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第1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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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克思与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比较

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与阿伦特共同关注的重大基本问题,是理解马克思与阿伦特的前提和关键。马克思与阿伦特都反对传统哲学与政治的“联姻”,二人都因对哲学不满而实现了转向:马克思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阿伦特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反省。但二人并未抛弃哲学,马克思是在“经济学语境”中体现哲学话语,阿伦特是在“政治学语境”中体现哲学话语。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旨趣是“哲学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而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旨趣是“政治问题的哲学解”。

马克思和阿伦特都关注劳动与自由的关系问题,都从劳动入手来解释人的自由。但马克思将“劳动”进行了二分:“必要劳动”和“自由劳动”,主张通过从必要劳动走向自由劳动的“劳动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解放。阿伦特将“劳动”进行了三分: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认为劳动和人的生存必然性相关,只有“行动”才真正体现了人的自由本性。阿伦特建构“行动”理论的这一努力,由于过分重视“行动”的重要性,夸大了其与劳动和工作的对立性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密切相关性,甚至以此区分来否定和批判马克思的劳动观,体现出了她的一种“行动本体论”情结,在根本上走向了一种“行动唯我论”。这里阿伦特存在对马克思的一定误解,马克思的劳动不是单一“规范性”的必要劳动,而是包含多维“历史性”的自由劳动。

在基本意义上说,革命是马克思思想的主题。可以说,马克思是“暴力革命”的倡导者,但并不能因此说马克思就是暴力或极权主义的始作俑者。马克思强调暴力作为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只是革命的手段,它可以减轻“分娩的阵痛”,最终目的是通过暴力来反抗和消除暴力。阿伦特也认为革命的目的在于“公共自由的建制”,但又强调暴力革命与本真政治无关,所有的暴力革命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新的恐怖和极权。阿伦特把“不是自由,而是富裕”当做马克思“暴力革命”的目的,显然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做“物质主义”的误读。在马克思这里,革命就是在批判和推翻“旧世界”中发现和重建“新世界”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革命本质上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构性的,马克思的革命是一种独特的“革命的反革命”。

在一定意义上,“自由”问题是人类和哲学,特别是政治哲学所关注的永恒话题。而作为最同情人类苦难和最关注人类解放的马克思和阿伦特,自然也都重点关注人的自由问题,追求和实现自由是他们政治哲学共同的目标和核心。但马克思追求和实现的是人的感觉和一切特性获得彻底解放的“自由个性”,而阿伦特确是追求和建立一个自由得以保障和实现的“公共空间”。但阿伦特的自由观只是达到了形式的“精神和自由的概念”,还远没有达到马克思“自由个性”的实践水平。说到底,阿伦特对自由的阐述,尽管关注现实——爱这个世界,却根本上源自希腊古典时代,因而更多的是对现实自由的一种理论想象——一种公共政治领域的乌托邦。

阿伦特认为正是“社会的兴起”导致“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侵吞,导致政治自由的失落。因此,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阿伦特那里,不仅是对人们所属的不同生活空间的表述,更重要的是构成了她区分什么是属于政治的标准,以及批判当代世界政治危机和异化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张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取代“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而这一“人类社会”是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组成的“真实的集体”。在阿伦特这里,“社会”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为经济生产目的组织和集合起来的领域,实质上相当于马克思要超越的“市民社会”,而不是马克思要建构的“人类社会”。

在马克思和阿伦特这里,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都是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否定结果,但马克思追求的“共产主义”是人性的彻底自由和解放,而阿伦特反对的“极权主义”却是人性的摧残和毁灭。在共产主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而在极权主义里,“集体的发展”是“每个人的发展”的“条件”。对所谓马克思主义走向极权主义的观点,阿伦特本人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迄今为止对马克思主义的强硬批评中,把极权主义视为由马克思主义直接发展而来的观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为严重的指责”。对此,我们则更需要认真澄清和批判。

马克思和阿伦特都是最为关注现代性的政治思想家。在今天“现代性”全球扩张的时代,对19世纪和20世纪两位最关注资本主义与现代性问题——同情人类苦难和追求人类自由解放的伟大思想家——马克思与阿伦特的现代性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中探索和寻求一条摆脱和超越西方现代性困境的可能性道路,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马克思这里,现代性的本质是“资本统治”,现代性的危机是失去个性和自由的“人的异化”;而在阿伦特这里,现代性的本质是“技术控制”,现代性的危机是失去公共政治自由空间的“世界异化”。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阿伦特走的是一条单纯“复归政治生活”之路,而马克思则走的是一条彻底“变革生产关系”之路。