granger原因；高等教育程度人力资本不是对外贸易和FDI变化的Granger原因；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效率是FDI变化的Granger原因；对外贸易和FDI是中等教育程度人力资本和基础教育程度人力资本变化的Granger原因；中等教育程度人力资本和基础教育程度人力资本也是对外贸易和FDI变化的Granger原因。同时也发现对外贸易和FDI与人力资本、高等教育程度和中等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是正相关关系，与基础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是负相关关系；且对外贸易和FDI与基础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的负相关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外贸易与人力资本、高等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的正相关系数均分别大于FDI与人力资本、高等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的正相关系数，对外贸易与基础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的负相关系数大于FDI与基础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的负相关系数。对外贸易和FDI与人力资本效率是正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对人力资本效率的提升幅度略大于FDI。

第六章利用我国1998～2008年的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对外贸易和FDI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以及不同层次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和FDI均有利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对外贸易和FDI增加均显著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程度人力资本和中等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的增加，同时抑制了基础教育程度人力资本，但不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和FDI对人力资本存量提升的正相关关系均不显著，对各层次人力资本的影响均不显著；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幅度均大于FDI，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和FDI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幅度依次递减。笔者检验了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发现检验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与上述结果相同，只是显著水平和回归系数与上述结果相比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推翻上述实证结果，说明上述实证结果是稳健的。本章利用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得出的全国层面的实证结论也进一步验证了第五章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得出的实证结论。

第七章利用同样的数据和方法对对外贸易和FDI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发现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和FDI对人力资本效率的影响是正面的，其中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和FDI对人力资本效率的影响是显著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和FDI对人力资本效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对人力资本效率的影响大于单位人力资本FDI对人力资本效率的影响，三大区域的对外贸易和单位人力资本FDI对人力资本效率的影响依次递减，上述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第八章根据上述实证结果，从对外贸易和外资利用两方面提出了提高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及其效率的政策建议。对外贸易政策方面主要有，扩大与资本知识存量丰裕和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保护员工投资于企业专用人力资本后的收益；促进三大区域的对外贸易平衡发展；通过教育服务贸易来弥补教育资源的不足，尽快建立现代教育体制，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国家要适时调整“轻进口，重出口”的贸易政策。外资政策方面主要有，要调整引资思路，注意外资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以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及其效率为核心来优化与调整外资结构，提高外资利用质量；加强外资的区域投资导向；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外资以中外合资经营和中外合作经营的方式流入；鼓励外资企业对本地员工以及与之有关联的企业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同时促进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大学以及科研院所的有效合作与交流；放松现有的户籍管理模式，积极推动人口迁移，逐步取消农和非农的界限。并认为在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环境里，对外贸易与外资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单独地实行对外贸易政策，或单独地实行外资政策，均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它们分别具有多重目标，这些目标之间既可能交叉、重合，也可能相互矛盾，甚至相互抵消效果，这给我国的政策调整带来了困难。因此，在目前对外贸易和外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政策和利用外资政策必须协调一致，才能发挥政策合力，实现对外贸易和外资促进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及其效率提高的政策目标。

第九章是本书的主要结论和今后研究方向。认为对外贸易和FDI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涉及多个领域，未来可以将对外贸易和FDI对人力资本存量及其效率的影响进一步深入到产业和行业层面；考察不同类型对外贸易和FDI对人力资本存量及其效率的影响；重新构建实证模型就对外贸易和FDI的互补关系对人力资本存量及其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对对外贸易和FDI对人力资本效率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本书在继承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各地区对外贸易、FDI和人力资本现状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前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经验，利用最新的经济计量模型与方法，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尝试。

一是将对外贸易和FDI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纳入供给和需求框架中分析，并探讨了对外贸易和FDI促进人力资本增加的局限性，对对外贸易和FDI对人力资本影响的机理，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是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对外贸易、FDI、劳动力、国内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等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即将对外贸易和FDI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纳入一个模型中，考虑了对外贸易和FDI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程度可能受到国内因素（如劳动力、国内投资、经济增长等）的制约，并基于最新的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消除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对对外贸易和FDI对我国和三大区域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

三是进一步利用上述构建的计量模型，基于最新的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消除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对对外贸易和FDI对我国和三大区域人力资本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