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明儒学脉引论

对明代学术思想史的总结大体存在着两种描述方法：一是以阳明心学为明朝学术思想的“大明”，总结者多以阳明及其弟子学脉传承为分析主线，并把白沙心学作为阳明心学的端绪，以念台为明代学术的终结者，这种总结方法以黄梨洲的《明儒学案》为代表，较为全面地总结有明一朝210位儒者的学术思想，超越同时代周海门的《圣学宗传》、孙夏峰的《理学宗传》等书；另一种写法坚持狭义上的程朱理学的价值取向，回归朱子理学，认为阳明心学对明朝灭亡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抬升理学家的重要性，贬低甚至抹除心学家在明朝学术史上的地位，清朝理学家多采用此一写法，这种写法多带有“秋后算账”的时代烙印，代表性著作有沈复斋的《明儒言行录》。如果说梨洲带有对阳明及其门人弟子同情的理解，那么复斋对阳明弟子多有批评之意。可见，学者所采取的价值取向势必会影响其著作的分析框架，而撰者的时代背景、知识背景、所属身份、社会地位对其著书立说的价值取向存在不小的影响。

任何一部概括性著作，无论作者如何的细致与严谨，总与那个时代的学术全貌有一定的差距。因为，任何试图用一部著作来串联或者精细归纳几百部著作的努力，或许可以较大程度契合那个时代的核心议题，但是，不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学术真貌。因为，即便不少儒家学者的学问只是单纯地在践履程朱理学，但是每个儒家学者的生活经历都是不可复制、不可还原与不可全摹的。概括性著作不同程度的失真也就说明从多角度、多层面、多学科看待某个朝代学术全貌的必要性。那么，明儒学脉传承的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隔岸观火”与在场“观火者”“救火者”对火势猛烈的感受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从这一点讲，“在场者”的描述、分析应该是比较重要的，是首先需要考察的。因为有在场者的存在，我们才可以比较真实地还原现场，从而探究真相。同理，对明儒学术思想的研究，明儒学者自身对有明一代学术全貌的分析是我们这一代人首先要了解的。因此，本书的意义就在于让明朝学者近距离说话，或许这样，我们可以更加接近那个朝代的儒家学者。

一 明朝理学家对明儒学脉的系统总结

明朝最早一位对明儒学脉系统总结的理学家是杨畏轩（杨廉， 1452～1525，江西丰城人），他撰写的《皇明理学名臣言行录》（2卷）收录了15位理学家的基本资料，卷上有薛瑄、吴与弼、陈真晟、陈献章、胡居仁、陈选总计6人，卷下有张元祯、罗伦、周瑛、庄昶、黄仲昭、章懋、张吉、蔡清、邹智总计9人。杨畏轩的《皇明理学名臣言行录》是明朝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明朝15世纪理学家的概况的著作，凸显了儒家学者的独立人格和奉献精神，并在每个人后面加上自己的“案语”，有助于我们管窥明初主要代表性儒家学者的学术风貌。不足的是，该著作相当于一部明儒介绍的入门书，并没有深入地对各位理学家的学术思想进行罗列和分析，所收资料过于简略，其著作相当于一部检索性的工具书。后来焦竑（1540～1619，南京人）编辑的《国朝献征录》则是最为全面地收录明儒行状的大型丛书，提供了明儒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文献意义特别巨大。

明代朱学中坚陈清澜（陈建，1493～1567，东莞人）对阳明心学“大明”天下深感忧虑，于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出版了著名的《学蔀通辨》，反对白沙心学和阳明心学，实现其“明正学”“撤蔀鄣”“著归宿”的学术目标。他对当时以赵东山、程篁墩、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家“弥缝陆学”“儒佛混淆”“朱陆莫辨”的“蔀邪”深感担忧，费十余年辛劳，提倡程朱一系内修自治之学。他坚定地站在前辈胡敬斋的阵营里，反对象山、白沙、阳明的“专务虚静”“完养精神”，主张朱子的“主敬涵养”“致知体行”。

明朝第一位学术性总结明儒学脉语录的是江西金溪的王东石，其于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出版著作《大儒心学语录》（27卷），其中卷24～27共4卷涉及明朝儒家，分别是薛瑄、吴与弼、陈献章、胡居仁四人。在此之前，许衡、宋濂、朱元璋、陈真晟对心学这一概念多有阐发。朱棣从政之余将明以前的儒家心学思想系统进行过总结，分门别类，并在每个子项目下加注心学总结，较早地构建了相对完备的心学思想。王东石反复阅读明初四位大儒的著作，选录其中反映心学思想的语录、书信，最后加上自己的“案语”，并提出明朝“道学之明”出自文清、康斋二人，并于1540年（嘉靖十九年）道出“南薛北吴”的说法。《大儒心学语录》一书虽然没有对四位儒家生平、学术思想和从政生涯做简要介绍，但该书体例精备，注重学术性，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明初儒学学脉。

晚明时期，东林党人崛起，虽后来一度“变于申韩”，但理学一度复兴，出现了吴桂森《真儒一脉》、李公柱《学脉正编》（5卷）、王尹《道学迥澜》（8卷）等从理学学脉角度总结明儒学术的著作。吴桂森曾任东林书院第三任盟主，于1626年（天启六年）写就的《真儒一脉》，该书选录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王守仁、顾宪成、钱一本、高攀龙7位儒家语录，其中前4位是获得朝廷从祀的，后3位则是东林党人，对东林党3儒有自己的赞，该书或为其讲学语录。李公柱的《学脉正编》选取理学家薛瑄、胡居仁、顾宪成、钱一本、高攀龙5人语录。王尹的《道学迥澜》选取理学家薛瑄、胡居仁、罗钦顺、霍韬4位的语录，批评阳明心学。

安徽泾县儒家学者赵仲全的《道学正宗》以正宗、羽翼二分写法分类明儒开启孙夏峰的《理学宗传》，该书以罗钦顺、罗洪先等人为正宗，以湛若水、吕柟等学术不纯、造诣不深诸儒为羽翼。理学家内部有分量的总结性著作当属孙夏峰（奇逢，1584～1675）的《理学宗传》，费时30余年，成书于1666年。孙夏峰学术取向上合宗程朱陆王，按照自己的理解，独抒己意，“以大隐之身力肩道学”，其书在儒家人物选取上以人品气节为重。是书收明儒大宗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4人，小宗收诸多儒家计61人（《明儒考》6卷）,《补遗》则收王畿、罗汝芳、杨起元、周汝登4人，总计收录明儒69人。该书由于试图融合宋代理学与心学的分歧，虽收罗明儒众多心学家，但对崇仁学派、江门学派和甘泉学派的师承都没有做出体系化的整理，没有梨州那样深刻的整理和洞见。随后的于准秉承爷爷于成龙（1617～1684）遗训专门编辑了庞大的明儒资料汇编《先儒正修录、齐治录》，所收明朝儒家人物数量一度超过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对明朝每一个儒家学者与核心代表作均有简介，偏重学术性，体例精备，填补相关文献空白，弥补黄梨洲《明儒学案》的一些缺陷。

二 明朝心学家对明儒学脉的系统总结

明朝以心学建国，自阳明精心启迪学术以来，年轻学子闻风鼓舞，多有独立人格，学术佳作自然可观，其后学一度有以经学著称者，如季彭山（1485～1563，绍兴人）对易学、春秋学和诗学的多年钻研。但总体上，阳明后学以心学著说，自出立论，以讲学立身，多开学术新局面。

阳明心学“大明”于天下之初，理学家夏东岩、魏壮渠、余讱斋、杨畏轩等崇仁学派后学就表示出强烈的担忧，或书信往来，或当面质疑，阳明不置可否。至陈清澜大著一出，阳明后学遭遇强大的挑战。首先维护师说的是唐荆川（唐顺之，1507 ～1560，常州人），他的10卷本《诸儒语要》（1602年万历三十年出版）是比较早的维护阳明心学的学脉类著作。为了护卫阳明心学的合理性，唐荆川把阳明心学与宋代理学家诸子濂溪、明道、伊川、横渠、上蔡、龟山、晦庵、南轩、象山心学接洽起来，首次把阳明与慈溪、白沙并列，其捍卫师说之理论探索可见，理论上指明阳明心学存在宋学的知识论背景。

徐鲁源（徐用检，1528～1611，兰溪人）1578年（万历戊寅）出版的《三先生类要》专门编选文清、白沙和阳明三人论学语录，分志学、为仁、政治、性命、游艺五个层面，并每章前有自己的引言。1588年（万历十六年）出版了魏时亮（1559年进士，南昌人）的《大儒学粹》（9卷），该书用4卷篇幅详细地整理了文清、白沙和阳明心学思想，不仅选取了语录，还选取了书信、诗歌，算是较早的全面甄选明儒思想的学脉类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有一篇《大儒学粹总论》，提纲挈领地总结了宋明儒学史。

1596年出版的刘泸潇（刘元卿，1544～1609，萍乡人）的《诸儒学案》一书明儒部分汇总了文清、白沙、阳明、东廓、心斋、龙溪、南野、念庵、庐山、近溪的学案体著作，遗憾的是该书缺少了罗整庵、胡敬斋、耿楚侗三人的语录。刘泸潇一生境遇颇为坎坷，27岁时获江西乡试第一，殿试时因进谗权要张居正，后不得中进士，生活困难。晚年才有在朝3年经历，可惜他个性独立，自己的议案没有被采纳，最后还是辞归，不得朝廷大用。于是，教学谋生之余，刘泸潇广博阅览，才有《诸儒学案》（22卷）的大作。

同时，隐居山间的方本庵（方学渐，1540 ～1615，字达卿，方祉次子，方大镇之父，桐城人）抱着对心学的沉醉，以一己之力于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撰成《心学宗》，开宗明义地赞同阳明心学。该书从最广义的中国心学思想史视野选录文清、胡敬斋、白沙、阳明、王心斋5位儒家的相关语录，并在每个专题下面有自己的“案语”，批评王龙溪的“无善无恶”之教失阳明心学之“真”，试图让心回归“纯理无欲”“至善本体”，这样的写作方法有补救阳明后学的动机，是较早的应和朱王心学的学脉类著作。与此同时，学养深厚却偏于禅学的绍兴大儒周海门（周汝登，1547 ～1629）于1505年（万历三十三年）出版了《圣学宗传》（18卷本），明儒部分用7卷简要说明薛瑄、吴与弼、陈真晟、胡居仁、陈献章、王守仁、徐爱、钱德洪、王畿、邹守益、薛侃、王艮、黄弘纲、何廷仁、徐樾、罗洪先、赵贞吉、王栋、朱恕、韩贞、夏廷美、罗汝芳总计22位儒家学者的生平、语录与学术思想，是较早系统总结阳明后学的学案体著作。《圣学宗传》从人物数量上超过《心学宗》，但学术深度似乎比《心学宗》要差一点。周海门其后出版11卷本的《王门宗旨》则是专论阳明心学与阳明后学的学案类著作，收入阳明、心斋、曰仁、绪山、龙溪5个人的语录、诗歌、书信，该书是为王学争学术地位的重要著作。

唐荆川之子唐凝庵（唐鹤徵，1538～1619）进一步丰富其父亲的这一学脉逻辑，1614年出版的7卷本《宪世前编、宪世编》将阳明心学远追至孔孟诸子，并增加了文清、心斋、念庵、近溪、荆川、塘南诸儒语录，更完备地书写阳明心学学脉，为阳明心学的辩护增加理论上的说服力。唐凝庵心学版的《宪世前编、宪世编》写作体例具备黄梨洲《明儒学案》的雏形。另一位跧伏山间的儒者张卓庵（张自勋，宜春人）费十余年时光于1658年撰成《心书》，从更广阔的心学史层面以自己的理解重新整理中国心学。该书除汇总阳明后学心学经典外，还汇总了朱元璋、朱棣、罗钦顺、海瑞、冯从吾、湛若水、李材、聂豹、洪垣等人的心学语录，填补明代心学史研究的相关空白。该书的宗旨就是汇合朱王，张卓庵说“天地万物之理具于吾心，心以明理，理以治心”，故他要追求“心理混合”的境界，打开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局面，这与孙夏峰的学术宗旨是一致的。

三 连续性的师承与明儒学脉内在进路的新视野

宋儒学脉的师承如下：周敦颐（1017～1073，号濂溪，湖南道县人）—程颢（1032～1085，号明道，洛阳人）、程颐（1033 ～1107，号伊川，洛阳人）—杨时（1053～1135，号龟山，南剑人）—罗从彦（1072～1135，号豫章，南剑人）—李侗（1093～1163，号延平，南平人）—朱熹（1130～1200，号晦庵）—黄榦（1152～1221，号勉斋，福州人）—何基（1188 ～1268，号北山，金华人）—王柏（1197～1274，号鲁斋，金华人）—金履祥（1232 ～1303，号仁山，兰溪人）—柳贯（1270～1342，浦江人）—宋濂（1310～1381，号潜溪，浦江人）—方孝孺（1357 ～1402，号逊志，宁海人）。这条以“至善性体”为宗的暗线，穿越宋元两个朝代约近400余年，所有的儒家以传续道统学脉为己任，或出山从仕，或入山隐居乡野，建立书院，讲学丽泽，关爱年轻学者，培养读书种子，以气节立身，以著作传世，以培养年轻人为己任，如春风化雨般传承中国文化思想体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明建文二年，方孝孺与董伦同主会试，录取吴溥（建文二年二甲进士第一名）、杨溥（建文二年进士）、杨荣等名士。及孝孺身没，永乐朝不得传布其著作，孝孺之学未得“大明”。政府垄断学术，宋儒一脉学脉虽一度在明朝士人学子中断绝，但朱元璋、朱棣等帝王亲身治学，朱棣撰《圣学心法》，使得心学得以广泛流播。待吴溥（1363～1426，古崖，江西崇仁人）、杨溥（1372 ～1466，湖北石首人）感恩于孝孺之人品、气节和情操，私传学于康斋，康斋奋发图志，潜隐偏僻山间，多年涵养，攻深力到，刊落浮华，学脉得以重新接续，康斋的崇仁学开宗立派，撒播于抚州、鄱阳、上饶、衢州一带。白沙于广东接其续，开明代心学之宗，湛甘泉继续推进此学脉，发展传统经学，使得江门心学沾染，教学基础更加饱满，粤学学脉得以形成。受甘泉学的鼓舞，阳明奋起于幽明之域，挽救道学于功利之场，接手白沙心学对心明觉能力的洞察，良知学风行天下。湖州之唐一庵则在甘泉理学之上接续阳明心学，刘念台的老师许敬庵自觉传播唐一庵的学脉。刘念台门人众多，使明代学脉在清朝继续流传并散播海外。

综观宋明儒家学脉传播600多年，其学脉流传依靠的是师者的言传身教，而不仅仅是文献著作的流传。儒家光明人格的照耀力、影响力和亲和力是历代学脉绵延不绝的主要原因，此一传播不因战争而中断，也不因独裁者恐怖般暴力而隔绝，更不因人师的偏好而影响。有时学脉的传承更多地具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特色。如金履祥嫡传许谦、康斋嫡传娄一斋、甘泉嫡传洪觉山都没有有效地传承其老师一系的学脉，颇有“有心栽花花不成”的意味。人师秉着“一个都不能少”“因材施教”“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教法，细心培育，有志为学之士才可以茁壮成长。在宋儒学脉的启发下，本书的写作将连续性地纵观明儒学脉的师承进路，延着吴溥、杨溥—吴康斋—陈白沙—湛甘泉—唐一庵—许敬庵—刘念台不间断的时间线索，围绕明代诸儒的核心范畴与核心概念“至善性体”展开，试图在阳明心学于明朝大澜、大明与大传播的框架外，找寻明儒学脉的新线索，发现有明一朝学问内在逻辑成长的新视野。“无心插柳柳成荫”，于学术亦然，从吴康斋到陈白沙，从湛甘泉到唐一庵，表现了教育家仁爱学子的博爱情怀。

四 明儒学脉的新观照：以吴康斋到刘念台的师承为线索

现代的部分学者通过阅读先儒文献而产生感情上的老师认同，往往会产生击节而谈的崇拜和信服，并在生活上、学术上和行为上与之保持契合，出现所谓的“私淑”现象。“私淑”现象是通过文献传播的途径而实现的，也成为中国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传承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登门拜师，典范如“程门立雪”，好学的学生表现出诚心求学的热忱和对知识的深切渴望。受学名儒门下不仅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锻炼。儒家学者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播的不仅是学术、思想和读书方法，更重要的是为人处世的人生道理和满怀知识兼济天下的视野。文献阅读获得的可能是一种远距离的感悟、体认，可是在老师门下与老师共同读书、学习成长带来的往往是即时生效的知识体认。与醇儒郝敬、来知德、贺时泰、孙夏峰、王心敬潜心山间、教书育人和刻苦著述一样，吴康斋18岁拜学于太子洗马杨溥门下并得到明初心学的大体规模，他知道圣贤必可学而至，并感受到杨溥渊博学识的大儒气象。由于其父吴溥多年春秋学、四书学的启蒙，良好的教育背景使得他做出焚毁“路引”、立志成圣的疯狂举动，吴溥一度与其断绝父子关系。在明道“猎心说”启发下，他回到江西崇仁的山间潜心读书、农耕炼身、潜心教育，经过近60年的诚心育教，培养了一大批15世纪杰出的儒家学者胡九韶、娄一斋、陈白沙、胡敬斋、郑伉、谢复，其中陈白沙、胡敬斋配享孔庙，占据全明配享孔庙人数的一半。

胡九韶是典型的农耕型读书人，“课儿力耕”，诗书传家，其学传丰城杨崇，而杨崇传朱子理学于与蔡清同名的大儒杨月湖。杨月湖一生出仕，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实为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初期崇仁学派后学中与阳明心学互动的重要人物。为官之余，他利用官职之便尽心推动吴与弼、陈献章、胡居仁三人文集的出版、修订和传播，曾亲自祭拜娄谅墓，撰写悼文，弥合、增进娄谅、陈献章、胡居仁等门人弟子与王阳明间学术性交往，是崇仁学派与姚江学派对话的重要桥梁。娄谅（1422～1491）来往吴康斋师门“十有余年”，著作较多，包括《日录》（四十卷）、《三礼订讹》（四十卷）、《诸儒附会》（十三篇）、《春秋本意》（十二篇），可惜皆因战火散失，其弟子有娄性（号野亭，1481年进士）、娄忱（号冰溪，年70没）、潘润（1464～1526，号玉斋）、夏尚朴（1466～1538，号东岩）等。娄野亭至南京太仆寺卿，曾主持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讲学事。野亭遵父一斋所定目录，分门别类，收明太祖至英宗百年国家大事，费十余年于1491年成《皇明政要》, 1507年刊刻（1526年再版）。娄冰溪居家讲学，设馆招待来访学者，“从游者众甚”。夏东岩从政20多年，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为官之余常讲学，曾批评阳明良知学，并与崇仁学派后学湛若水、余祐、魏校、王顺渠等人共同对抗阳明心学的壮大，著有《东岩集》《东岩诗集》二种。潘润则终身以教书为业，官成都教谕，实为儒家中的职业教师楷模。胡敬斋以布衣之身于1467年（时年34）、1480年（时年47）两度主持白鹿书院工作（计约2年），曾于1472年（时年39）赴上饶拜访娄谅，交流学问，旅游唱和，与大儒罗伦（1431～1478，丰城人）、内翰张东白多有书信往来。同时，他也多次批评白沙心学。对于老师康斋在明代的学术意义，胡敬斋说，“方今海内之士，学明德尊，足为师表者，康斋先生一人而已”。其嫡传弟子余祐（1465～1528，字子积，鄱阳人，号韧斋）官至云南布政使，为官30载，多次遭诬陷，不改其志，可谓明代理学能臣廉吏，有巨著《文公先生经世大训》（1514年撰成，1522年刊刻）。自称“私淑”胡敬斋的魏校（1483 ～1543，苏州人，号庄渠）官至太子师，门人弟子多，如王应电、郑若曾（1503 ～1570）、王敬臣（1513～1595）等。但是，吴康斋上述弟子的学脉或因战火中断，或因其后学身体不好，或因外来因素的影响，学脉后传均没有绵延到16世纪中期，唯有广东来学的陈白沙接续了崇仁学脉并发扬光大。

陈白沙自27岁后游学康斋半年，康斋馆接待他。白沙归家静坐读书，研求义理，开江门心学学派，是崇仁学派南传的代表。白沙早年弟子偏于禅学者多，晚年细心接洽门人，其钦点弟子为湛甘泉。甘泉多年入仕，随时兴建书院，又曾管理南京国子监，故弟子多，如吕怀、何迁、唐枢、洪垣、蒋信、王道辈，开创与姚江学派比肩齐驱的甘泉学派。甘泉钦点弟子为洪觉山（洪垣，1527 ～1607，婺源人），但觉山默默治学于婺源乡间，调和阳明心学与甘泉心学，以随时随处体认天理为宗，遗憾的是其学没有传人。甘泉弟子何迁（1501～1574，号吉阳，江西德安人）有著述，因文集藏于日本，国内学者难有其著述面世。甘泉弟子吕怀（约1493～1573，号巾石，江西广丰人）1532年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少卿，其弟子有杨时乔（1531～1609，号止庵，上饶信州区人）、唐伯元（1540～1597，号曙台，广东澄海人）。杨时乔少年父母双亡，自小独立，苦学成才， 1565年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学术上秉承程朱理学，不喜阳明心学与近溪心学。唐伯元1561年进士，以尊经著称，是反对阳明从祀孔庙的代表人物。甘泉四大弟子中传播久远的是湖州的唐一庵，一庵终生以讲学育人为业，晚年得大儒许敬庵，传理学一脉。许敬庵晚年则有刘念台跋涉来学，崇仁学派一系流传至戢山一脉的明儒学脉得以大成。刘念台弟子黄梨洲奋笔多年，以心著学术史，有皇篇《明儒学案》，开清代史学之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