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代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的现实维度

道德素质教育工作，说到底主要就是对“人”的思想、政治、道德、法纪、价值等观念进行的教育、引导、疏导、说服、转化工作。道德素质教育工作任务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多样性，它要求道德素质教育工作者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有科学的管理水平、管理经验、管理能力；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苦干实干精神；对工作、对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要赋予工作极大的热情，保持奋发向上的积极心态；有甘为人梯的吃苦奉献精神；具有妥善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而上述种种要求，都源于对道德素质教育的一个基本点——“重要性与必要性”要有正确的认识。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事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才会尽心尽力地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质量，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道德素质教育工作历来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

事实上，根源于资本对全球市场的需要，西方国家推动和开启了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化战略。如今，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全球化、网络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话语，成为当代中国不可离弃的、代表现代社会“现代性”意义与特质的生存方式与栖息方式。由于历史条件、客观环境和具体特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西方现代化进程之间存在数百年的时间差距，由此，全球化、现代化与中国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必然有着内在的、深刻的错位性矛盾，这也预示着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生存方式下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发展与转型的必然趋势。

一 全球化际遇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个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自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开始的资本在全世界的运作和扩张过程。古时候人们就曾因为贸易而有国际化的概念，中古世纪的中国就曾经有与西方通商贸易的概念，借由输出丝绸和茶叶来赚取大量外汇，18世纪的德国学者就因此将这条道路取名为“丝绸之路”，后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通商贸易受阻，为了能够不假于土耳其人之手，西欧国家纷纷进行海上探险寻找新丝路，史称“地理大发现”，这可谓早期全球化的开始。18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无论在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发展的客观需求上，还是在新兴资产阶级对利益追逐的主观动机上，资产阶级都迫切要求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以轮船、铁路、汽车和飞机为代表的交通技术实现了质的飞跃，人员和物资的国际交流呈几何级数增长，这更加速推动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交流。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战”结束之后的冷战前后绵延了八十余年，切断了世界的全球化进程，这也使得冷战后开始恢复的国际交流显得突然和新颖。

如今，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交往中认同率和使用频率最高的核心词语。全球化是因资本家们逐利而在经济领域首先引发的，但其一开始就已经不单单停留在经济层面，而是逐步扩展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国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替代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就是说，整个世界的普遍交往和联系从全球化开始就已经突破了经济的范围，同时伴随着政治、文化的全球性交流扩张。

从国际形势来看，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为我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全球一体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市场逐步走向统一，西方发达的商品经济对全世界的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带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同时，西方文化依托其发达的商品经济得到了广泛传播，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人们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全球化把世界各民族文化价值观念贯通起来，使世界范围内的多种思想文化思潮的冲突愈加激烈。“由此产生出像非同时的事物的空间上的同时性这样的情形：在远处移动的东西（构成威胁般地）逼近，而近的东西却（可能）处于月球的另一面。世界社会意味着缺乏统一性的多样性。也就是说，世界问题、文化差异和价值冲突到处都存在。”“世界社会”的文化冲突并非各种民族文化势力的均衡较量，而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服与弱势文化借助民族化手段进行抗争的冲突。

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在全球化交融和冲撞中同样面临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在人本与神本的历史对抗中，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高扬人性反对神性，高扬人权反对神权，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文化理念，从而在西方兴起了人本主义思潮，掀起了人文主义运动，最终使人本文化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主流意识。个体自主活动的群体整合凝结为群体活动的“民主”理念，从经济民主到政治民主，实现“自由、平等、民主”的三维统一，构成了西方人本文化理念的逻辑结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中西方的文化价值理念里，有些“真理”或者价值观是共同的，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并就此提出了所谓的“普适论”（Universalistic），大部分信仰“个体至上”的西方国家往往都是“普适论”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它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文化，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全世界通用的，并借此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理念和道德标准，尤其针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发展推广其价值观念。西方敌对势力尤其是美国利用人权、民主、宗教等问题，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也会愈益加剧。在“对抗”又“对话”的国际交往与国际合作中，我们不能只顾“合作”而疏忽防范，不能只顾“对话”而疏忽防守抗击，不能只顾“入世”而忽视自己还有劣势。面对突如其来的猛烈的外来价值观念的冲击，我国社会文化价值发展中存在的矛盾性、无序性、困顿性就十分清晰地显露出来，出现了现代化初期思想道德和社会生活的失序现象。正如德国学者赫尔穆勒·施密特描述全球化对德国公共道德产生的冲击及问题的严重性时所指出的那样：“德国人的道德沦丧了吗？不，还不能这样说，因为绝大多数人自己还生活得中规中矩。然而，在人们针对他人做决定的场合，譬如公共领域，道德却正在走向瓦解。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边缘和某些角落，肆无忌惮地利己主义、利欲和贪婪正以前所未有之势蔓延。”

总而言之，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从其消极影响看，全球化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领域内的交往、影响，它还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不断加深。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会借此机会通过文化、影视、娱乐等方式，将其价值理念传播开来，这必然会导致多元文化价值观念的产生，使年轻的大学生们在多元文化价值观念面前无所适从，缺乏分析、判断和选择的统一标准，从而引起大学生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混乱与错位，给他们的心理以及社会化带来巨大的冲击，进而使大学生失去明确的文化权威和价值评判准绳，导致国家意识、民族情感、民族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日渐消退，行为选择逐渐扭曲，思想活动的复杂性不断加剧。上述这些问题的出现，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给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增添了难度，更对当代中国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我们认为，任何情况下的国际交往，也必须讲求一个“立国之本”和“立人之本”，讲求一个“国格”与“人格”。如果“国将不国”，则必将受制于人。因此，在21世纪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工作是加强国际竞争力、反腐蚀、反分化、反西化、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

二 中国社会的转型

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自1840年开始，这种转型在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内呈现为畸形的缓慢发展态势，直到改革开放才开始以自觉的理性形式推进发展，才真正进入学界通常所说的“社会转型期”。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这就决定了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推进的，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社会转型的难度。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一定要把多变的国际环境考虑进来，认识到由此带来的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巨性还表现在它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的相互影响与制约从未如此强烈，各个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也相互影响，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地求得生存和发展。这种情况对发展中国家的制约作用更加明显，这也直接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在改革力量的推动下，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仍处在转变之中，逐渐由封闭的、刚性的社会结构向开放的、有弹性的社会结构转变。相对于改革以前那种高度统一的、同质性较强的总体性社会，当前的社会结构逐渐呈现分化的、异质性的特征。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国家职能发生转变，社会的自主性增强；家庭、企业组织、社会群体等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结构性力量，更为显著地发挥了资源配置的替代作用，成为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影响社会发展实际进程的重要力量。社会结构的转型成为影响当前资源配置，从而进一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使各种经济和社会风险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社会风险成为世界性命题，而危机则是风险积聚的爆发式表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增长以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也进入高风险的阶段，呈现地区和城乡差异持续扩大、社会问题不断积累、社会矛盾日益增多、传统风险和现代风险并存等显著特点。

在这种转型时期的特殊阶段，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为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提供了日益优异的基础条件：满足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的资源日益丰富；实现个人潜能与人生价值的条件更加充分；进入社会结构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渠道逐渐拓宽；等等。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生在生理特征、心理素质、学习方式、群体文化以及经济活动、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在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层面，大学生的理性精神、利益意识及个体取向逐渐增强，这些特点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领域则表现为大学生的自主倾向、现实定位、多样选择日益凸显。这一切都从作为社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同时也是大学生发展状况的“晴雨表”的大学生社会心理中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近几年，由于我国社会转型进程的日趋加速和深化，大学生社会心理的变化也就表现得更加明显。

与此同时，社会转型带来的急剧变革动摇了旧的文化规范和价值系统。在当今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日益扩大了人们的自由空间，价值多元、利益主体多样的事实培育着人们的多元、开放心态和文化包容意识，但是正是社会生存境遇、日常生活世界、主体精神价值等方面釜底抽薪式的变迁，导致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使人的精神追求逐渐萎缩，人性被物欲所吞噬、异化，人的精神世界变得空虚和渺茫，社会价值轴心出现断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领域之间出现“板块错位”。由此，作为斟定人之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以及为人的存在及其实践行为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支持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就有了革新和发展的内在需求与时代必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说服力。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各地各部门的努力下，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工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和突出的成就，在培养高素质人才、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维护高校和社会的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中央各部门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有力地推动了各高校在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方面的新进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连续召开15次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专门研究高校党建和道德素质教育问题。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文件，明确了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主要任务、途径方式，逐步构建了新时期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的工作体系，各级党委、政府和高等学校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采取各种措施，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工作取得新的成效，这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其次，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内容不断充实，覆盖面不断扩大，实效性不断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道德素质教育主课堂、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得到发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形式多样，开展广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普遍开展，效果良好；校园文化建设得到加强，育人环境进一步优化。再次，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的新载体、新途径不断拓展。最后，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工作队伍得到加强，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领导和工作机制初步建立。当前大学生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状况主流继续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发展态势。这些情况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奠定了新的基础。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阶段国情的纲领性概括，其科学含义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全面发展的过程，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过程，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现代化一定要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全面发展。在这方面，经济是政治和文化的物质基础，政治是经济和文化的保证，文化则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

其中，文化建设的方向关系到一个政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全面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社会，只有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才能切实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才能切实提高社会的和谐程度。这一论断的提出，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把握住了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深化了人民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提出了“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这一论断，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新要求、新部署。党的十八大报告还指出：“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公民素质提出的综合要求。其中，“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是对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方面的要求，“有文化”则是对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两者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协调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者的内在联系。理想是核心和精神支柱；道德是行为的规范和理想的体现；纪律是实现理想、维护道德的重要保证；文化是基础，是形成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和纪律观念的重要条件。这四方面构成了培育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的整体标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始终按照“四有”这样一个整体标准去培养人才，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方针是：“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党的十八大报告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发展目标和要求，如“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等。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对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高校是培养祖国建设人才的前沿阵地，高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的素质如何，将直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和方向。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即社会主义的教育必须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确立和坚持教育如何发展、向哪个方向发展和完善的最根本的问题。

公民道德建设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首次提出“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近年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公民道德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将公民道德素质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强调“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并对如何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进行了全面部署，这充分表明我党切实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表明党对公民道德建设的高度重视。这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新认识、新举措，必将有助于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做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教育事业说到底就是培养人和塑造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的就是教育的重要性。大学不是真空环境，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会激发大学生们的活跃思维，加之他们在社会实践、认识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与判断标准等问题上不一定具有正确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新变化，按照党和国家的教育培养目标，努力做好新时期的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工作，切实提升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