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精髓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学习思想和尊师重教的学习传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学人在长期的教育和治学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学习的经验，并对学习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一部《论语》，“学”字出现60余次，《孟子》出现30余次；直接论述学习的专著，在先秦有荀子的《劝学》，吕不韦的《劝学》《善学》等，战国末年产生了总结性的学习论著《学记》等。随后，无论是儒、道诸学人，还是统治者，对学习都十分重视，并著书立说，身体力行，劝勉有加。汉代的贾谊著有《劝学》，扬雄著有《学行》，王符著有《赞学》，徐幹著有《治学》；魏晋南北朝时期，葛洪和颜之推分别著有《勖学》和《勉学》；唐代韩愈著有《进学解》；宋真宗著有《劝学诗》；清代张之洞著有《劝学篇》等。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也就是说，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相通之处。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既契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学习思想，同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学习思想也是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一）成就“理想人格”的学习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均注重个人素养的不断提升与修炼。成就“理想人格”是中国古代学人共同的学习追求。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辩论即蕴含着对成就理想人格的学习追求。如儒家的“君子”“圣人”，道家的“至人、神人、圣人”，墨家的“博大完人”等。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士、君子、圣人”的理想人格。在孔子看来，君子的主要品格是注重内在修养，时时处处都能以“义”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以“仁”作为自己的责任担当，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是也。“圣人”则不仅具有高尚的个人道德品格，而且“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们泛爱天下民众，功绩显赫，与天地合德，与大道同行。孟子在“明人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想人格“士、君子”，他们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对于儒家的理想人格，张岱年先生评价道：“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智、仁、勇’三者的统一，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是泛爱人类，智是具有渊博的知识，勇是勇敢强毅，兼重仁、智、勇，这是一个全面的人格理想。”由孔子创立的儒学经由孟思学派的发展、荀子的集成光大而至汉代。进入汉儒时期，经董仲舒的改造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的理想人格也基本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此后，历代都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理想人格，但大都没有脱离儒家的思想体系”。

针对儒家的理想人格来说，一方面，儒家区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并不是先赋性的因素，如血统、家庭、身份等，而主要是靠后天的学习和道德修养，如荀子所言：“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另一方面，儒家理想人格的成就并非少数能人志士的垄断行为，而是不仅有着芸芸众生的基础，而且人人都可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这恰如孟子所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只要个人付出努力和自觉地追求，则“人皆可为尧舜”。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个人后天的学习和道德的修养，正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明确把学习作为成就理想人格的重要途径，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就是其重要体现；北宋的理学大师程颐、程颢就明确提出学习的目的是成为圣贤；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更是提出，“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接要学尧舜”。10也正因为儒家将理想人格的成就与个人的学习直接关联起来，从而提出了“终身学习”“持续学习”“处处学习”等思想。故孔子倡导活到老、学到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二）秉持“修身治国”的学习理念

《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从“修身”到“治国”，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人对学习理念的理解。

从先秦时期来看，诸子百家大多把学习与“修身治国”联系在一起。孔子明确提出：“学习致其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中庸》则将学习与“修身治国”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发，“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墨家创始人墨子在力斥老子的为学无益思想时指出：“智少而不学，功必寡。”荀子则在其著名的《劝学》中深刻而透辟地阐析了“为学”对于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说：“学不可以已”；“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由吕不韦编撰的《吕氏春秋》则列举大量事例指出，古今圣贤都是“疾学”而成，“圣人生于族子，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成身莫大于学”。

后世的儒家知识分子和学人则继承、引申和发展了先秦诸子尤其是《学记》中有关学习的思想。汉儒陆贾提出自行仁义的思想主张，高度重视学习的作用，指出：“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董仲舒则说：“事在勉强而已矣。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东汉末年，“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在《治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学也。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10在他看来，学习可以使人精神开朗，思想通达，心情喜悦，品性得以修养，这是圣人最大的事情。东晋熔儒、道为一炉的教育家葛洪同样十分重视学习对提升个体的道德修养和增进知识、启迪心智、提高能力的作用，在其《勖学》中开章明义写道：“夫学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扬埃秽，雕锻矿璞，砻炼屯钝，启导聪明，饰染质素，察往知来，博涉劝戒，仰观俯察。……夫不学而求知，犹愿鱼而无网焉，心虽勤而无获矣。”宋明理学更注重从移性和治国两个方面来阐析学习的价值，如张载强调，学习可以改善人的气质，改变人的品性，“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学习还可以为国家的治理输送贤才，而“贤才出，国将昌；子孙大，族将大”。

（三）内含“自强求索”的学习精神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均注重个人素养的不断提升与修炼。《大学》明确自我提升和提炼的途径和方法是“诚心、正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持续不断的学习、修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这与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党组织所提倡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超越自我”等核心理念是趋同的，用学习型组织的话说就是要改善心智，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彼得·圣吉认为，“学习型组织的真谛在于能有一个富有前瞻性的愿望”。学习型党组织不应当是官僚式、高耸式的传统组织模式，而应当是扁平式、网络式的。学习型党组织应当改变传统的“上级下命令”的做法，真正实现放权、授权、束权。这要求全体党组织成员全身心投入、积极主动地参与组织学习管理等活动，在不断学习、自我修炼、自我管理、自我超越中提升创造自身生命的能力，形成党组织的独特学习精神。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的“人学”（或“仁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作为仁人志士，应当心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伟志，身藏经世治国、经天纬地之雄才。其主要信条有“天地且厚人，人不当自薄”“人欲死天亦难救，人求福惟有自己”“自强之外，无上人之术”等。所以，落实到每个中国人，都会形成儒家和道家兼济的独特的中国人格。这种人格内含自强求索精神。《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讲究相生相克、辩证统一、变通不息。《论语》中有大量关于修养学习方面的论述。孔子认为做学问最关键的在于爱学、乐学。《雍也》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称赞颜渊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乐观勤学精神。孔子认为做学问也要有踏踏实实的态度。《述而》讲：“默而识之，学而不厌。”《里仁》讲：“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雍也》勉励冉求要知难而进、持之以恒，矢志不渝于大道。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地做学问。另外，学习还要有谦虚之心。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些体现了孔子严谨谦虚的治学态度。此外，在学习方法上，孔子重视学思结合、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学习内容上主张博大精深。在学习目的上，孔子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屈原在《离骚》中也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大学》中也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富有自强求索精神的中国人格，或者讲儒家和道家共通之处，就是向往“君子”人格，就是要自强进取、有所担当，人生有限、学习不止。

从中观视角看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由儒、法、道、墨为主的九大文化流派构成的文化整体。以儒、法、道、墨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学习思想文化绵延不绝，它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理论具有内在契合性。首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都重视人的因素。儒家学说讲究重民、民本、民贵，把人作为出发点与归宿，人处于一切工作的中心地位。“修己安人”、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中得到充分体现。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是人性的、人道的、人情的，把人本身摆在核心位置。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都重视团队协作。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重视的人是从属于某个团队的人，是家庭的人、邻里的人、国家的人，人是团体中的一分子，不能脱离团体而单独存在。易言之，即注重整体间人与人的交往，注重团结、和谐，团体的成员必须有团结精神，热爱国家，共谋团体成功。古语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人心齐，泰山移。《论语》讲“礼之用，和为贵”。《周易》讲“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是在强调团体协作的重要意义。再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均注重系统思考和整体观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是一种“整体观”。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观是把世界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和过程，立身处世要以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共处为目标，把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环节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系统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这在《周易》的六十四卦中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它很恰当地反映了系统思维的整体性和层次性特点。而系统思想应当是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一。系统性思维可以保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有力、有效、可持续。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中提出，组织和生命的系统一样，也有其系统完整性，而且还更加隐蔽和深层次地存在着，学习型党组织当然也不例外，可能基于其价值性和政治性要求还更加复杂。组织系统的管理必然首先要求系统思维的修炼。这是因为组织系统往往受到细微且息息相关的系统要素的行动的掣肘，彼此交织地影响着。要深刻研判组织系统中的管理问题的症结所在，必须先了解产生问题的整体的组织系统。

总体来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都注重“无为而治”，注重顺应自然之“道”而为。中国道家思想的核心命题就是讲究“无为而治”。《老子》讲“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无为而治”“不争而争”“治大国若烹小鲜”。其中有很多非常富于智慧的精妙的组织建设思想。“无为而治”的思想可以理解为“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即所谓‘最小—最大原则’”。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管理者应当“抽身谋大计”，宏观掌控、着眼全局、善于放权，使组织成员“有为”而己“无为”。这样学习型组织才能真正“成为‘地方为主’的扁平组织”，使决策权下移，决策行为扎根于每位成员，让组织成员自由实践并负责任于他们自己的构想。

（四）强调“知行合一”的学习模式

强调“知行合一”，注重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始终是中国古代以来知识分子和学人关于学习的一贯思想。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主张言行一致，要求能言者必须先能知，能知者必然能行，强调学习必须与躬行践履相结合，把知识应用到生活实践和道德修养中去，用学得的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荀子不仅把实践看成学习的重要途径，认为“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而且认为学习只有到了能够实践的地步，才算达到目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他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墨子也指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

后世儒家知识分子在学习问题上也基本秉承了“知行合一”的模式，他们大多倡导并且力行“知行合一”，反对知而不行，强调学以致用；反对盲目蛮干，只行不知；强调真知致行，反对一知半解；重视知的内化与行的实践。如南宋大儒朱熹就主张，“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在先；论轻重，行为重”。在朱熹看来，只有经过亲历诸身之行，才能知之真切、笃实，知与行相互依赖和相互提高。为了防止人对知行举一弃一或厚此薄彼，朱熹强调，在为人、为学的过程中，知行必须齐头并进、不可偏废。他一再声称：“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颜元则强调，“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作，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王阳明也提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及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外族入侵、国力衰弱、内忧外患之时局，更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高度，既继承中国优秀传统的治学理念，又借鉴西方的实证科学，强调知行合一的学习模式。如胡适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的治学精华的基础上，提出精博兼顾、行中求知等理念，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思想。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则在强调知行合一、学做合一的基础上，主张学理与经验结合、观察与实验结合等治学思想。

（五）崇尚“学、问、思、辨、行”的学习过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那璀璨浩瀚的文化星河中，闪烁着学习、交流、宽容的永恒之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宽容、和谐、持续学习，这与当前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有着文化上的高度一致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崇尚的天人合一、开放包容、友爱和美等价值体系可以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脉络和民族地域融合两个维度得到有力印证。

从历史上看，从古到今，中华文化不曾中断、不曾消亡，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洗涤和锤炼，吸收了历史上众多的文化流派和支流，汇集成如今浩浩荡荡纳千派的中华文明。我国文化文明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是沿着多民族、多文化相互学习借鉴、兼容并包的宽容和谐文化展开的，是在开放包容的民族生成过程甚至冲突过程中呈现的。从黄帝、炎帝、蚩尤为代表的远古部落文化的沟通交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五霸七雄纷争、诸子百家争鸣，再到南北朝时期演变同归于隋唐之盛，以至辽西夏金元时期民族文化的大交融、大发展，浩浩荡荡的中华文明以多民族的民族文化融合史为主线绘就生成。中华文化从来没有中断，并且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放包容、持续学习。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文化的交锋交流中应运而生的。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杰出领袖非常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学习。这一优良传统一直延续至当前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求全社会包括高校要注重文化、优秀传统方面的学习。我们党在全国包括高等院校掀起了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基层党组织的伟大运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学习文化应当成为这一战略的重要支撑。这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史遥相呼应的。

从地域上看，中华文化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化在冲突中交流融合的结晶。按地域划分，中华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关中文化、秦晋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它们沿着黄河、长江、珠江发生、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按民族划分，中华文化包括56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其中最主要的有汉族文化、满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维吾尔族文化、壮族文化、苗族文化、彝族文化，伴随着民族大迁徙、大流动，各个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大杂居、小聚居，星罗棋布，交融交流。这些文化形态既相对独立地在各个民族中保留传承下来，又在其他民族中得以发扬、改进和融合。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局面，也是因为以儒学、道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和谐共生、交流学习的内生理念。这种内生理念使其颠扑不破、历久弥新。新时期，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应当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镇，不断地学习、梳理、总结、发掘、开发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壮大、在壮大中沉淀，培育一代又一代的中华英才，使他们树立服务人民、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培育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浓厚情感，练就执政兴国、保国富民的过硬本领。

从治学的道路看，中国历代学人都十分重视“为学之序”，强调学习是一个“学、问、思、辨、行”的过程。孔子曾标举“学—思—习—行”的学习过程；此后，荀子也把学习过程明确区分为“闻、见、知、行”四个阶段；《中庸》则进一步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五阶段学习过程理论。

（1）博学，即为学首先要广泛猎取、博采百家。孔子提出“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强调多闻、多见、多识（志），要求人们在闻见中博取，善于在博取广识（志）的基础上择善而从，由此达到“博学”的地步。不过，除了闻见之学之外，历代学人也都十分重视依仗前人已积累的知识来发展自身，孔子“博学于文”的要求和“六经”读本的开列即代表了这种思想。

（2）审问，即指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虽然，孔子极为重视闻见之学，但并不盲目信从。事实上，他就把“道听途说”斥为“德之弃也”；认为在学习过程中，学而不解必生疑，有疑必思问；疑是学的深化，是问的起点、思的开端。故孔子要求人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遇到疑惑不解处要勇于向任何人请教。对此，清代学人刘开总结道：“君子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

（3）慎思，即慎重地思考、思索，亦含有独立思考之意。如果学习知识被动地接受知识，所获得的印象自然不会深刻，也不会发现与提出问题，更谈不上分析和解决问题了。孔子明确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认为学是思的基础与前提，思是学的深化与提高，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学只能沦为死记硬背而所得甚微，思亦必将成为空中楼阁而流于玄虚。因此，所学只有通过有所思这一桥梁才能真正为我所用，此即孟子所谓“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积）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将“慎思”视为学习过程的中心环节。

（4）明辨，即指学习者在思考和探索疑难问题之后，运用概括、判断、推理、演绎、分析、综合等思维方式探求问题的活动过程，是“慎思”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慎思”要达到的必然结果。它要求学习者通过独立思考疑难问题之后，把握问题的精神实质，从而得出正确的、有价值的结论和知识，努力追求“明辨”的境界，做到“以小见大”“以近论远”“见微知著”“睹始知终”。

（5）笃行，即把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过程。正如荀子所说，“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认为行其所学是学习的终极目标，也只有在实际演习过程中才能真正掌握所学。从整个学习过程来看，“笃行”是学习的最后环节，也是学习的终极目标，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牢固掌握所学，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检验所学，其理论依据正是“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

虽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学人大都继承了先秦思想家的学习过程论，基本延续了“学、问、思、辨、行”的论述框架，但所不同的是，他们根据各自对学习的理解，对某一方面问题作了进一步解读，对志向、注意、兴趣、情感、意志等心理因素在学习中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分析，如朱熹说：“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将学习过程看成一个由“未知未能”通过“求知求能”达到“已知已能”，再由“已知已能”达到“行之不已”的过程。明儒王夫之则以孔子、朱熹的理论为基础，以揭示各阶段的内涵及其联系为侧重点，认为学习过程五阶段的任务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相连的，“学、问、思、辨、行”之间，既有一定的逻辑顺序，又有轻重缓急之分；既有学与辨的内在联系，又有学与思、思与学、辨与问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有“行”靠“学问思辨养其力”的功夫。

总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在本质上有共通之处。学习型党组织在中国有着适合其生长和滋养的良好土壤与气候条件，推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可以形成燎原之势。加强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需要立足中国文化沃土和不断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学习思想资源，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和高校的实际加以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诚然，二者的契合必然经历一个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将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和精华与西方现代学习型组织理论等科学思想理念完美融会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也是美好的理论转化为现实、精神转化为物质的实践过程，这样的过程才从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对于真正建设好学习型党组织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也是重要的实践基础和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