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FDI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研究综述
本节对国内外学者关于FDI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首先,介绍国外学者关于FDI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然后,介绍国内学者关于FDI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关于FDI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研究也主要包括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方面。
(一)FDI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理论分析
国外学者关于FDI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理论分析的结论主要有三种:一是FDI有利于人力资本增加,二是FDI不利于人力资本增加,三是不同类型的FDI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是不同的。
1.FDI有利于人力资本增加
Raymond Lubitz认为FDI不仅仅是物质资本的转移,也是技术和知识的转移,伴随着物质资本的人力资源构成了FDI的人力资本溢出。而人力资本溢出的原因在于母国的高技能劳动力更趋于流动,跨国公司派遣高技能劳动力的成本比低技能劳动力低。此外,这种人力资本溢出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对母国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跨国企业对本国劳动力雇用的偏好程度。这种偏好的形成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一是母国人力资本存量,二是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三是跨国企业对东道国的劳动力是否歧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FDI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FDI流入带来了新的管理经验、组织安排以及对东道国员工的培训。Romer就认识到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前提下,FDI的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就是知识溢出,FDI的外部性增加了东道国的人力资本。
Harvey、Myers和Novicevic认为如果跨国公司改变政策,允许非洲本地劳动力市场上有才能禀赋的个人进入子公司的管理层,并有机会被派遣去母公司工作,这种潜在的职业成功能刺激这些个人提升人力资本,也为非洲其他人提供了一种成功模式。具体来说,跨国公司对非洲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三个层面上:社会层面的人力资本提升、组织层面的人力资本提升以及个人层面的人力资本提升。社会层面的人力资本主要集中于潜在的人力资本,潜在的人力资本不是指一国的人口数量,而是他们能通过内生资源和外生资源的利用,把既定的禀赋用于潜力的发挥与机会的发展上,组织层面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指由社会资本(如个人从子公司被派遣到母公司所需的组织网络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实际和潜在资源的总和)的注入激活的潜在人力资本部分,个人层面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回派人员和子公司的继任者之间的一般互换有助于发挥他们的自我效能。
Slaughter认为长期来看,跨国公司会通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间接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一是跨国公司能提供稳定的收入流,这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政府使用财政政策增加教育投入;二是FDI提供了稳定的资本投资,这一方面减少了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另一方面有利于激励发展中国家的人们通过教育或培训去获得技能。
Jonathan Michie认为FDI流入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一方面表现为部分跨国公司的活动。即跨国公司子公司对员工可能会进行培训,员工也可以干中学,这些子公司通过与之相关联的当地企业,包括水平联系和垂直联系企业的相互作用(对其员工进行指导培训,合作交流等方式)会正面影响当地企业的人力资本;员工离开子公司进入当地企业或员工自己开办公司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提升当地人力资本,产生连锁效应;此外,FDI的技术扩散也将刺激当地企业利用新技术,反过来又需要人力资本的提升。另一方面FDI会流入更有附加值以及具备更高人力资本的行业领域,政府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来吸引FDI。
Dexter Gittens用供给和需求框架分析了FDI对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就需求方面而言,FDI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主要有三条途径,分别是技术转移、溢出效应和物质资本投资。其中技术转移会使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研发支出增加,改变劳动力的需求组合比例,增加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就供给方面而言,FDI会通过普通教育和正式非正式的工作培训影响人力资本积累。
2.FDI不利于人力资本增加
Cortes, Jean, Fouquin & Mytelka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大量的FDI流入了中低技术行业,不需要太多的技能,跨国公司不需要对员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即使是高新技术行业,技术差距太大也阻碍了当地员工学习,要么因为差距大难以克服,要么因为感觉上的差距阻碍了跨国公司试图去克服,更多是两者兼而有之。
Ritchie认为FDI对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影响的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通过跨国公司子公司来提升人力资本。跨国公司往往是利用发展中国家已有的人力资本,因此,人力资本提高会有利于FDI流入。但跨国公司可能仅仅是寻求低工资,这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低人力资本禀赋的均衡,产生锁定效应。此外,跨国公司子公司支付的高工资会吸引东道国企业的熟练劳动力和科研人员,使东道国企业人力资本流失,所以,FDI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未必是正的。
3.不同类型的FDI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是不同的
Kolasa Marcin认为水平型FDI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是有限的,更多的是垂直型的FDI人力资本溢出,原因是跨国公司有强烈的激励去防止它的技术溢出给东道国竞争对手。跨国公司可能试图保护其专利并通过提供给员工(特别是管理层)相对高的工资来阻止员工跳槽带来的人力资本溢出。此外,跨国公司可能从事产品的高端生产,供出口,东道国国内企业从事产品的低端生产,满足当地需要。一方面,使用的技术不同,差距过大,难以模仿;另一方面,不在同一个市场竞争,竞争促使东道国及其国内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增强竞争力的效应有限。而垂直型的FDI人力资本溢出较为明显,原因在于跨国公司有更多的激励去对其上游和下游的国内企业员工进行指导培训,与他们进行合作交流。
(二)FDI对人力资本影响的实证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FDI对人力资本影响的实证研究也主要有三种结论:一是FDI有利于人力资本增加,二是FDI不利于人力资本增加,三是FDI对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影响不同。
1.FDI有利于人力资本增加
Yudin试图从母国的角度来测量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包含的人力资本溢出规模,实证研究表明美国人在国外从事的行业更多是技术密集型的,这证明美国在国外的直接投资含有大量的人力资本溢出,提升了东道国的人力资本。Geosenberg曾就跨国公司在肯尼亚培训和传播经营能力的情况作过调查,结果发现,当地私人或国有企业曾经接受过培训的经理人员中,大多数曾任职于跨国公司子公司,经理人员的流动,大大加速了专有经营管理技术的扩散。凯茨也认为东道国从跨国公司雇员的流动中可以获得重要的溢出利益。他指出,许多拉美国家当地企业的经理人员早先一般任职于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并在那里得到了良好的培训。Borensztein、DeGregorio和Lee使用69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的面板数据,检验经合组织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FDI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具有极强的协同关系,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有赖于该国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FDI的集中和集聚促进了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并由此促进了该国的经济增长。
2.FDI不利于人力资本增加
Cortes、Jean、Fouquin和Mytelka发现在泰国的外国跨国公司雇用的员工中,熟练劳动力的比例比泰国国内企业还低。以电子和计算机行业为例,美国和欧盟子公司的熟练劳动力比例为16%,日本子公司是15%,亚洲新兴市场工业化国家子公司为10%,而泰国国内企业是18%。这可能是由于泰国从事高新技术产业链中的加工装配环节,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相当低水平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的转移,对泰国人力资本提升不利。Figlio和Blonigen调查发现尽管跨国公司付给员工较高工资,但主要是其他因素而非人力资本水平吸引了这些公司,且这些公司导致东道国减少了公共教育支出,降低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Jonathan Michie实证发现在流入的FDI中,兼并与收购可能会促进东道国人力资本的发展,但并不总是,甚至可能会降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而绿地投资一般至少对东道国人力资本的发展有些正面影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兼并与收购部分增加可能会降低FDI提高人力资本收益的程度。
3.FDI对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影响不同
Dexter Gittens基于1970~2000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动态面板数据,利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FDI对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对全部样本的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正面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对全部样本的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的正面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具体到各个地区而言,FDI对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差异较大:对亚洲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正面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对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的正面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FDI对非洲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负面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对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有正面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FDI对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基础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正面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对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有正面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对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负面影响,在统计上显著。Hong Zhuang利用中国1978~1999年的29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差分估计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80年代主要流入出口加工部门的FDI促进了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1990年代流入资本技术密集部门的FDI份额增加,促进了高等教育及职业技术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并且流入拥有沿海开放城市省份的FDI能以更快的速度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二 国内研究现状
首先,国内学者多是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在其中探讨人力资本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代表性文献有沈坤荣和耿强建立的线性实证模型,利用1987~1998年中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以高校人数比来衡量人力资本存量,研究人力资本存量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少对于吸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王志鹏和李子奈利用中国1982~2001年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所建立的关于FDI溢出效应的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越高的地区,吸收FDI溢出效应的能力越高,且成本越低,但各地区吸收FDI溢出效应的前提是所在地必须跨越最低限度的人力资本存量。赖明勇、包群、彭水军和张新建立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的内生增长模型,利用1996~2002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技术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效果的影响,结果发现,东部地区与FDI技术溢出来源地的发达国家相比,人力资本投资相对不足,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相对滞后,制约了东部地区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杨蓉、赵署东和刘正良利用1999~2002年各地区的相关数据考察了中国各地区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层面人力资本的提高明显促进了FDI的技术溢出。
其次,国内学者较多研究的是人力资本对FDI的影响,如孙俊的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教育程度对外商投资的系数估计值为负,而且统计上不显著,他认为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各地区的文化教育程度对吸引外资的作用并不重要;沈坤荣和田源利用1996~199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指标与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量及项目规模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从而证实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助于提高本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水平和平均规模;赖明勇、包群和阳小晓的研究发现,我国吸引的FDI更多的是与具有初、高中教育水平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匹配的,而不是与我国的大学入学率相匹配的;赵江林运用比较翔实的实证数据验证了我国现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吸引外资的规模、质量、结构以及效果具有重要作用;代谦和别朝霞对外国直接投资与各项人力资本指标进行VAR回归发现新增劳动力中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比较显著,比较高级的人力资本才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最后,国内学者对FDI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不多。理论分析主要有:陈飞翔和郭英认为人力资本不仅影响一国的内部经济增长,同时也和外部经济交往比如FDI存在互为补充的关系,FDI能够对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主要通过影响东道国的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提升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发展中国家应增加本国的教育投资,鼓励跨国公司的培训活动并实施吸引人才的制度,实现FDI、人力资本和技术外溢的良性循环。马衍军认为人力资本与FDI之间存在着双向的相互作用机制,人力资本的水平和类型是FDI流入规模和类型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FDI通过教育信号机制与培训溢出效应促进引资国人力资本的积累。实证研究主要有:崔到陵、任志成以“长三角”地区为案例使用计量经济方法对FDI与中国人力资本的关系做实证分析,得出“长三角”地区FDI每增加1%,该地区平均工资水平将增加0.31%的结论,认为FDI对以实际工资水平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倪海青和张岩贵构建了一个人力资本模型,并利用该模型计算了中国1978~2004年的人力资本指数。在此基础上,对中国1978~2004年的人力资本和FDI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人力资本与FDI存在稳定的关系,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中国吸收FDI具有重要作用,但FDI并没有有效地促进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陈浩以教育经费水平作为人力资本积累指标,分析了FDI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把人力资本划分为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人力资本两种类型,分别以基础教育经费和专业教育经费作为衡量指标,其模型分析结论为FDI对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累积FDI每增加1%,能带动当期的总教育经费投入增加0.47%,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增加0.9%,专业教育经费投入增加1.54%。王维国和颜敏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代表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教育泰尔系数代表人力资本结构系数指标,利用相关系数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我国FDI的增加会大大改善人力资本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