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的人口转变

1957年，当马寅初教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发表题为《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提出控制人口的政策建议时，他所依据的是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的过快的人口增长率。马寅初正确地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是出生率提高、死亡率降低的因素。但是，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他尚未能够运用人口转变的规律预见未来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增长的趋势。

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既完全遵循也充分印证了人口转变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人口转变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剔除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非正常波动后，主要表现为在死亡率大幅度降低的同时，出生率继续保持在高水平上，因而人口自然增长率过快。相应的，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总和生育率通常处在高达5～6的水平上（见图1-4）。

图1-4 中国分城乡生育率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1998年以前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数据库计算，1998年以后根据历次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

然而，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生育率下降只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提倡以“晚、稀、少”（即提倡晚婚、生育间隔和少生优育）为目标的自愿性计划生育，直到80年代才形成了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随后逐步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并得到越来越严格的执行。然而，总和生育率大幅度降低发生在1970～1980年期间，即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从5.8下降到2.3，共下降了3.5个孩子数。而以2008年总和生育率为1.4作为参照的话，1980年以后总共才下降了0.9个孩子数。

国内外普遍把中国的人口政策简略地称作独生子女政策，其实并不十分准确。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生育政策的具体规定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都有所区别，总体上看，农村宽于城市，西部宽于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宽于汉族。近年来，中国实际的总和生育率为1.4，而按照现行生育政策，从全国总体上看，政策允许的生育率为1.47左右，政策规定只能生一孩的人口仅仅为全部人口的36%。

一项计量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人均GDP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中国生育率的急剧下降都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三个变量在不同的时期，对生育率下降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总体而言，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的边际效果渐趋下降，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生育率下降影响日益增强。

按照人口学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旦总和生育率在2.1的替代水平之下，即意味着进入了低生育率阶段。中国政府从国情出发，把1.8的生育水平作为判断生育率高低的基准，并在很长的时间里坚持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处于这个水平。不过，在坚持认为总和生育率为1.8近20年之后，官方静悄悄地放弃了这个生育率的说法，也就是说，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多年低于1.5。

相应的，联合国在2010年发表的《世界生育率模式2009》中，也把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修正为1.4，归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关于生育率水平的国际比较表明，中国在人口转变进程上，已经超过了她的经济发展阶段。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05～2010年期间的总和生育率，世界平均水平为2.6，剔除最不发达国家后，发展中国家为2.5，发达国家为1.6，中国以1.4为准，无可争议地被列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

官方和学术界也尝试探究人们的生育意愿究竟如何，换句话说，在进行政策评估或者政策调整的决策时，人们希望知道，低生育率究竟是政策约束的结果，还是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的。在局部地区进行的调查发现，在假设不受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平均每对夫妻期望的孩子数大约是1.7个。具体来说，在1997年、2001年和2006年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分别显示出的期望孩子数分别为1.74个、1.70个和1.73个。这个水平不仅大大低于2.1的替代水平，也显著低于1.8的官方期望水平。这意味着，即使将来不再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生育率回归到高水平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了。

这个事实验证了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关于人口转变规律所取得的学术共识：三个主要人口转变阶段的依次更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但是，中国人口转变也是颇具自身特色的，中国所面临的政策选择也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人口转变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人口转变的速度快，第二是政府对个人生育的强制性干预。与世界上众多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转变，即由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向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的转变，是以高度压缩的形式完成的。

例如，与几个主要欧美国家与日本相比，中国人口期望寿命从40岁上升到70岁仅用了50年左右，比欧美国家少用了一半的时间。历史上西欧国家（如英国和法国）的生育率（以总和生育率为指标），从每对夫妇平均生育5个子女下降到更替水平的2个左右，用了约75年的时间。与其相比，中国所花费的时间不到30年，仅为以上比较国家的1/3左右。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式的人口转变，即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又并非独一无二的。例如，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台湾都没有实行过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大陆一样，生育率从20世纪50年代大致相同的高起点上，到90年代以后都下降到低于更替水平。而印度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绩效较差，人口转变过程相对滞后，但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轨迹。

生育率的下降及长期处于极低水平，相应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上升，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人口红利。如图1-5显示，在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倒U形曲线处在长期下滑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个倒U形曲线，在一定时间内处在其上升阶段，其间中国经济增长可以收获人口红利。

图1-5 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